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单边主义、霸凌主义的经贸政策加速了国际货币体系的重置。这为其他货币的崛起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美元地位仍具有相当的黏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二季度末，在全球披露币种构成的外汇储备中，美元占比由上季度末的57.79%降至56.32%，回落1.46个百分点，其份额已连续11个季度低于60%，创30年来新低。
美元储备份额下降不仅受到美元指数大幅贬值的影响，还受累于境外官方对于美元资产兴趣的下降。根据美国财政部发布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TIC），2025年二季度，不含国际组织的官方外资依然净买入国债、政府机构债、公司债和股票等美国证券资产，但规模仅为51亿美元，环比下降94.4%，较2023年二季度至2025年一季度季均值回落了72.2%。
这显示美国单边主义、霸凌主义的经贸政策不仅冲击了全球贸易体系，也加速了国际货币体系的重置。“对等关税”政策被类比于1971年的“尼克松冲击”。当时，尼克松政府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并征收10%的进口附加税，由此拉开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序幕。这次更进一步，美元的信用基础——美联储独立性也正遭遇严重威胁。
国际货币体系存在所谓网络效应和路径依赖，也就是国际货币的持有和使用存在较大惯性，人们一般不会轻易改变交易习惯。所以，国际货币体系演进不仅取决于追赶国家自身的强大，还取决于先发国家的衰弱。美国“以邻为壑”“自毁长城”的经贸政策正在瓦解各种“美国例外论”，并扩大美元信用“裂痕”，这为其他货币的崛起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近期，欧央行行长拉加德公开探讨了在美国领导的全球经济从多边主义秩序逐渐转向碎片化和保护主义背景下，提升欧元国际地位的可能性与路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也公开讨论了全球金融治理问题，提出多极化发展是未来的演进方向之一，这将有助于推动主权货币国强化政策约束，提升国际货币体系韧性，更有效地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
从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看，首先，黄金是本轮国际储备资产多元化配置的最大受益者。自2024年一季度起，黄金已超过欧元成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国际储备资产。到2025年二季度末，在全球黄金外汇储备中，黄金占比约24%（美元44%、欧元17%）。这也反映了现有非美元储备货币均面临各自的发展困境，难以实质性挑战和取代美元，超主权的、实物储备资产的吸引力增强。
其次，非主流储备货币更多受益于本轮国际储备货币的多极化。2022年初至2025年二季度，在全球披露币种构成的外汇储备中，美元份额下降了2.47个百分点，不披露具体币种构成的其他货币份额上升了2.08个百分点，后者基本吸收了美元份额的降幅。同期，人民币等其他七种披露具体币种构成的储备货币份额有升有降，但涨跌幅均不超过1个百分点，且相互间基本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最后，其他货币国际化指标显示美元地位仍具有相当的黏性。如国际清算银行（BIS）三年一次的全球外汇交易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25年4月，全球场外外汇交易日均成交中，美元占比89.2%，较三年前上升0.84个百分点。同期，欧元、英镑是大输家，占比分别回落1.71和2.7个百分点；人民币、港元、瑞郎是大赢家，占比分别上升1.5、1.24和1.18个百分点。
机会只会给有准备者。“强大的货币”位列金融强国的六大关键核心金融要素之首，形成与中国经济影响力相匹配的国际地位，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加快金融强国建设的应有之义。为此，要进一步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巩固和提升人民币资产吸引力；进一步推进金融制度型开放，加速国内规则、规制、标准和管理与国际接轨的“边境后开放”；进一步加快国内金融市场建设，强化人民币跨境投融资的功能载体；进一步加快跨境人民币金融产品、制度和技术创新，更好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境内企业“走出去”；进一步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作者系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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