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一提起“社会工作”，想必大家会本能地说出“社会工作是秉持利他主义价值观，以科学知识为基础，运用科学的专业方法，帮助有需要的困难群体，解决其生活困境问题，协助个人及其社会环境更好地相互适应的职业活动”。

可是，社会工作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句话中的“科学”“专业”“困难”“问题”以及“相互适应”又有什么具体意涵呢？在阅读了《蒂特马斯社会政策十讲》、《社会发展：社会福利视角下的发展观》、《社会福利：政治与公共政策》等经典著作后，我尝试从微宏中观的社会背景、社会结构与微观的个人介入角度理解这一定义。

二、社会工作的产生与使命

将社会工作放在现代化视阈下考察，会发现所谓社会工作是随着现代社会转型出现问题以及所需采取的应对措施，它是现代社会的工作。学者童敏指出从生活方式影响角度而言，现代社会出现了三次转型的要求：第一次是从血缘和地缘为主的乡村社会向业缘为主的城市社会转变；第二次是从人情关系的社会向理性法规的社会转变；第三次是从单元化的社会生活向多元化的社会生活转变。总之，“我们的技术、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社会工作的要求也有所改变。

我们的社会在急剧变迁，通过社会发展以促进人类福利，但更多时候发展更强调的是经济进步，缺乏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社会政策以使社会发展目标相和谐，未能保障经济进步使整体人口受益。即米奇利在《社会发展：社会福利视角下的发展观》中指出的“扭曲发展”，不仅体现在贫困、匮乏、健康水平低和住房不良等方面，也表现在许多人口群体被排除在充分参与发展之外。

琼·罗宾逊则直指：“一个人的消费可能减损别人的福利。”与经济学中的外部性相似，一项政策的执行会给一定的群体带来福利、促进极大的经济发展，但必然存在社会成本。这极有可能转嫁至公共的“社会服务”，也可能由受变迁“损害”的个人负责。例如，计划经济时期的对农产品的控制、支持城市工业化发展的代价表现为对农村农业经济的破坏，所以会产生乡村社会工作，这是社会政策要产生较大而非较少的再分配效应、对当前社会问题作出有效反应的社会福利途径。

同时，社会福利途径逐渐发展出三种类型，即矫正性的、预防性的和发展性的。预防性和发展性的社会福利途径可以结合蒂特马斯在另一本书《礼物关系》的概念理解，即像血液供应这样的领域，利他主义的“礼物关系”比市场关系更有效、更道德。在当今社会政策中，可以理解为医疗保障里对医疗基金池的投入与储蓄，放在社会工作领域里则可联系“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务模式——一种基于社区互助的养老创新模式，通过时间存储与兑换实现养老服务的跨时空互助。

三、社会工作协助个人成长与变化

无论是弗洛伊德提出的精神分析，还是后来实务模式采取的优势视角、认知行为疗法，都强调社会工作要关注个人心理、认知、情感、行为上的问题与需求，更侧重共同参与介入过程以协助个人的改变。

从纵向时间上看，是生命历程视角下的生命模式，社会工作旨在帮助个人缓解生命历程中出现的生活压力，例如发展转变、社会转变和创伤性生活事件。从横向层面上看，是“个人营造或维持与环境匹配的三种不同途径：一是改变自己，满足环境的需求，并利用环境的优势；二是改变环境，使其回应个人的需求与目标；三是改变人与环境的互动，使两者达到更好的适应。”

艾伦-米尔斯在《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便提供了一个交互性的框架，关注对儿童青少年提供服务过程中的重要环境状况。

“因为经济的、家庭的、文化的和政治因素都会影响儿童的生活，我们必须从更为宽广的视角评价我们的案主，以扩大我们关于介入计划的潜在对象的看法。”

在儿童、青少年时期，他们与社会环境互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及其模式至关重要，所产生的影响甚至会伴随一生。如依恋理论的基本假定就是“过去人际关系和互动的经验会影响心理、情感和社交的发展及功能，从而进一步影响新的关系和互动”。而青少年具有更强的自我意识，渴望为同辈所接纳并努力从父母身边独立，相应地，社会工作者也需具有较高的自我意识水平，易与案主建立信任关系。

