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 年，《纽约时报》发表了一封致美国人民的公开信。这封信的作者是一位名叫唐纳德·特朗普的纽约房地产开发商，他指责日本占美国的便宜，并警告称美国正被其贸易伙伴“嘲笑”。在近40年后，如今正在担任其第二个美国总统任期的特朗普，又将同样的抱怨转向了中国，并指责中国利用美国的慷慨和削弱美国的实力。

这种理念如今驱动着美国的全球战略，并日益影响着欧洲的行为。荷兰政府于2025年9月接管了中国芯片制造商安世半导体（Nexperia），这清晰地表明了欧洲各国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卷入了这场由美国主导的对抗。此举被包装成国家安全问题，此前，海牙方面宣布安世半导体的中国所有权对荷兰的战略利益构成了威胁。

位于这项决定核心的这家公司有着一段复杂的历史。安世半导体最初是恩智浦半导体(NXP Semiconductors)的标准产品业务部门。2017年，该公司被出售给一个中国投资者财团，之后成为加入中国不断扩张的产业组合的几家欧洲科技公司之一。到本世纪10年代末，该组合已经包括游戏领域内的Supercell、Sumo、Stunlock和Miniclip，机器人领域内的Kuka，货币兑换领域内的WorldFirst以及移动广告初创公司MobPartner。长期以来，欧洲一直欢迎中国方面的投资，并将其视为开放的标志，而现在，欧洲却将这些合作关系视为一种战略威胁。

随着欧洲国内保护被视为国家安全关键行业的压力日益增大，这些收购的规模也随之扩大。各国政府开始动用紧急权力，以阻止或撤销中国对其如今称之为战略资产的所有权。安世半导体并非首家被欧洲国家收回的公司。2022年，英国勒要求中方出售其持有的纽波特晶圆厂股份；2023年，法国接管了欧米克公司。而在美国，中国企业昆仑万维科技于2019年被勒令出售其对Grindr公司的60%的股份。

在全球范围内，这种针锋相对的应对措施更是屡见不鲜。2024年，在针对英伟达产品的安全担忧之后，中方限制了半导体制造关键矿物的出口，并收紧了对外国芯片销售的规定。在此背景下，欧洲各国政府进一步收紧了针对关键资产和知识产权向中国的转移。

保护本国产业的本能由来已久。尽管西方对窃取其技术的行为颇为不满，但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开国元勋之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也曾公开鼓励这种在如今被称为“工业间谍”的行为。在美利坚共和国成立初期，出生于英国的工程师塞缪尔·斯莱特熟记理查德·阿克赖特的水力纺纱技术，并帮助在罗德岛建立了美国的第一家水力棉纺厂。汉密尔顿后来在其1791年的《制造业报告》中赞扬了这种模仿行为。

时间快进到2025年，当所谓的“七巨头”（Alphabet、亚马逊、苹果、Meta Platforms、微软、英伟达和特斯拉）跻身万亿美元市值俱乐部时，它们的崛起被归功于天才和创新。然而，当它们遭遇挫折时，例如特斯拉与比亚迪之间的竞争，责任往往就被转移至外部因素，例如不公平的监管或针对知识产权的盗窃。同样的行为，在美国被视为基于实力，而在中国则被谴责为不择手段。

那么，欧洲国家为何要介入中美之间的半导体霸权之争，尤其是当欧洲在这场竞争中远远落后于中美之际？

欧洲领导人认为，答案在于维护国家主权，并减少对威权政权的依赖。但经济后果已初见端倪。安世半导体的大部分生产都在中国进行，在失去这些产能之后，该公司将无法满足市场需求。自收购以来，其部分业务已放缓，荷兰、英国和德国的数百名员工面临裁员。大众和沃尔沃等全球汽车制造商已发出警告，由于汽车芯片短缺，可能会出现生产延误，而汽车芯片对于车辆电子和控制系统至关重要。

荷兰的情况并非个例。在整个欧洲，各国政府都接受了与中国“脱钩”的论调，尽管它们的经济仍然与中国紧密相连。安世半导体被接管，与支持特朗普“解放日”论调的欧洲人士的立场高度一致——特朗普将与中国的经济脱钩包装成一种道德救赎，而这预示着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诞生的欧盟内部，将会出现更多类似的削减措施。在这样的背景下，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呼吁“降低风险而非脱钩”的言论显得苍白无力。

这一切背后隐藏着一种无形的妥协，而这种妥协始于1948年的马歇尔计划，并且持续影响着欧洲应对危机的方式——从俄乌战争到如今的科技竞争，无不体现着这种妥协。每一次事件都印证了同样的模式：当美国重新划分其全球格局时，欧洲也会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荷兰对安世半导体的收购或许可以用维护国家主权作为理由，但这也恰恰暴露了欧洲主权所剩无几的现状。当美国和中国争夺技术主导权时，欧洲再次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新秩序当中的参与者，而是已经沦为这场博弈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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