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杜茂林 2025-11-11 21:23 广东
▲ 刘道玉。（视觉中国/图）
全文共5960字，阅读大约需要13分钟 刘道玉由此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高校校长。而论职称，他还是个讲师。 他总喜欢敞开办公室大门，无需预约，也没有人盘问，可径直去找他交流。 2021年，88岁高龄的刘道玉仍在南方周末上发文《大学应当怎么办》，呼吁“必须颠覆传统大学的窠臼，创建崭新的大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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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记者 杜茂林
责任编辑｜钱炜
2025年11月7日，刘道玉走完了他92年的一生。
辞世后的第4天，11月11日，前些天一直阴雨连绵的武汉，终于放晴。刘道玉的遗体告别仪式在武昌殡仪馆举行。
早上7点半，吊唁厅前的小广场已站了不少人，低头耳语。多数人须发银白，偶见一些特地赶来的大学生。8点半，入厅致哀前，蓝天上一波一波的大雁集群飞过。
浩大的民间纪念已持续了数天。刘道玉辞世次日，武汉大学在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西一楼搭建了灵堂，开放不久，遗像前已铺满菊花。刘道玉在1953年考入武大后，攻读的正是化学系。
当时，刘道玉怀揣“诺贝尔化学奖”梦想，没想到最终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教育改革家之一，被武汉大学校友称为“永远的校长”。
武大毕业生、中国青年报社原副社长谢湘长期为刘道玉整理书信。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25年6月最后一次见到刘道玉时，他虽然还挺健谈，但精神不如从前。转折发生在2024年年底，妻子刘高伟离世后，“他的精神就垮掉了，身体一直不大好”。
生前，刘道玉曾不止一次说，妻子是他的精神支柱，而他是妻子的拐棍，两人风雨同舟，相濡以沫。2021年元旦，刘道玉夫妇还度过了钻石婚，如今已双双西去。
在谢湘的记忆里，晚年的刘道玉没有特别的爱好，过着“一日思，一日写”的生活，想把所思所想都留存下来。他也开始用微信，在网上回复来自师生、朋友的信件，践行着当校长时写下的“来者不拒，有求必应”的承诺。
2019年，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他时，他右耳失聪，视力低下，右手几乎已无法书写，但仍心系教育改革。
从20岁入读武大算起，除了两次短暂离开，刘道玉就没有离开过珞珈山。在这里，学分制、导师制、主辅修制等是他最为人知的改革成果。尽管这些对今天的大学生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但在1980年代，他顶住压力，开风气之先。
在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下，一批力倡改革的校长涌现出来，有华中科技大学的朱九思、华中师范大学的章开沅、北京大学的丁石孙、深圳大学的罗征启、中国政法大学的江平……他们共同构成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高校改革的图景。
1 “个性太强”
刘道玉有很多标签。有人称他为“晶核”，凝聚力强，在他的周围很快就能生长出一块美丽、巨大的晶体来。也有人说他是“武大蔡元培”。在他治下，武大大刀阔斧地改革，拉开了中国高教改革序幕。
易中天在为刘道玉的回忆录《拓荒与呐喊：一个大学校长的教改历程》写的序言中，把他称为“战士”，“一个冲在最前面的战士。有理想，有担当，也有失策，有失误。”他写道，“战士是会赢得尊重的，哪怕是受伤的战士。”
“战士”刘道玉在1988年受了伤。那年，在他引领的武大改革如火如荼时，他被免职了。官方说法是正常换届，但外界普遍认为，改革步子迈得太大和说话太直，是刘道玉被免的主要原因。
