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8月2日，美国驱逐舰“马多克斯”号在北越海岸附近执行侦察任务时，遭到了3艘越南巡逻艇的拦截。越南方面认为其出现在领海内是敌对行为，并向该驱逐舰发射了数枚鱼雷。

该驱逐舰随即还击，并得到了从航空母舰“提康德罗加”号上起飞的美军飞机的支援。其中一艘越南巡逻艇被击中，其余巡逻艇撤退。驱逐舰未遭受重大损伤。

两天后，“马多克斯”号驱逐舰报告称再次遭到夜间袭击，但实际上并未在其附近发现越南船只，且雷达信号因恶劣天气而受阻。尽管缺乏实地证据，时任美国总统的林登·约翰逊仍宣称“北越再次发动袭击”，并请求美国国会授权进行报复。

同年8 月 7 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北部湾决议》，授权总统在东南亚使用武力。这标志着美国大规模介入越南战争的开端。

后来，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文件显示，第二次袭击并未发生，实地评估也是错误的。尽管如此，这一事件仍被用来为战争升级辩护。一年之内，驻越美军人数增至超过18万人，冲突也随之发生演变。原本有限的海战升级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并且持续近10年时间，还夺去了超过5.8万美国人和数百万越南人的生命。

尽管北部湾事件凸显了局部冲突和地面误判如何被用来煽动公众舆论，并为滑向更大规模的战争寻找借口，但这场爆发于一个由华盛顿和莫斯科核威慑平衡主导的两极世界格局中的冲突，最终避免了演变成一场全球对抗。

据美国布朗大学政治学教授、核威慑研究专家尼娜·坦南瓦尔德称，美国决策者明白，越南局势任何不受控制的升级都可能激怒中国或苏联，并打开通往潜在核战争的大门。坦南瓦尔德认为，正是这种意识，使得这场战争尽管付出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却最终仍保持在常规战争的范围内。

盟友与庇护者的融合

这一观点与美国研究员亚历山大·乔治的观察相符，后者认为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对抗遵循着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双方都不应该直接对对方或各自的盟友发动军事攻击。

这一原则构成了相互克制的基础，确保任何地区冲突都不会将华盛顿或莫斯科拖入直接对抗。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是这条规则最接近被打破的例外。在当时被视为高度动荡的中东地区，存在着一种不成文的共识：超级大国只有在其某个盟友濒临彻底战败时才会进行干预。

然而，这种不成文的克制如今似乎正在瓦解。美国在以色列加沙战争及其在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朗的地区行动中对其的支持，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威慑保证”概念，几乎变成了直接参与军事和政治行动的管理。美国不仅仅是提供援助或情报；它正积极划定局势升级的界限和威慑的极限，包括部署航空母舰和启动联合防御系统。

这种程度的接触正在重塑冷战时期盛行的“受控联盟”概念，使其更接近盟友与大国之间新的行动一体化模式，从而增加了局部冲突升级为区域乃至国际对抗的风险。

同样，思想家托马斯·谢林提出了他所谓的“攀登阶梯”策略，即逐步升级，避免一次性越过红线。这种基于威胁对手而不诉诸全面战争的方法，使得大国能够在不滑向直接核对抗的情况下试探彼此的底线。

然而，这种隐性的克制体系本身就蕴含着持续的风险。它依赖于不成文的默契，因此极易被误解和误判。外交信号，无论是威胁还是和解信息，都必须清晰易懂，否则就会成为局势升级的根源，而非威慑手段。

正如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罗伊·艾利森所指出的那样，这种风险在当前的乌克兰战争中依然存在。莫斯科与西方之间的官方和秘密沟通渠道已经恶化，危机管理也依赖于容易被解读的间接信息和公开声明，而不是直接进行外交对话。

在这样的背景下，冲突各方之间传递的信号充满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他们不再清楚行动和应对的界限，也不清楚何为可接受的升级或越过红线。因此，在缺乏明确规则来控制局势升级或防止滑向更大规模对抗的背景下，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以及乌克兰自身之间的信号已演变为威胁、警告和不断试探底线的混合体。

崛起的大国与霸权大国抗衡

这种情况加剧了国际平衡的脆弱性，并为各种形式的失控升级打开了大门，尤其是在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众多中小规模冲突的情况下，这些冲突在缺乏冷战式约束的情况下可能迅速升级为更大规模的冲突。

