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文科发展面临危机的主要根源在于其自身的结构性矛盾与对新技术的被动态度。
（作者孙宜学为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上海市世界中国学研究会副会长）
人工智能时代，文科发展面临危机，如何破解？
谈到这个话题：有唱衰文科的，有盲目乐观的，有人说技术将毁灭文科，有人说技术发展的终点是人文等等，不一而足。但总体看来，多是坐而论道，谈未来当然比谈历史和当下容易，预测而已。实际上，静下心想一想，文科危机是因为人工智能才出现的吗？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才出现的吗？肯定不是。
当代文科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实际上更多来自自身。时代变了，一切学科都会变也必须随之而变，理工科难道就没有危机？文科危机当前的主要表现形态，是外力导致的自身失衡失范失态失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在知识生产层面，人文教育不应止步于文化传承，更要成为价值创新的策源地。
在学科建设层面，文科长期处于学校学科规划和发展的惯用链条上，目前需要学会适应时代的创新。
在技术适应层面，每一次新技术革命浪潮中，理科思维的适应力会相对更快，即使不得已应用新技术，也多停留在工具层面，需要深度融入与学科转型。
如何破局？
技术必将重构人文研究范式，破旧立新。对文科人而言，这一点似乎更难，因为文科思维本身自己就是旧的代表和获益者，破的实际上是自己，等于自我改革。但要生存，文科得有这个勇气，主动跨学科构建数字人文新生态，在文科培养方案中融入科学知识逻辑，开设“AI+人文”课程群，涵盖智能翻译、数字策展、算法伦理等交叉课程，高层次人才培养则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配备技术+人文学者联合指导团队，充分实现文理交叉，文工融合，实现文理工医等学科之间的深度融合，双向和多向互动互促互成共生。要构建这种人文与理工健康共生生态，需要处理好文科与技术的辩证关系，把握三个关键原则。
一是保持技术的工具性与人文的主体性之间的平衡。人运用的工具，永远是为人服务的，人应成为工具的指导者和规则的制定者。即使用AI创作文学作品，作品所表达的感情也应该是人的感情，而非机器的感情；欣赏作品的也是人而非机器，在这一点上完全不必杞人忧天。有了AI工具，中国人似乎真正实现了外国人眼中“每个中国人都会写唐诗宋词”的印象，算法生成的“古诗”的确像模像样，韵律比人创作的诗还规整，但仔细读，就会读出机器味而非人味，所以人不必自卑，只有人知道自己写的每一个字表达什么，而机器不一定知道，它只是在用算法生成语句。就如坦克的履带，只有人驾驶坦克时，履带才有了真正的目的，有了人的感情：保家卫国，英勇无畏等等。因此，人们更应思考如何将技术转化为人文创新的催化剂，而非替代者，只有这样，技术应用才能为人文精神保留生长空间。
二是坚持知识生产与价值传播的协同。人工智能在知识生产领域的突破已成事实，AlphaFold破解蛋白质结构的速度超过人类百年研究，但这种突破需要人文价值的导航。2研究显示，附加文化适应性培训的技术输出项目成功率能提升67%。这说明，机器可以生产知识，但其中的价值需要人去阐释，去传播，机器与人协同好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关系，才能真正实现机器为人类文明发展服务。中国很多对外合作项目的成功，就得益于这种协同效应。如在海外援建高铁时，就不能只考虑技术，还得同时符合当地的风土人情，才能避免文化风险，推动项目顺利实现落地，车站的选址，车速，通过时间等等，都得同时兼顾技术与人文。只有技术知识与人文价值协同，共同编码，项目才会有效。未来的文科发展，也必须走“数字人文”之路，大学要鼓励学生运用机器学习分析文化典籍和文学作品，但必须将算法发现的新观念、产生的新概念转化为当代社会治理方案，从而使人文专业的学生既掌握技术工具，又保持价值判断的敏感性。
三是持续坚持学科边界与教育本质的超越。真正的学科融合应超越形式拼接，直指教育本质，即培养具有技术思维的人文学者与具备人文素养的技术专家。他们不是掌握多学科知识的知识容器，而是能在量子计算与伦理哲学、生物工程与美学理论之间自由穿行的思想探险家。也就是说，不论技术在人文学科中占据什么样的比重，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育人。有利于培养适应时代需求的人才的技术，才是最需要的，无论人文学科还是自然科学，对技术都应持这样的取舍立场，以此为前提确定学科是否转型，跳出学科自身的逻辑看学科，而不是自圆其说，自娱自乐。教育从来不是浪漫的事，在技术变革的浪潮中更不是，必须瞄准技术现实，着眼技术的未来和人类的未来，培养出兼具技术思维与人文素养的"完整的人"。
AI时代在滚滚向前。站在第四代大学的门槛前，我们既要警惕技术就是一切的话语陷阱，也要避免自我封闭，自建孤岛。数智时代，人文教育的使命不是对抗技术，而是通过技术重构人文精神的表达方式，在算法洪流中守护人性的温度。用技术揭示文化密码，用人文校准价值坐标。这种辩证共生，或许才是文科在技术时代延续文以载道传统的创新之道。
第一财经一财号独家首发，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