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的黑河市,悄然进入初冬。这座边境小城与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市(以下简称“布市”)隔江相望,最短距离不过700米。
黑龙江尚未封冻,几艘气垫船仍在两岸间奔波。它们从黑河水运旅检口岸驶向布市的客运港,将一些俄罗斯人从彼岸载来,又将一些故事从此岸带走。首班船于早上8点从黑河起航,从布市返回的末班船则为16点。一趟航程仅3分钟左右。这短暂的行程,却足以改变许多俄罗斯姑娘的一生。2025年9月15日,中俄免签政策生效后,这片江面变得格外忙碌。根据黑龙江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数据,免签首日,黑河口岸共验放出入境旅客约1500人次,其中俄罗斯游客占比超过80%。人流中,卡尼娅的身影每周都会出现。她总是乘坐周五的船从布市过来,周日下午再依依不舍地返回。这位姑娘在布市超市做收银员,每周跨境奔波,是为爱圆梦。她的“红娘”,是五年前从布市嫁到黑河的闺蜜娜佳。她和丈夫在黑河市中心,经营着一家不足二十平方米的杂货店。卡尼娅最初的约会地点就选在这里,店门口悬着一串巴掌大的俄罗斯套娃风铃,一有风吹过来,便晃晃悠悠,仿佛在招手。
“向东嫁”
免签政策落地半个月后,娜佳和丈夫李佳昌经营的杂货店里,人渐渐多了起来。娜佳刚把货架理整齐,就有一对中俄情侣走近。娜佳看到俄罗斯姑娘,觉着亲切,询问“需要些什么?”男生指了指姑娘不断摩擦的手,问有没有暖手宝。娜佳转身钻进店里,踮脚从货架顶层翻出一个粉色暖手宝,利索地拆了包装递过去,“试试,暖和”。前些日子,娜佳见到了从布市坐船过来的闺蜜卡尼娅。听说娜佳在黑河过得安稳,她动了心,拉着娜佳问:“能不能介绍一个?”卡尼娅在布市一家超市工作,月薪两万多卢布,折合人民币不过两千元。娜佳第一个想到的,是王建明。他在杂货店附近租了个修车档口,夫妻俩的电动车坏了都找他。王建明29岁,嘴皮子利索,修车手艺也好。“卡尼娅会说一些中文,在黑河做生意的中国人,大多也能说俄语。”娜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个周末傍晚,娜佳安排两人在杂货店门口初次见面。王建明特意换了件新灰色夹克,按娜佳的建议买了一束鲜花;卡尼娅围着红围巾,手里拎着一小盒从布市带来的巧克力。起初气氛有点尴尬,王建明不太敢看对方。娜佳在一旁用俄语和中文穿插着暖场。“没想到,后面比我想象中顺利。”娜佳笑着说,那天之后,两人算是“看上眼了”。“我怕说错话,怕她觉得我无趣。”王建明回忆那次见面,说自己手心全是汗。独处时,他干脆用手机给卡尼娅看修车的视频。“她笑了,那一刻我才放松下来。”这样的缘分,娜佳再熟悉不过。俄罗斯姑娘爱浪漫,喜欢听甜言蜜语,更看重人品实在。而卡尼娅的漂亮、温柔,也让王建明觉得满意。“从前俄罗斯姑娘找对象,中国男人一般不是首选。”娜佳说。但随着中俄之间的往来越来越密,她们对中国男人的印象,也在悄悄改变。如今每到周五,卡尼娅都会从布市坐船来黑河,周日下午再返回。每次她来,王建明都会提前到口岸等着,带她去吃黑河的地道小吃。有时是外酥里嫩的锅包肉,有时是热气腾腾的包子。卡尼娅也没闲着,常在他的修车铺里帮忙整理零件、记客户信息。这样的生活轨迹,与五年前从布市嫁到黑河的娜佳如出一辙。来中国前,她在布市一家旅游公司做前台,月薪大概三万卢布(约合2600元人民币)。