据经济与和平研究所估计，目前全球共有56起活跃的武装冲突，直接或间接涉及92个国家，这是自二战结束以来记录到的最高数字。这与全球力量平衡的转变不谋而合，正如挪威国防大学国际安全专家、挪威研究员埃吉尔·克韦尔内莫所解释的那样，这种转变让人联想起重大战争爆发前的时期。

克韦尔内莫在其研究报告《预测多极世界中的大国战争》中，基于5个关键指标而构建了一个衡量多极国际体系中爆发重大战争可能性的模型。

第一，大国间力量平衡的变化。当一个新兴大国接近甚至超越主导大国时，战争风险就会增加。第二，军事联盟的转型。它们的扩张或解体都会导致不稳定，例如北约试图扩张到前苏联地区。第三，军费开支的加速增长和武器库的现代化，反映出一种对抗的意愿，而非威慑的愿望。第四，对资源和战略区域（例如东欧和南海）的竞争加剧。第五，这个因素则与预期中的主导力量衰落或新对手的崛起有关，这会造成一种不确定状态，并可能促使各方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

历史清楚地表明，这些指标并非仅仅是理论概念，而是国际关系中反复出现的模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德国经济和军事的迅速崛起打破了欧洲的权力平衡。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德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并在工业、科学研究和军事开支方面都超越了英国和法国。这引起了欧洲各国首都的警觉，他们担心德国有能力重塑欧洲大陆秩序。

英国将德国的崛起视为对其海军和经济霸权的直接威胁，迅速缔结了先发制人的联盟以遏制柏林。德国则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强了军事力量并扩充了海军。到1913年，德国政府已将相当一部分预算用于军备，引发了欧洲范围内的军备竞赛，任何政治或军事事件都可能引发战争。

因此，克韦尔内莫提出的5项指标在一个世纪前就已基本显现：权力平衡的转变，加上错综复杂的联盟关系和疯狂的军备竞赛，导致传统平衡的瓦解，并将欧洲带入全面对抗的时代。正如克韦尔内莫所指出的那样，如今，同样的特征正在新的全球格局中重演。他认为，这5项指标中有4项目前正处于高风险水平，而第5项则处于中等风险水平，尤其是在中美影响力交汇的背景下。

体现克韦尔内莫论点的当代例证之一是南海局势的加速升级。在这个局势紧张的地区，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及美国影响力在该区域的下降，力量平衡正在发生明显的转变，进而引发了外界关于中国正逐步超越现有威慑能力极限的猜测。

另一方面，美国及其盟友通过诸如“四方安全对话”（QUAD，由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组成）和“奥库斯”（AUKUS，由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组成）等联盟在亚洲的扩张，正在重塑该地区的军事格局，并增加了爆发直接对抗的可能性。

此外，中国、日本、韩国、美国的军费开支也在不断增长，对海上资源和航道的争夺也愈演愈烈，中国越来越确信，现在是时候试探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极限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南海水域正是克韦尔内莫理论的一个典型例证。在不断变化的联盟网络和对关键资源的争夺中，一个新兴大国与一个霸权大国之间的对抗，造就了一个高度动荡的环境，而任何一次海上事件或误判都可能引发全面的军事冲突。

地缘政治蔓延

然而，一些研究者认为，危险不仅在于力量失衡，还在于国际体系本身的结构。错综复杂的联盟和利益网络使得冲突如同传染病一般，会从一处蔓延至另一处。在此背景下，日本研究员小泉秀人（Koizumi Hideto）提出了一个理论模型来解释这种蔓延机制。他指出，如果一方奉行“敌人的朋友就是敌人”的原则，国际联盟的结构就能将局部冲突演变成类似“小型冷战”的局面。

例如，当两个大国之间爆发对抗，双方都开始敌视对方的盟友时，其他国家会被迫选择支持其中一方。随着时间的推移，由最初的大国领导的两大对立阵营逐渐形成，而原本有限的冲突就会演变为全球对抗。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重大战争的爆发并非仅仅源于侵略意图或军备竞赛，也源于国际体系本身的网络化特性。这种特性使得危机具有“传染性”，并将随着联盟范围的扩大而蔓延。随着集体威慑机制的削弱和各国之间信任的减弱，这种危机的爆发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对于大国而言，边缘地带的一点火星就可能在国际体系的核心引发一场大火。

