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套今天头条，转发3月旧文。
高度依赖政府兜底，从治理模式上，本质是缺少必要的全民自治基础，也就是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志愿组织，但也不能盲目照搬西方的做法。因为在中国，基层治理有一个非常成熟、强大的组织，那就是党的基层组织。
未来要在党的基层组织引领下，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基层自治体系，而不是为了自治而自治、舍近求远。今天头条文章谈到了上海老旧小区物业服务重构，就是以党的基层组织为核心。这需要全民开智、人人如龙。
中国和国外政党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在中国，党不仅是意识形态动员组织，更承担了中国社会组织尤其基层组织的重任，解决了中国几千年来没能解决的基层动员和组织难题。
比如中国农村，自古以来就是自治，依靠乡贤、村老、宗族治理，古代官员致仕就会回乡安家置业，也承担一定的乡村治理功能。但这套模式负面性也很大，比如明朝，就是因为勋贵、官员、有功名的读书人享受非常高的免税额度，严重侵蚀了明朝的财政基础，比如徐阶在家乡就坐拥20多万亩良田，比严嵩还有钱，当地百姓苦不堪言。《林居漫录》就记载“华亭在政府久，富于分宜，有田二十四万亩。子弟家奴暴横乡里，一方病之，如坐水火。”
导致明朝干弱枝强，明明拥有极为强大的经济和武力基础，却莫名其妙的亡了。
国内一直有些人想要恢复所谓的“乡贤治理”，搞出来所谓的“新乡贤”，某作家建议继承中国古代乡贤文化，允许官员、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告老还乡”，从而促进农村发展。
虽然2016年1月中办、国办也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意见》，强调发挥离退休干部的作用，但并没有开“告老还乡”的口子，事实上一直在制度上禁止退休干部到农村占地建房。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不允许城镇居民到农村购买农房、宅基地,不允许退休干部到农村占地建房”，但也需要明白，之所以再次明确，而且归纳为“两个不允许”，也是因为现实中违规的情况多了，必须采取高压措施。
之所以有人会提出所谓的“新乡贤”，也是看准了中国农村发展严重缺乏人才的现状，想要实现乡村发展难度极大。尤其是几十年来，农村包括人才、资金在内的生产要素始终在净流失，多数村庄人口结构已经从正常的纺锤形变成了哑铃型，也就是20-49岁的中间层大量流失，村庄变成了一老、一少留守，不仅要担心未来谁种地的问题，更要担心中国农耕传统文化这个根由谁来继承。
虽然1998年就正式确立了农村自治制度，开展村民直接普选，但由于农村熟人社会的现状，当选书记、村长并不代表这个人能力有多强、觉悟有多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钱有势有宗族力量，虽然有不少书记、村长确实干了很多实事，但各种问题也非常多。
在这一背景下，2015年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目标在2020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是要彻底终结几千年来中国农村从未解决的问题，指望薄弱的农村自治力量，绝无可能。
在民间力量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党的组织承担了社会组织、基层组织的重任。从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体制内单位抽调大量人员，组建了25.5万个驻村工作队，选派超过290万名第一书记或驻村干部，这些人都来自县级以上单位，以第一书记、驻村干部为锚点，带动党和国家的力量切入农村，打破了农村自治出现的种种问题。
可以说只要能够很好的完成驻村任务，就足以管理一个镇子，也确实有第一书记因为出色的表现，被留在了地方，从镇长开始转入主线干部队伍，有的30岁冒头已经晋升县长。当然大多数干了两年之后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
驻村干部要做的事情有很多。
要把涣散的基层组织重新恢复，起码村民有事的时候能找到组织，能够向上级反映；
要帮助村里扶持壮大专业合作社，让村里人有一个打工的地方，把村里的农产品卖出去，有了产业才能实现稳定脱贫；
要落实“两不愁三保障”，做好建档立卡动态更新，精准识别五保户，确保让真正困难的人群能够享受到国家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政策资源；
