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 11月11日 02:43
三联生活周刊记者讲述职业成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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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记录了《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王珊的职业成长历程。从半路出家成为社会记者,到在紧张的周刊节奏中磨练采访和写作能力,再到报道江歌案、幼儿园凶案等复杂事件,她分享了如何从极端矛盾中梳理事实,以及在报道中逐渐深化对社会报道意义的理解。文章强调了“事实至上、公共性为本”的原则,以及“天花板很高”的工作环境带来的职业发展空间。同时,也展现了记者作为诚实、笃定的记录者,在记录和见证中寻找真相的职业追求。

🌟 **职业起点与早期磨练:** 文章作者王珊最初并非科班出身,而是从科学媒体转战社会报道。在《三联生活周刊》的早期,她被安排从冲突激烈的突发事件入手,通过高速、高强度的采访和写作,锻炼了快速梳理复杂事件、挖掘事实细节的能力,即使在疲惫不堪时也要保证稿件质量,这为她打下了坚实的记者基础。

⚖️ **深入复杂案件的历练:** 作者详细描述了报道江歌案的经历,包括在日本庭审现场的紧张记录、多篇报道的快速产出,以及如何在信息洪流中辨别事实、呈现真相。她还分享了报道幼儿园凶案和吴谢宇案的经验,强调了采访过程中需要摒弃预设偏见,深入挖掘人物的复杂背景和命运交织,展现了社会报道的深度和人文关怀。

💡 **社会报道的意义与追求:** 文章阐述了《三联生活周刊》在报道极端事件和罪案时,重点不在于猎奇细节,而是关注宏大、根本的社会背景,如弱势群体的困境、年轻运动员的压力、农村家庭的脆弱现实以及心理健康行业存在的风险。作者认为,新闻工作是与记录和见证相关,目标是尽可能接近真相,做一个诚实、笃定的记录者。

🚀 **“天花板很高”的工作环境:** 作者认为《三联生活周刊》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其“天花板很高”的工作模式,记者几乎不受限于特定领域,可以广泛涉猎科学、教育、医疗、社会事件等。这种开放的环境鼓励记者不断拓展写作深度和广度,与优秀的同事一起奔跑,是一种幸福的职业体验,也让她从不自信变得更加坚定。

🧐 **个人成长与职业认知:** 随着年龄增长和经验积累,作者逐渐认识到成长是不断撇除偏见的过程,并深化了对社会报道意义的理解。她从最初的自我怀疑“我适合做记者吗?”逐渐转变为“我能成为一个好的记者吗?”,并最终坚定地认为,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并成为一名诚实、笃定的记录者,就是一种幸运和价值。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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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珊
“读者要看”

时间走得好快,一步不回头。

2017年8月1日,我来到三联生活周刊工作。帮我办理入职的是高老师,几年前她已经退休。已经想不起单位装修前她的办公室布局,只记得那天,我是跟刘畅一起办理的入职。在我前面半年,王海燕入职。王梓辉比我早三个月,刘周岩早一个月。半年后,黄子懿和从志也来了。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将他们和其他差不多年龄的同事,称为“职场发小”。周刊的节奏清晰而紧凑,周一截稿,周二开选题会,晚上聚餐打游戏,第二天又各自奔赴不同的采访地。循环往复。

《死了一个娱乐女记者之后》剧照
我是个半路出家的社会记者。2013年研究生毕业后,我进入一家科学媒体,做了两年多的科学报道。那时的日常,是追踪各个领域科学家的最新成果,泡在晦涩的论文里,再去联系他们做采访。那段时间让我接受了逻辑与结构的训练,也培养出一种对事实细节的敏感。后来,这些能力迁移到社会报道中,能帮我很快便能在复杂事件的荒芜中,梳理出事实的脉络。

2015年8月前后,我开始思考是否要转做社会报道。那时天津爆炸发生,许多媒体赶赴现场。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焦灼——我在做什么?我在找专家分析爆炸现场的化学品特性。当然,这也是重要的报道角度。但那种无法靠近现场、无法触摸事实的失落,最终促使我离开了这份体制内岗位。

这种冲动,在三联得到了最饱和的释放。在这里做社会记者,编辑部有一条几乎不成文的准则——年轻记者入职后,必须从那些冲突最激烈的突发事件写起。要在极端的矛盾里,锻炼最基本的采访、理解和笔头能力:既要有速度,又要追求深度。因为不喜欢熬夜,每周一的凌晨,是我最常赶稿的时间,为了把自己薅起来,闹钟五分钟一个。我经常两点起床,夜晚真的静谧,只能听到键盘的噼啪声,声音消失时,基本是写到卡壳的状态。我记得2017年国庆前的最后一个截稿日。那天早上四点,敲着键盘的我,发现脑袋里词汇都在,但已经很难去连成句子。那是我对大脑疲惫第一次有如此明确的感知。