然而，“理论一般不会提供所有的答案，它们包含的是一些不确定的领域和不完整的知识，提供的答案也是部分性的、可能性的。”

再者，社会问题的产生背后往往交织着各种因素，这要求社会工作者熟练运用多种理论，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出发考察问题与需求，并能够与多方主体如医生、行政人员、警察等其他专业人员合作，构成一个长效的“行动系统”，以实现多层次的干预目标。此外，社会工作者还需要具有文化敏感性，因为现实中存在一系列的性别、种族、民族、社会经济地位、语言等差异。

社会工作不仅要服务于一般抽象意义上的“人”，即回答关于人类行为的一般性理论的实用性问题；还要服务于特殊具体意义上的“人”，即解释处于不同地域、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中有关人类行为的包容性理论的实用性问题。

四、社会工作重视社会行动与变革

社会工作不仅仅关注个人的成长与变化，后也采取社会系统理论聚焦于系统本身，包括人们的行为、人们与其他系统的互动以及人们实现积极成长和发展这一稳定状态的能力。

在《蒂特马斯社会政策十讲》中，也提及三种社会政策模型——剩余福利模型、工作能力—成绩模型、制度性再分配模型。“这些模型均能展示各种有关社会政策的目的与手段的主要差异——价值系列里的终极点。”例如，剩余福利模型强调私有市场和家庭是社会赋予的渠道，政府在福利方面扮演的角色是边缘性的；工作能力—成绩模型鼓励公民积极就业，并主张运用市场的逻辑分配福利；制度性再分配模型则更加关注社会平等，政府提供教育医疗等普惠性服务以应对社会变迁。

可见，社会福利体系的主体是多元的，并且在不同领域、不同阶段，每个主体所扮演的角色有所不同，但应相互形塑而不是对立冲突。

正如权力谱系社会学中的成分论观点表示的，国家、社会是成分组合关系而不是二元对立关系。我们需要经济学中所言的“市场效率”促进社会福利，“像自然一样，人将会更加自由、思想将会更加自由、社会参与和社区行动将会更加自发。”但同时，我们也需要国家的干预以促成理性的自由，规避长期的风险。

马克思认为不同形式的经济活动都有与之相伴的不同形式的剥削和冲突。面对这些剥削和不平等，再分配必须是经济发展的前提，需要国家采取社会发展观念，有目的地将社会政策和方案与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相关联。

因此，社会福利视角下的社会工作重视社会的整体行动，从社会政策的制定、行政管理的效率到社会问题的解决、不平等的产生等方面，均强调依据科学的研究方法并结合理论与实践的循环改进。正如“西蒙的有限理性的理论承认完全的理性在实践中是受到限制的”，社会决策和发展过程同样也是渐进调适的。并且，也应该承认社会福利政策是与贫困和不平等以及社会中的其他社会问题有关的一场持续的政治斗争。

具体而言，女性主义社会工作实务本质上就是反压迫的，它为女性赋权从而接近并获取原来被限制、被阻碍的资源和机会。更重要的是，它认为没有男性的改变和参与，没有全社会的关注和行动，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性别平等问题，它强调把性别问题纳入政府工作和社会发展宏观决策的主流。又如，残疾人社会工作已采取“去机构化的理念”而开展社区康复计划，认为患有疾病的个体应自由地生活在正常生活中，应尽可能完全融入社区。

五、结语

社会工作在协助人与环境相互适应的同时，其自身也在顺应社会变迁而不断衍生新理论与视角，如后现代主义思潮。同时，《自杀论》提及，在原子化和多元化的社会，削弱了社会联系的人们的自杀率会上升。那么社会工作也在积极应对这个问题，发展出一种社区关系或非歧视的整合功能。  

此外，专业社会工作也需要本土化的适应，如在我国语境下的社会工作秉持党的统一领导，将多方主体纳入基层治理体系，在促进人与环境协同改变的同时修补日趋陌生化和功利化的社会关系，激发人们社会参与的自主性，遵循的是社会转型和社会建设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