在组织重建和产业扶持基础上，还要重视文化教育，如古代乡贤一般，做好劝学，督促留守儿童的学习；还要促进移风易俗，处理农村的种种矛盾，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用棋牌室、图书馆、文娱活动等健康的娱乐挤压赌博等恶俗。
等等，需要处理的问题太多了。当然也有被打回原单位、被追究法律责任的，但绝大多数都最起码合格的完成了工作，几年下来中国三农面貌焕然一新。
之所以曾经非常知名的“三农”专家，对中国三农现状存在诸多错误认识，主要就是因为2016年之后，去一线调研不足，还在拿2015年甚至更早以前的认知去看待当下，自然就会出现错判。
但总不能一直靠抽调党员干部去搞农村建设，终究还是需要农村自身能够形成强大的基层自治组织。
农村不仅是基层自治组织不足，还有很多关键人才匮乏。比如要发现、盘活农村资源，很需要以现代思维去经营农村，也就是“乡村职业经理人”“农业职业经理人”，目前有的地区已经在试点。比如四川崇州就在进行“农业职业经理人”的培育，相比技术型人才，农村最缺的是经营型人才。
除了管理，在产业扶持方面，也缺一个类似日本、韩国农协这类从上而下、从下而上的全国性组织，注意绝不是要复刻日韩农协，日韩农协搞成了不顾全局利益的垄断组织，为了少数人利益损害全民利益，这是错误的。
但对当前的中国三农而言，正是由于缺乏一个全国性组织，导致农民没有形成合力，没有直接利益代言人，不利于平衡城乡之间的利益关系。注意，在两点之间有无数的中间状态，政策要做的就是找到最平衡、利益最大化的点，并且根据情况变化动态调整，万万不能搞非此即彼的极端化。
除了宏观的管理，在农村很多具体事务上，也缺乏成熟的关键人才和组织。比如土地流转，之前设计的时候，是希望土地流转到擅长种地的人手里，结果实际上土地流向的往往是亲戚，留在村里的亲戚未必擅长种地。从制度上，缺的是土地流转的中介机构和经纪人，如果有这样的中介机构，村民就可以把土地直接交给中介机构，由机构去寻找善于种地的专业人才，对各方都好。
不仅是农村，中国各个领域都存在普遍的基层组织、社会组织、自治组织的短板。
比如昨天《》谈中国企业出海，因为没有成熟的行业协会或者地区协会，导致中国企业在跟外商谈判的时候，很容易被各个击破，彼此之间也往往进行价格内卷的恶性竞争。所以在面对沃尔玛压价的时候，只能国家出手，由商务部去约谈沃尔玛。
但如果中国有比较成熟的行业协会，先去跟沃尔玛博弈，那么国家就不用这么早就插手，效果会更好。
还有在城市生活，普遍面临的物业问题，其根源也是基层自组织的严重不足。
目前在街道和居民之间，普遍有居委会，但多数小区没有站在业主利益一边的业主委员会。当前法律赋予了业主委员会很多权利，但因为种种原因，可能是与开发商存在纠纷，也可能是原来的物业公司阻挠，还有的则是居委会、街道的关系户，再加上业主之间不团结、利益诉求不一、参与自组织的积极性不足，想要成立业委会，难度极大。
要么是凑不齐居住面积、业主人数的双过半表决，再不然就是拟推选的业委会成员因为资质问题被举报，还有业委会成员自身能力不足等等问题，面对掌握优势资源的物业，很难办。可能三年、五年也搞不起来业委会，以至于想要查账或者动用小区大资金，根本不现实。
中国这么大，小区数量超过100万个，如此复杂的利益纠纷，不可能指望街道、居委会能够协调，只能以业主为主。想要搞成一个业委会，把小区的管理权收回业主，让物业为业主服务，需要整个小区业主拥有较高的综合素质，能够形成普遍共识，还要求业委会的成员要有时间、有技能、有公信力，能够应对复杂的利益纠纷。
指望业主单打独斗是不够的，除了政府介入，还需要成熟的社会化组织。比如需要专业的第三方机构，搞出一套成立业委会的标准化流程包，还要能够拿出成熟的技术工具，解决投票双过半的问题，甚至为成立业委会的前期投入提供专项贷款。
方方面面的短板太多了。
党和国家能够从全国抽调几百万人投入农村脱贫攻坚战，是因为长期以来，一直是“党管三农”，但像市场经济的企业出海、小区的业主自治，还有公益慈善等其他社会化组织，总不能都压到党组织身上吧，那也管不过来啊。
国家一直希望民间出现强大的社会组织，绝不是某些人说的国家不允许。实际上，发展社会组织已经成为国家的一项长期政策，从2008年开始，社会组织、基层社会管理，就已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截止2025年社会组织已16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枫桥经验”就是发展社会组织的典范，2019年写入了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2024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但就像建立属于中国的自主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实现思想自主需要很长时间一样，要想建立普遍而又强大的基层社会组织，也不是10年、20年能够完成的。方方面面的进步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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