《镜子森林》剧照
但节奏最紧张的一次还是报道江歌案。2016年11月,就读于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江歌被闺蜜前男友陈世峰杀害。第二年12月,案件在东京开庭审理。在日本的不到两周内,除了要参加庭审,还要线下采访,我发出了8篇微信报道和1篇一万多字的杂志稿件。现在都有点惊讶当时的工作量,只记得大家说“读者要看”。

日本法庭里配有日语翻译,庭审不允许带电脑、录音笔,只能靠手记。检察官和陈世峰的辩护律师轮番举证、辩护。每天,我都在飞快记录双方的争论要点,恨不得能再多生出一双手;脑子里同时要过滤信息,分辨陈世峰与律师的说辞,同时还要想着怎么把这些琐碎的叙述呈现在当天的报道里。庭审是傍晚结束,因为晚上要出稿,我常去法庭旁的一家小馆子写稿——那家店只营业到七点。住所又太远,有时来不及只能抱着电脑坐地铁台阶上继续写。现在脑海里还能用余光看到一只只从身边穿梭而过的鞋子。

回想下来,或许比紧张的节奏更需要面对的,是编辑部一贯的另一条准则:出差必须带稿子回来。每当开始一个新的选题、去往一个新的地方,整个人的心力和注意力几乎都被“稿子能否完成”这件事占满。至于他人的注视、惊讶,甚至关心,都无暇顾及。但停下来的时刻也会焦虑。那时最常读两本书,一本是《三联生活周刊十年》,一本是《三联生活周刊廿年》,是当时同样处于焦灼写作状态的张星云推荐的。里面是不同时期的周刊记者对他们采访经历的记录和回忆,也讲他们如何度过焦灼与倦怠。

这两本书里,印象深的有两件,一是大家熬夜写稿欲哭无泪的时候,就一遍遍默念编辑部里的名言:“天亮了,稿子就会出来的。”另一件是,有个记者,写作前有一番心理的自我抚慰仪式,她甚至有两套写稿服,一套红的,一套绿的,视不同的心情而穿。后来,我开始写稿前,就会把家里收整一番,方圆几米内能分心的东西全都藏起来。这两本书跟着我在北京搬了好几次家,一直放在我的书柜上。反复翻阅下来,我的感受是——大家面对的煎熬其实都差不多,既然他们能坚持下来,我也可以。后来,我将它们推荐给了更年轻的记者。

复杂景深

过了三十岁以后,我渐渐意识到,成长其实是一个不断撇除偏见的过程。

2018年10月,一位40岁的女性在幼儿园门口行凶。最初看到新闻时,我注意到她是个常年的上访户,心里下意识就想——这大概是一个“上访无望的报复社会”的故事,没什么新意。副主编吴琪批评了我。她说:“从来没有一个记者在还没进入选题时,就能判断它有没有意义。你必须去。”那天下午,我就已经站在重庆的街头,挨个打听、找人。随着采访的深入,这个事件背后的复杂景深开始呈现——那位行凶者,在城市急速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被社会边缘化,积累了深重的孤立与怨怼;而受害者们,是刚在重庆刚立脚的新城市人家庭的孩子,他们的命运在一次极端事件中交织。

《电视报道记者 连接新闻的女人们》剧照
真实的采访现场很多时候跟预设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做吴谢宇案报道时,在副主编吴琪和我知道吴谢宇曾交往过一个的性工作者女友时,一开始我们会想象这个女生可能是八面玲珑和世故的。后来找到这个女孩后,却发现她其实挺命苦,在农村的家里不受重视,初中未毕业就出去打工,之后误入歧途。吴谢宇的出现之于她甚至像生命里一盏耀眼的灯光,她甚至觉得对方能将她从泥潭拉出,可是这很快破灭了。而她的人生因为吴谢宇曾经的出现,又蒙上了一层新的阴影。


在一系列采访与追踪,尤其是做了编辑后,我对社会报道的意义有了更深的体会。对于那些极端事件或罪案,三联追踪的重点,从来不是去刻意呈现最骇人听闻的细节,而是要看到更宏大、更根本的背景——那些与每一个普通人息息相关的社会脉络与情绪根源。比如,温州一名28岁的智障女性去世多日才被发现,陪伴她身边的,是两岁的儿子。这是一个关于弱势个体被遗忘的悲剧。又如,一位17岁的羽坛新星在比赛中猝然离世,通过对他生命轨迹的追溯,我们看到的是年轻运动员在激烈竞争中的新困境。

一个家族里,两个外卖员相继离世,让我们得以触摸到另一种脆弱的现实:越来越多的农村家庭顶梁柱在城市生活的压力和家庭的需要下返乡,从事看似便捷、无门槛的外卖工作,但他们的身体正被高强度的劳动与不稳定的收入慢慢透支。还有一个女孩,在接受多年心理咨询后结束生命,她的离开让我们思考,在这个心理健康需求日益增长的时代,火热的市场与尚不成熟的行业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空隙与风险?


