道德的根源：良知与理性的结合

原创小西cicero 2025-11-14 19:08 日本

良心是天空的种子，理性是大地的土壤。

两者相遇，方能结出自由之果。

——哈维尔

各位好，这两天从自己的一点境遇出发，写了三篇文章，聊了我眼中的道德问题：

你能不能先假设我是个好人

当你推崇“人性本恶”，你就是在呼唤被奴役

你得多没社会学常识，才会信《三体》的“黑暗森林”

很多留言虽然没有放出，但是我都尽量抽空细看了，老实说我还是蛮受震撼的，因为在第二篇文章的论述中我提出了对“人之初，性本善”观念的赞成（或者准确的讲，我至少赞成“人之初，性向善——也即道德的进步与前进是符合自然法的，而不是反过来，认为“黑暗森林”才是宇宙的终极真理），结果很多读了我文章多年的读者表达不赞成，说他们是相信“人之初，性本恶”的，或者至少是“人之初，性本无”，也就是这个世界上无所谓善恶，人可以基于自己的利益任意为之，而道德是一种外加的东西。

还有人说：小西你不是反对宏大叙事吗？怎么一谈到道德问题，你就也宏大叙事起来了。这方面，你应该多学学xx（另一位自称自由派的自媒体写作者）的文章，你看人家就公开鄙视道德说教，觉得道德算个屁。

我回答他说，您别挑拨我，我对其他同行的观念非特殊情况下并不直接怼，但您说的那位作者，实话实说，我觉得这位朋友没有什么学术素养，他只是基于一些自己混社会的朴素观察总结了一套自己的理论，会写两句，加上出道的时间比较是时候，认知又比较接近他的受众，仅此而已。您拿他的话来否定我的推演，这叫“诉诸不当权威”——他是喊口号、赚情绪钱的，我是做思考的，我们严格意义上说不算是同行。

我知道，由于一些特殊的历史原因，还愿意看这篇文章的中国人里十个有八个反对宏大叙事，连带着一起鄙视了道德的。因为中国古代帝制时代，皇权的宏大叙事特别喜欢扭曲和绑架道德，将其作为自己内生化的一部分。

你看，我国古代的道德价值顺位当中，对君主的忠永远在对家庭的孝之上，对家庭的孝又在对朋友和小团体的义，而对朋友的义又在普适的仁之上。于是你就能看到很多以现代普适道德观念看匪夷所思的道德“模范事迹”。

比如《三国演义》里刘备吃人的那个故事——刘备被吕布打的败走徐州，走到山野里没吃的了，山中的刘姓猎户就把自己的妻子杀了给刘备吃，刘备逃到许昌之后向曹操大赞这位刘姓猎户的忠义，曹操还赏了他。

再比如真实历史上的安史之乱中，张巡守睢阳城，城里面没吃的了，张巡又不肯投降，就搞了个“杀妾飨士”，把自家小妾杀了给城里的兵士吃，以激励他们的士气。韩愈后来写《张中丞传》，还拼命的给这种行为打call喊好。

可问题就在于这两个事件你放到现代社会的普适道德标准去看，会发现做事的人非但不是什么忠义楷模，反而都很有问题，因为现代人认为人的底线就是不能滥杀、不能吃人，尤其是对妇孺。你刘猎户为了自己追星就把老婆杀了，你张巡为了保大唐一家一姓的江山，就视小妾的性命表自己的决心。这都是禽兽行为，因为人本身就是目的。

可问题是，这种“现代的道德标准”，真的只有在现代才成立么？我们仔细思索后会发现不是的。孟子所谓“人皆有恻隐之心”，亲手杀掉一个活蹦乱跳、乃至和自己朝夕相处的枕边人，这是个人内心都不可能不受触动，但为什么中国古代的这些古人做这些事时就认为自己在“行忠义”呢？

回答是，因为他们的道德观，被统御他们的那个皇权所大大的扭曲了，皇帝为了实现自己权力和利益最大化，在垄断了表达权之后，刻意编造了一道对自己极端有利的道德观，用其替代了那套人之为人，本来原初应当有的道德观（或者说，西塞罗所谓的自然法），在这套被编造的道德观里，忠在孝之上，孝在义之上，义在仁之上。

所以中国人自古就是以“忠君爱国”作为自己的最高道德标准的，却能一边说着爱国一边迫害和构陷自己的同胞，这就是因为“忠”在我们的道德顺位中最高，而对他人的仁地位却极低。

国以外，而对自己家的重视又在对自己家族外的其他人之上。所以你看很多中国人一旦走出了自己相熟的那个小村镇，到了城市里面对陌生人，往往坑蒙拐骗起来毫无道德负罪感，甚至很多诈骗团伙也可以以村镇宗族为架构搭起来，对团伙外的“外人”完全昧着良心，对团伙内的“自家人”则可以恪守道德秩序、保持协作。凡此种种，说到底都是两千年来养成的“忠孝义仁”道德顺位系统在做过怪。