个性强，似乎在他身上很早就露出这一苗头。刘道玉在回忆录中提起一段“入团”往事。他读初中时，学习好，也善于做社会工作，但入团申请一直得不到批准。他找到老师询问究竟。老师回答说，成绩优秀、工作积极是他的优点。“但是你的缺点是个性太强、很自负、爱表现，只要你改正了这些缺点，团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
心里不是滋味的刘道玉想不明白，希望老师再解释下为什么这些是缺点，它们的危害性是什么。老师留下一句“你想不通就继续想吧”便离去。
自那以后，刘道玉冥思苦想，终究没有想通。“如果个性强是缺点，那么个性不强或没有个性不就成优点了吗？同样，如果爱表现是缺点，那什么也不说，什么事也不做的不就成优点了吗？”
越是想不通，他越是觉得，“不能为了加入青年团而承认自己不认为是缺点的东西，也不应当违心地改变自我”。
刘道玉卸任后，“他曾经门庭若市的家后来没人去了。他看到世态炎凉，但很淡然。”在武大读硕士，后来在复旦大学任教的陈家宽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说。
据武汉地方志办公室出版的《名人武汉足印》记载，刘道玉的武汉大学校长职务被免后，曾接受教育部检查组三年的调查。其间海南大学、暨南大学、厦门大学都曾向他发出聘任校长的邀请，但都被他辞谢。
刘道玉就此实现了一次转身。在武大当校长时，他是教育改革的“拓荒牛”，如今他自称变为了“杜鹃鸟”。
1994年，步入耳顺之年的刘道玉创办路石教育改革基金会，想借铺路石之意，为国抡才。他还像杜甫诗里写的那样“终日子规啼”， 接连发文鼓与呼，抨击教育的保守，期盼重回教育改革的春天。
60岁后的刘道玉创作欲旺盛，共出版二十多本著作，发表文章五百多篇。他愈发有一种紧迫感，花了大量时间从各个层面剖析教育问题，比较著名的有：提出去行政化遴选校长、取消研究生免试推荐制等。
2008年，受经济学家熊彼特遗言启发，“行动——光有理想和理论是不够的，只有行动起来，努力改变现状才是对理想的拓荒”。刘道玉把自己定位为啄木鸟，力求在微观上寻找教育中的问题。
一年后，刘道玉在南方周末上发表《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震动舆论场。2021年，88岁高龄的刘道玉仍在南方周末上发文《大学应当怎么办》，呼吁“必须颠覆传统大学的窠臼，创建崭新的大学模式”。
易中天曾提及一件往事。2005年前后，他回武大讲座，无意间谈到刘道玉。没想到，话音刚落，掌声一片。他原以为这些年轻的学弟学妹已不知老校长，本还想做点说明。
“他们怎么会对刘校长如此崇敬？”易中天心想。
“改革精神。”易中天很肯定自己找到了答案。他写道：“刘校长成为武汉大学抹不掉的记忆，中国教育绕不开的话题，并不因为他‘一贯正确’，更不因为他‘完美无瑕’，而仅仅因为他代表着一种精神。他，甚至只是这种精神的符号和象征。”
“而这种精神，就叫改革。”
2 论职称，他还是个讲师
1981年8月22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头版的一则消息宣布，国务院任命刘道玉担任武汉大学的校长。
48岁的刘道玉由此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高校校长。而论职称，他还是个讲师。
二十五年后，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对于这次任命，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事前组织部门既没有征询过我意见，在见报之前，也无人给我吹风。”
最初的惶恐不难想象。经历一阵思想斗争后，刘道玉接了重任。当时的武大，经历动荡岁月后，在全国重点大学排名中一路走低。刘道玉回忆，有人当着他的面说，武汉大学山清水秀，校园环境冠绝全国，但科研不行。听到这些议论，他羞愧难当，又无力辩解。
刘道玉决意改革。改革从何入手？武大老一辈老师和领导的谈话让他看到了线索。
1981年，刘道玉到武大老师们家里跑了一个月，征集到了260多条办学的问题和建议，将它们归类、总结，形成了武大办学必须处理的“十个关系”。
很快，有《人民日报》的记者来问他，一般新官上任三把火，他要怎么做？刘道玉说，从营造自由的学术研究氛围入手，“要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切实保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