而在黑河,她若是做俄语翻译,月薪能拿到五千元左右,几乎翻了一倍。初到黑河,娜佳就被这里的“高性价比”震撼。十块钱能买一大把新鲜青菜,这在她家乡简直不敢想。小区里的地下车库、随处可见的扫码支付,在俄罗斯还不常见。如今,她已渐渐习惯甚至依赖上这样的便利。嫁到黑河后,娜佳的语言天赋有了用武之地。“对于会说双语的俄罗斯人来说,边境处处是机会。”她说。“布市很多年轻人都想去欧洲发展,可那边生活成本高,还不一定受人待见。”娜佳轻声说,“中国,尤其是黑河,要是能遇到合适的人,结婚安家,也是很好的选择。”安稳的日子、赚钱的机会、低物价的“中国诱惑”,正悄然催生新一轮“向东嫁”。以往,她的俄罗斯姐妹受限于签证流程繁琐、耗时又长,不少人只能靠社交软件,在网络上和中国男性聊天相识。娜佳感慨:“有的聊了半年,真见面了,才发现对方连工作都是假的。”如今,只要提前规划好行程,一张船票就能从布市直达黑河,当天就能见面。人员往来的日益密切,催生了制度性便利的落地。在黑河市爱辉区政务服务中心,一位工作人员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对于涉外的婚姻登记,在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条件的前提下,当场可登记办结婚证。但不少受访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仅是婚姻关系在中国法律上的确立。外籍配偶后续的居留许可、工作许可申请,是另一套更复杂的流程。黄昏时分,娜佳倚在店门口,望着江对岸的布市轮廓。她说,随着免签持续,未来会有更多像卡尼娅这样的俄罗斯姑娘来到黑河,找机会,也找爱情。
“不是图钱,而是图希望”
近年来,随着中俄关系不断升温,俄罗斯人茶余饭后关于“中国伴侣”的讨论,也渐渐多了起来。在不少俄罗斯人眼中,“顾家”和“负责任”,成为中国男性形象中愈发鲜明的标签。娶了俄罗斯媳妇丽娜的袁良,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印证着这样的印象。恋爱期间,丽娜因曾服用激素药,产生严重副作用,抑郁症突然加重。整整一个月,她没有和袁良说过一句话,甚至忘记了之前学过的中文。她必须回到俄罗斯接受治疗。为了专心去俄罗斯照顾女友,袁良卖掉了办学近十年的服装培训学校。亲戚朋友们诧异、不解。“那所学校倾注了我多年心血。”袁良说,“但钱没了可以再挣,她的身体等不起。”跨越边境,他来到丽娜身边。每天早上,他准备好温水和药,轻轻放在她的床头;晚上就坐在床边,一字一句地读两人刚认识时相互之间的聊天记录。袁良还专门写了一本《遥远的爱》,把他们的照片、相识相恋的点滴都珍藏其中。丽娜慢慢好转后,袁良又从拼音开始,重新教她中文。最让她感动的是,袁良从不说“你拖累我”,总是轻声安慰:“慢慢来,我等你。”这份体贴,起初并未得到丽娜父亲的认可。老人对袁良的到来表现冷淡,袁良表示理解:“上一辈俄罗斯人对中国人曾有不少误解和偏见。”但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看着袁良为女儿备药、读书、散心、教中文,听着邻居们感叹“这样的男人在俄罗斯很少见”,丽娜的父亲渐渐被打动了。“他不仅接受我,还把我当儿子看待。”袁良知道,这种行为和情义,重若千钧。这段跨国恋情,也让袁良第一次读懂了中俄男性在家庭观念上的区别。俄罗斯家庭普遍实行AA制。