但问题在于，这套道德系统，才是真正靠皇权维持的“宏大叙事”搭起来的，它是一种对人本性中真实的道德标准，或曰自然法的扭曲与背叛。所以一旦摆在台面上、有官方支持的道德系统随着王朝的更迭同步崩溃，中国人在乱世中往往缺乏一个不依附于皇权的、原生的道德秩序去兜底，这也就是让我们历史上的“天下大乱”总是来的尤为恐怖，黄巢、李自成、张献忠们一旦揭竿而起，就会堕落为最彻底的性恶论者和无道德主义者，不仅对复仇对象旧王朝官府，也对平民百姓，不杀个尸横遍野，仿佛就不能彰显自己反叛的彻底。这也就解释了《水浒传》中宋江一喝醉了酒写诗，不仅要反皇帝，还要反道德，要“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古代中国皇权强行将道德扭曲，并将其与自己绑定在一起。这当然有利于增强皇权的稳固性，却也导致了王朝一旦崩溃，道德的同步溃灭将让社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与之相比，欧洲中世纪虽然也存在国王与贵族对民众的等级压迫，但农民起义无论在频率和烈度上都与古代中国不可同日而语，究其原因之一，就是中世纪欧洲的国王们无法垄断华语圈，从而没有能力将道德与自己的政权合法性绑在一起——哪怕对于骑士，忠诚也仅仅是骑士的七美德之一，而不是居于统领地位最高者。至于普通平民——很有意思，大量文献记载，中世纪的平民对自己的国王其实是没有效忠义务的——你不是我的封主，我不是你的封臣，我凭什么要给你效忠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案例，就是中世纪的国王、贵族要购买其领内农民和商人的服务，亦或者赐封对方为骑士，构建封建关系，才能够要求对方的效忠。

中世纪欧洲的道德裁判权，很长一段时间是被天主教会所保管的，而教宗本人甚至也无法完全彻底垄断对道德定义标准——宗教革命的先声，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最突出的意义，就是终结了教宗哪怕在名义上的道德审判权——一个德意志的神学青年教师，只要他手里拿着一本圣经，也可以公开说教宗贩卖赎罪券是非正义、亵渎上帝、违反道德的。而教宗拿这小子，楞就是没什么办法。

将道德从权威那里脱离出来，成为一种真正用以长久构建社会秩序的社会公器，这个事情对于历史迈入近代来说是必须做的。而同时代的中国——当然也有儒生尝试着做了一下，比如方孝孺就尝试对打进南京城的朱棣说你虽然武德，但是是严重违反我们社会的道德规范的……当然他的下场大家都知道，被明太宗创新性的诛了十族。再然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不那么敢说话了，之后什么大礼议、什么满清打进来时的华夷之变。每次刀子和嘴巴抗衡的时候总是刀子赢。道德就总是被皇权越来越深度的绑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这其实就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骨子里其实都是最深度的性恶论者和无道德主义者，因为我们默认道德和王法一样，是被统治自己的朝廷外加的一个东西。而不像西方人那样认为道德律来自心中或者上帝。而道德又是一个社会完成有效自组织最起码的保证，于是我们的社会每次随王权崩坏时，总是来的尤为彻底惨烈。

清末民初有个学者叫杨度，他后来在袁世凯称帝期间组织筹安会积极为其奔走，杨度论证中国必须有皇帝的理论就是这样的——他在北京火车站看到两个乞丐打架，其中那个乞丐中恶霸抓着那个小乞丐狠打，打的对方都快被打死里，也毫无怜悯之心。可那个奄奄一息的乞丐怎么说：“当今就是没有皇帝，但凡有个皇帝，你还敢这么欺负我吗？”

所以杨度的观点就是这样的——对中国人来说，没有皇帝，就等于没有律法、没有秩序，甚至没有道德，这还怎么得了？赶紧让袁世凯登基算了。

而你分析分析，就会发现杨度的思想光谱，既是一个性恶论、无道德主义者（因为他认为道德是外加的），又是一个霍布斯绝对主义的赞同者，两者是高度相通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崇尚性善论、或者说至少崇尚“向善论”（即认为社会和人性至少应当是向善良发展的）——还是那句话，如果我们否定这一点，人类真的就不配享有自由。

结尾我突然想到了鲁迅先生一篇不那么受关注的短篇小说，叫《一件小事》。

在那部小说里，鲁迅写了一个拉黄包车的车夫，看到一个在路上摔倒的老太婆，出于本性中的善良出手去帮助她。而这件事对小说中的“我”触动很深？

那触动在哪里呢？中学课本往往会告诉你，这是作者发现了劳动人民的淳朴高尚等等。

但其实并不是如此，鲁迅这篇小说就写于五四运动之前，杨度论证说中国人离了皇上连道德都没有的时候，鲁迅讲这个故事的意思其实也很简单——你看，离了皇帝、离了与皇权绑定的那套“忠孝悌义”，道德与善良依然是存在的，人们从自己的本心里出发，依然可以构建一种道德秩序，它就来自于我们的本性，是不需要权力的强制与干涉的。

与那些宏大的“国家大事”相比，真正的社会进步和人的觉醒，往往始于个体道德层面的自省与提升。

这个观点，其实就与几十年后捷克著名作家、总统哈维尔的观念不谋而合。他有两本书我最近一直在读——《无权者的权力》和《政治与良心》。

在这两本书中，哈维尔就提出，人们在回归常识、找回自由的路途上，首先要放弃宏大叙事的思考，回归真实的生活，然后呢？

然后就是在真实的生活中，破除宏大叙事的迷雾，找回与生俱来、却淡忘已久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