1981年，湖南省召开全省招生工作会议，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毛致用从湘潭回长沙，专程看望来长沙出差的刘道玉。刘道玉特意提到杨小凯，希望把他调到武大担任讲师。
此时，杨小凯在“文革”中入狱十年，刚出来不久，又因历史原因处处碰壁。毛致用表示同意。后来，在多方协调下，杨小凯和妻子一同调入武大。
杨小凯在武大讲授的西方数理经济学引起了不少争论，质疑也越来越多。有人问，“一个中学毕业的人怎么能来教大学？”刘道玉以“考北大落榜却成了北大教授的梁漱溟”为例回应：“你们各搞各的研究，各做各的学问，同生共长、互不排斥。”
当时的刘道玉可能没想到，杨小凯后来连续两次被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最有希望获得这项殊荣的华裔经济学家。
在刘道玉的主持下，武大后来影响深远的多个科系得以新生：恢复法律系，起用韩德培；建立法语系，挖来了北大的叶汝莲、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郑克鲁；振兴物理系，引进了中国科学院的田德诚、暨大的黄念宁。
到1980年代中期，武大成了一个神奇的地方，除了起用曾被打倒的大师，易中天、邓晓芒、李敏儒等一批没上过大学、后来以同等学力考上研究生的人，毕业后也破格留校任教。
就这样，学术自由开放的氛围在武大得以迅速营造。
2017年2月23日，湖北武汉。刘道玉应邀作为“创业导师高校行”活动的首期嘉宾，在武汉大学开讲创业创新。（视觉中国/图）
3 敲门，就开
当校长时，刘道玉喜欢敞开办公室大门，无需预约，也没有人盘问，可径直去找他交流。
在经历过刘道玉时代的武大学生记忆中，那扇从不紧闭的大门，成了“改革无禁区”的浪漫意象。
但和很多人想象的锐意改革者不同，上世纪八十年代，刘道玉曾对外放话，“决不争当校长负责制的试点”，一时舆论哗然。对此，他曾公开解释，在当时的体制下，“一个大学校长没有调动一个教师的权力，没有批准一平方米房屋的权力……何以能实行校长负责制？又有什么责可负呢？”
刘道玉转而把改革的首个重点放在教学制度上。在他看来，教学制度的改革直接关系培养人才的规格与质量。以此为基础，学分制、导师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插班生制、转专业制等在武大确立。
推行学分制之前，校内意见不一，反对者认为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套东西，即便改造也不适合中国国情。
1980年，刘道玉从教育部回武大担任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决定先试点再推广，把历史系和物理系当成两块试验田。一年后被任命为校长，他加大力度，于1982年全面推行。
当武汉大学突破意识形态和制度惯性的束缚，它们迅速结出改革成果，在学生中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涌现出大批成才甚至跨学科成才的典型。
例如，用两年半时间修满学分提前毕业的张翰涛，后来成为美国爱荷华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教授。还有由中文系转到数学系的徐传毅，毕业后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录取，5年拿到该校数学和物理学双博士，后在斯坦福大学任教。
武大的转学制度被媒体披露后，来自北大、清华的一些学生纷纷投书，想通过转校飞向包容的珞珈山。
在谢湘的记忆里，那时的武大学生社团组织五花八门，思想家俱乐部、读书俱乐部、樱花诗社、这一代……据不完全统计，总共四百多个。
谢湘说，刚成立的组织都想邀请刘道玉，只要有时间他都去参加。其中就有轰动一时的《这一代》——一本由武大中文系联合全国十三所高校创办的学生刊物。
但让负责编辑《这一代》的编辑们没想到的是，杂志刚出了一期就被人揪了“辫子”。有人认为刊登在上面的文章属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损害了社会主义形象，四处告状甚至招来了调查组。
学生们慌了神，刘道玉站出来保护学生。时至今日，谢湘还记得刘道玉安慰她们，“青年学生写些习作，能有多大问题？能出多大错？何况你们都是团干部、好学生”。
刘道玉爱学生是出了名的。他把自己的电话、家庭住址、联系邮箱向学生公开，学生只要去家里找他，敲门就能进。谢湘记得，有位新闻系的学生写文章回忆老校长，标题就是《敲门，就开》。