我们的主编李鸿谷曾经提过,在三联,两个原则是被在反复确认的:事实至上、公共性为本。这两个原则同样体现在我们其他类型的社会报道中,也是信息洪流中最稀缺的。在重大灾害面前,三联一直追求最快的反应与最有价值的呈现。比如说贵州榕江洪灾,洪灾为什么能够将一个小城淹没,它指向的是极端天气频繁的前提下,小城市的防洪防涝系统的建设。去年梅大高速坍塌的报道,我们思考的是高速公路飞速发展背后可能存在的隐患。而对甘肃积石山地震的采访,我们的疑问是,为何一场中等强度的地震,会造成上百人死亡?这背后除了贫困,还有其他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今年十一前,主编李鸿谷跟我说,作为编辑,要跳出自己的局限。一开始我并没有完全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后来想了很久才慢慢明白:“跳出局限”,其实包含两层意思——

《新闻女王》剧照
一是要守住我们已经胜任、并能做得出色的选题类型;二是要不断开拓更丰富、更多层面的题材与视角。社会的脉动是多维的,我们和读者都需要看到更多的层面。

上半年,我们其实已经在尝试这样的拓展。比如,蒋雨融在哈佛的毕业演讲,引发了公众关于社会公平的热烈讨论。我们记者随即联系到蒋雨融,做了一次非常好的对话;同时,也联系到了2016年第一位登上哈佛毕业演讲台的中国男生何江,他来自湖南农村。两个人的背景截然不同:一个成长于国际化的教育环境,一个来自中国乡村。相隔十年,他们先后站上同一所大学的讲台——这不仅是个人命运的对照,也折射出社会阶层流动、国际视野的变化。这样的报道方式,本身也是对当下最真切的记录与回应。

天花板很高

不管是做记者,还是后来做编辑,很多人问过我:三联最吸引人的地方在哪里?我说,这是一份“天花板很高”的工作。三联是少有的记者几乎不分线口的新闻媒体。科学、教育、医疗、社会事件……所有选题几乎都可以纳入社会报道的视野。可以说,周刊把一个很大的世界无保留地开启给了我们。


一个年轻记者进来,很难真正遇到职业的瓶颈。当你能写出四五千字的稿子时,大家会鼓励你写到一万字、两万,再到五六万字,甚至成为一本书。而且你会发现,身边的每一位同事都那么优秀、坚韧,各自拥有让人羡慕的闪光点。偶尔会想,要是能把他们的优点都装进自己身上该多好。能和这样一群人向前奔跑,是一件幸福的事。

做记者之前,我一直都不算是个自信的人。在学校里,我很懵懂,三观尚未成型,糊里糊涂地一直缩着,直到研三才真正踏出校门。后面的经历多少有点随波逐流的意思,去学校推荐的科学媒体实习,实习三个月单位招聘,笔试面试,最后留下了。这些顺理成章让我一度对自己成为记者很不自信。我,没有什么写作经验、也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甚至跟人说话会脸红、也不够勇敢,怎么能够做记者呢?

《白日之下》剧照
也因此,从业很多年之后,我都在重复询问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从我适合做记者吗,能做记者吗?后面慢慢变成,我能成为一个好的记者吗?我真的是一个好记者吗?被我询问的人包括我的导师,我曾经的编辑,面对他们肯定的答复,我还是会望着他们,试图从他们的脸上确认这些话语的真实成分,以确定他们不只是为了鼓励我。我不确定是不是每个做记者的人都会经历我这个过程,或者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独有经历。我不知道如果没有走这条路,我的人生会是哪番模样。但确定的一个点是,一直到现在,对于这份工作,我依然有热爱在里面。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也是人生的一份运气。

《Run on》剧照
这几年做编辑,看着记者们年轻而新鲜的面孔,与他们打交道时,常常会觉得,好像在看当年的自己。他们比我更勇敢活力,对世界充满好奇,写作的欲望强烈,身上有一种天然的正义感。在与他们一起做报道的过程中,我们也不断地在讨论:该如何理解这份职业。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我更愿意把新闻视为一种与记录和见证相关的工作——它的目标,是尽可能去寻找、去接近一件事情原本可能的模样,也就是真相。能做一个诚实、笃定的记录者,就已经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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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球球 / 审核: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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