即便是丽娜年过六旬的父母,外出吃饭、购物也大多各自付款。“互不相欠”是他们习惯的相处方式。这种观念延伸至育儿领域。袁良发现,俄罗斯夫妻生育后,父亲往往不承担抚养责任,大多数男人认为,“养育孩子是政府和女人的事”。近年来,为鼓励生育,俄政府推出了孕产津贴、税收优惠、教育支持等政策,以定额补助形式提供奶粉、尿布等必需品。丽娜的姐姐露娜,婚后仅依靠政府补贴抚养孩子,丈夫基本不参与。“当地离婚率很高,单亲家庭比例接近80%。”袁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许多俄罗斯女性在婚后承受巨大压力,她们普遍渴望伴侣更体贴、更愿意分担责任。在袁良身上,丽娜找到了另一种生活。他主动分担家庭责任,与俄罗斯男性形成鲜明对比。“袁良能为我放弃工作,我也愿意为他去中国生活。”在他的帮助下,如今的丽娜不仅能独自外出买菜,还能用中文和邻居亲切寒暄,俨然成了地道的中国媳妇。

真正“重要的事”
“丽娜,能帮我认识一个像袁良那样可靠的中国男士吗?”常在自媒体分享中俄家庭日常的丽娜,收到的私信渐渐变了风向。起初只是好奇的询问,后来变成小心翼翼的请托。当这样的消息挤满社交账号后台,“就像突然触到了某个开关”。夫妻俩意识到,这或许不再只是“帮个小忙”,而是一件真正“重要的事”。第一对经由他们牵线成功的恋人,至今让两人印象深刻。北方男孩李浩明第一次与俄罗斯姑娘卡佳视频时,话在嘴边却卡在喉咙里,脸涨得通红。几次线下见面后,卡佳告诉丽娜,最终打动她的是李浩明身上的诚实和善良。“她们不需要彩礼,更看重对方的人品、对未来的想法。”袁良渐渐发现,这些俄罗斯女孩的需求背后,站着许多同样渴望真诚关系的中国男性。在遇见丽娜之前,袁良也经历过国内相亲的“现实拷问”。对方开口先问“房子在哪”“年收入多少”,彩礼数额更是绕不开的话题。直到与丽娜深入交往,他才知道俄罗斯没有“彩礼”传统。“她第一次听我说起中国的彩礼习俗时,眼睛睁得很大,反问‘为什么结婚要给这么多钱?难道不是两个人一起努力过日子吗?’”这种价值观的契合,让袁良卸下了此前相亲时的紧绷感,更专注于“怎么让她感受到真心”。文化的差异,恰好为部分在传统婚恋市场中受挫的中国男性,提供了另一种情感出口。随着中俄民间往来日益密切,更多“袁良与丽娜”开始自发充当起“民间红娘”的角色。袁良与丽娜始终强调,他们只是出于本心,“帮忙牵线”。在男女双方线下见面前,他们还会主动与女孩的父母视频通话,反复申明“自由恋爱,责任自负”。即便这样,仍有“意外”发生。袁良至今记得那次惊心动魄的经历。一名中国男生在他们的介绍下,飞了十几个小时抵达俄罗斯,下飞机后却突然“失联”。深夜,袁良与丽娜盯着手机屏幕心急如焚。一边联系当地警察,一边发动所有在俄朋友寻人。直到凌晨三点,男孩终于发来平安讯息,原来是手机没电了。被问及为何做起费时费力的“民间红娘”,袁良坦言,丽娜的朋友不多,多认识一些人既能帮她拓展社交圈,也有助于稳定情绪、预防抑郁症复发。至今,他们已成功牵线了十二对情侣。不少人自愿发来红包表达感谢,有的几千,有的几万。但真正让他们感到温暖的,始终是那些跨越边境的朴素情谊。有人从老家寄来整箱腊肉,塞满他们的冰箱;也有小伙在婚礼上执意将他们请上主桌。维奥莱塔的婚姻,也是由朋友“牵线”而来。六年前,她在一次生日聚会上认识了现在的中国丈夫。他们的交流至今仍是“中俄混搭”,偶尔还需要翻译软件帮忙。“我还在努力学习中文。阅读还有难度,但我在进步。”刚嫁到这座中国小城时,维奥莱塔经历了诸多不适。