1988年，刘道玉卸任校长。卸任后，他屡次辞官不就，依然从事着他割舍不下的教育事业，也赢得“永远的校长”之名。
4 “茫茫九派流中国”
刘道玉的改革，让当时的武大有了“珞珈山特区”“大学里的深圳”之称。
几乎同时，深圳大学也迎来了自己的校长。1983年，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罗征启主动请缨，南下参与创办深圳大学，两年后出任校长，提出“自立、自律、自强”的治校精神，影响了一代深大人。同年，丁石孙被选为北大校长，开启了北大又一段“兼容并包”的改革岁月。
后来同样被称为“永远的校长”的江平，也在1988年出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倡导“只向真理低头”，将法治精神注入法学教育的血脉。
在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秦前红看来，他们的治校方式或有不同，但骨子里刻着的都是对人的尊重，对独立人格的推崇。“这是那一代改革校长的文化基因。”
秦前红很幸运地赶上了那个时代。1981年，他考入武汉大学法律系。他回忆，那时的高校散发着理想主义的气息，老中青聚在一起研究或争辩。“这就是学生心目中大学的样子。”秦前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在武汉，流传着“学在华工，玩在武大、爱在华师”这样一句顺口溜。这句话背后，对应着当时活跃在武汉的三位教育改革家：华中工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前身）院长朱九思、武大校长刘道玉、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章开沅。他们惺惺相惜，共同成就了当时武汉的大学风气。
三人中，朱九思年龄最大，比刘道玉年长17岁。他是学哲学的的文科生，管理的华工却是以严肃著称。很多人的回忆文章里都提到这样一个细节：朱九思拄着拐杖巡视教室，甚至去旁听，以督促老师、严管学生。
谢湘记得一件事。1980年代，国内兴起排球热，有女子排球比赛在武汉举行。武大的学生非常活跃，不亦乐乎地看比赛。但她甚少见到华工学生的影子。“因为朱九思要求学生在校老老实实学习。”她说。
虽在校风管理上有不同认识，但对学术自由的推崇，朱九思和刘道玉却是一脉相通。朱九思提出“大学之本在教师、大学之路在综合、大学之源在科研、大学之魂在学术自由”的办学理念。
由此，朱九思狠抓师资队伍建设，让当时的华工积聚了一批人才。他重视人文教育，主张走综合化的道路，提出把华中工学院办成综合性大学，由此奠定了后来华科的地位。
历史学家章开沅比朱九思小10岁，1985年出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他此前没当过副校长，连系主任也没做过，最大的官是教研室主任。就职大会上，他不描绘“蓝图”，只在发言最后许下承诺：“我宁可站着倒下去，也不躺着混下去！”
和刘道玉一样，章开沅爱与学生聊天，经常到食堂与学生一起进餐，鼓励学生发展社团。他说“头长在自己身上，理应属于自己”。
章开沅常对教师们说：“没有学术自由，只能培养庸才，培养不了具有高度创造力的人才。”秦前红记得，那时，华师经常放各国电影，其他学校的人都可以去看，交流思想和信息。武大则以讲座多著称，来听讲座的外校生不计其数。
这一段经历给当时的许多人打下了精神印记。秦前红说，后来他当老师，始终记得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这是受到老校长潜移默化的影响。”
“那时的武汉真是茫茫九派流中国。”谢湘说，在“改革不怕试错”的基调下，年轻人们生龙活虎。而校长们各显其能，各有特色，不求整齐划一，开辟出一片新局面。
随着刘道玉辞世，一代校长远去。易中天在刘道玉回忆录的序言中写下这样一句话：“人们肯定刘道玉，其实是肯定改革，怀念刘道玉，其实是呼唤改革。改革是没有‘任期’的。”
（黄馨悦对本文亦有贡献。部分内容参考自刘道玉《拓荒与呐喊：一个大学校长的教改历程》《创造：一流大学之魂》、野莽《一个人和武汉大学的历史传奇》、章开沅《章开沅口述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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