街市的喧闹、完全不同的饮食习惯,让她在夜深人静时格外思念家乡。不过,和家人视频时,她只报喜不报忧。渐渐地,她在饮食上找到了平衡。如今已能熟练地在电商平台购买俄罗斯食材,自己烤制地道的列巴。“我经常在家做俄罗斯菜,先生非常喜欢。”同时,她也爱上了螺蛳粉、肉包子,养出了一副“中国胃”。自从中国对俄罗斯实行免签政策,维奥莱塔的生活有了实实在在的改变。“家人要来看我,不用再繁琐地办理签证,一下子就能省下三四个人的签证费。”她注意到,近年来像她这样的中俄跨国婚姻越来越常见。然而,网络上也开始出现“介绍俄罗斯新娘”的诈骗信息,声称“无需买房买车、无彩礼”就能娶到媳妇。“很遗憾,总有骗子利用人们对幸福的渴望来牟利,”维奥莱塔提醒,“这需要大家格外警惕,不要轻信那些声称能为中俄婚姻‘包办’的不正规中介。”
“渴望是真的,困难也是真的”
当俄罗斯姑娘们真正踏上中国土地,在日复一日的烟火日子里经营起跨国婚姻,那些曾被浪漫滤镜暂时遮蔽的文化皱褶,也在生活的琐碎处悄然浮现。在黑河做生意的张建武和妻子安菲娅,在旁人眼中是“中俄一家亲”的典范:生意稳定,女儿乖巧漂亮,家庭看起来风平浪静。然而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平静之下,曾经历过多少次因理念不同而掀起的波澜。最激烈的一场风暴,发生在女儿张丽莎小学毕业那年。安菲娅坚持认为,俄罗斯教育在自然科学与艺术领域基础扎实,更注重培养孩子的批判性思维与创造力。她希望送女儿回俄罗斯读中学,不愿她陷入中式教育的“刷题”循环与考试“内卷”竞争。张建武却寸步不让。他认为中国人的根在这里,孩子必须在中国接受教育,学好中文、了解中国文化,将来才能在这片土地上真正立足。这场争论从平静交流演变为激烈争吵,持续了数月。它早已超出一场关于女儿前途的讨论,成为两种文化教育理念的正面碰撞。最终,他们达成了妥协:张丽莎继续在黑河上学,但寒暑假必须去布市的外婆家,保持俄语的水平,并参加俄罗斯的线上课程,接受俄式教育的补充。这样的冲突,在许多中俄婚姻中并不罕见。饮食上的差异,更是日复一日的“微摩擦”。安菲娅习惯餐前喝汤,认为那样才能打开胃口;张建武秉承东北习惯,喜欢饭后喝汤,称之为“溜缝儿”。安菲娅钟情于凉盘与蔬菜沙拉,张建武则偏爱所有食物热气腾腾地上桌。就连吃饺子,一个要配酸奶油,一个坚持“蘸酱油醋才正宗”。至今,他们家厨房的两个灶眼分工明确:一个专门用于安菲娅煮罗宋汤或煎牛排,另一个留给张建武爆炒或炖菜。冰箱也被严格分区:一层放着中国的豆腐乳、咸菜,另一层摆满俄罗斯的奶酪与香肠。在袁良和丽娜的生活里,也藏着不少这样的文化“疙瘩”。中国人喜欢热闹,聚餐时划拳、敬酒是常事。丽娜第一次参加袁良朋友的婚宴时,全程躲在他身边,几乎不说话。“太吵了,”她后来解释,“吃饭应该安安静静的。”自那以后,袁良多了份心。每次聚餐,他总会提前叮嘱服务员安排安静的角落位置。若遇上餐厅人声嘈杂,他便默契地打包好饭菜,带回家中,与丽娜共享一顿安静的晚餐。“俄罗斯人注重私人空间的完整性,而中国人的热闹里是浓浓的人情味。”袁良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没有谁对谁错,只是文化在生活里划下的不同印记。在消费观念上,庆博与他的俄罗斯妻子菲娜,则面临着另一种现实的拉扯。过去经济宽裕时,他带给菲娜不少物质上的满足。然而今年年初,因父亲重病,庆博从爱尔兰辞职回国。根据中国目前的政策,菲娜作为外籍配偶,短期内无法取得工作许可。家庭的经济重担完全落在了庆博一人肩上。庆博打算创业,得开源节流,家庭生活质量肉眼可见地下降。他打了个比方:“以前我们用的洗面奶都是一千块一瓶,现在只能买一百块以下的。”菲娜颇有怨言,两人时常因此感到有落差感。实际上,许多俄罗斯女性普遍注重生活品质、消费水平不低。有一次,柳达换了一部新苹果手机。刘东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俄罗斯,只要有银行卡,几万到十几万卢布的手机,只需付很少手续费就能拿走,然后分十二期还款。每个月看似还得不多,很多年轻人却因此背上还不清的债。刘东平说,当某个月眼看要逾期,有人就会从小贷公司借钱周转,这是俄罗斯年轻女孩踏入漩涡的开始。“当收入无法支撑一定的消费水平,而外界诱惑又多时,婚姻确实会面临更严峻的考验。”对于想找俄罗斯媳妇的中国男性,刘东平时常劝诫其要现实一些。“这不是浪漫能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共同面对的现实。”
“不仅是嫁给了一个男人”
在互联网尚未普及的年代,中俄边境的爱情,往往是由边贸兴起、“倒爷”往来所勾勒出的最初图景。张建武和安菲娅的相遇,或许是中俄边境婚姻的“1.0时代”。1991年后,俄罗斯远东地区商品匮乏,轻纺产品尤其落后,来自中国的日用货品成了紧俏物。一江之隔的黑河,正借着改革春风释放出蓬勃的商业活力。张建武,正是那波跨境人流中的一员。他的行头是那个年代的标配:一件军绿色棉大衣,一只人造革黑色公文包,里头装着计算器、几包用来“打点关系”的红塔山,外加一个塞满日用杂货的编织袋。“第一次过关,心里直打鼓。”张建武回忆时,仿佛还能嗅到江风里裹挟的寒意。“俄罗斯海关官员脸板得像冻土,可只要你懂‘规矩’,那冻土也能裂开条缝。”“规矩”,心照不宣。一条香烟、一瓶白酒,往往就能让冗繁的程序松动,让超重的行李顺利放行。在布市一个由旧体育馆改建的嘈杂市场里,张建武遇见了安菲娅。她在市场角落守着一个小摊位,卖羊毛袜和自家酿的格瓦斯。张建武则直接把从国内带来的日用品摊在地上。不多时,这些实用物件就成了抢手货。“他看起来跟别的中国倒爷不太一样,眼神没那么精明,反倒显得有点憨。”安菲娅用略带东北口音的普通话回忆,脸上浮起一丝笑意。张建武看中她摊上一双厚实的灰色羊毛袜。他伸出三根手指,意思是3卢布。安菲娅摇摇头,坚持要5卢布。语言不通的两人,靠手势和表情沟通着。最后,张建武掏出计算器,按出“3.5”。交易达成,他没立刻离开。指了指安菲娅冻得发红的双手,做了个喝水的动作。安菲娅明白了,点点头。第二天,张建武带来一个崭新的红色热水壶,送给了她。爱情,就这样在边境市场的烟火气里,悄悄发了芽。1996年,中俄正式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两国边境的开放与合作迎来关键转折,民间小额贸易也随之蓬勃生长。乘着边贸红火、往来便利的东风,张建武带着安菲娅回到黑河,安顿下来。亲戚们好奇地打量着这个“洋媳妇”,背后议论着“建武有本事”“以后孩子肯定漂亮”,但也夹杂着“话都说不通咋过日子”“会不会哪天就走了”的闲言碎语。如今,那些曾经的疑虑已被日常消解。安菲娅不仅学会了包饺子,汉语也越说越流利。午后,他们的女儿张丽莎正用一口流利俄语,在电话里和同学讨论大学文艺汇演的节目。这个家庭的日常,成为中俄边境数以万计跨国婚姻的一个切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