这种理论解释与真实的历史经验相符，最显著的例子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始于局部冲突（1914年奥地利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随后通过联盟机制和相互重叠的承诺，升级为同盟国和轴心国之间的全面战争。历史表明，同样的场景以不同的形式不断重演：最初只是小范围的冲突，但由于某个强权拒绝保持中立，冲突迅速扩大，并迫使各方选边站队，以选择各自的立场。

小泉秀人的模型阐明了联盟机制如何将简单的双边对抗演变为全球性的分裂——只需一个局部事件就能让整个世界重新调整格局。地缘政治蔓延理论的一个典型例子是乌克兰战争。这场战争最初是两国之间因边界和历史遗留问题引发的局部冲突，但由于联盟机制的作用，而迅速演变为一场复杂的国际对抗。

由于美国和北约在政治和军事上支持基辅，莫斯科认为这场冲突已经超越了地域界限，并升级为与整个西方的对抗。因此，俄罗斯开始加强与中国、伊朗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盟。由此，这场冲突重现了“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逻辑，并使任何国家都无法保持完全的中立。一个国家要么被归类为西方阵营的一员，要么被视为更倾向于俄罗斯及其新的盟友。

随着西方持续介入乌克兰战争，以及俄罗斯、中国、伊朗和朝鲜之间军事合作的加强，有限的冲突升级到近乎全面对抗的动态正在不断重演。这使得当今欧洲局势更像是一场小型冷战，而且随时可能升级。

螺旋模型还是威慑模型？

另一方面，包括美国学者皮埃尔·布劳米勒在内的一些国际关系理论家认为，重大战争并非突然爆发，而是经历两个相互关联的阶段。在第一阶段，大国之间围绕影响力和国际体系权力平衡的结构性紧张局势不断积累。在第二阶段，当一个国家采取挑衅性的安全措施或利用缺乏有效威慑来扩张自身影响力时，这些紧张局势就会爆发，并将竞争演变为全面对抗。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一机制，布劳米勒区分了两种解释战争爆发的经典模型。第一种是螺旋模型，该模型认为冲突源于恐惧和相互误解。双方的防御行动导致反制措施，造成互不信任的螺旋式升级，进而导致军备升级，最终导致战争意外爆发。

第二种模型是威慑模型，该模型认为，重大战争的爆发并非源于恐惧，而是因为一方认为对方的威慑力薄弱，可以肆无忌惮地发动攻击。换言之，战争的开端并非自发升级，而是缺乏威慑。

为了检验哪种模型更能准确地解释重大战争，布劳米勒考察了欧洲在19世纪的冲突，当时，各大帝国为了争夺影响力、疆域和联盟而持续竞争。他发现，那个时期的重大战争并非源于误解或自发升级，而是因为一方认为它可以在没有任何真正威慑的情况下发动攻击。例如，在19世纪60年代，普鲁士评估其奥地利和法国的竞争对手无力与之抗衡，因此发动战争以巩固其作为新兴霸主的地位。

通过这项分析，布劳米勒得出结论：爆发重大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是缺乏有效的威慑，而不仅仅是紧张局势的累积或军备竞赛。这一模式在当今现实中显而易见——以色列几乎处于毫无威慑的环境当中。除了在加沙地带持续两年的歼灭战争之外，以色列还对黎巴嫩和叙利亚发动了多次袭击，并扩大了针对伊朗目标的军事行动，它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伞，并且自信不会遭到对手的果断回应。

根据布劳米勒的逻辑，这种持续的威慑缺失会营造一种心理和战略氛围，诱使更多行为体冒险行事，并增加局部冲突升级演变为涉及大国的更大规模区域对抗的可能性。当一个国家认为自己可以肆意妄为而不受惩罚时，实际上它正接近一个临界点，这时，一旦误判或突然的反应，就可能会引发一场不受控制的冲突。

“归因模糊性”

此外，现代技术——尤其是对自动化系统和人工智能算法日益增长的依赖——加剧了危机风险。自动化系统可在数秒内读取数百万条信号，提供建议或采取初步行动的速度远超人类的干预能力。

决策时间的缩短带来了战术优势，但也消除了以往阻碍进展的核实和审议过程。过去，误判很容易导致事态升级至军事层面。因此，任何技术故障或信号误读都可能迅速演变成不可逆转的连锁反应。

对此，兰德公司指出，“归因模糊性”（即难以精确识别行为者及其意图）是现代冲突中最危险的特征之一，尤其是在网络战、太空战和信息战领域。传统的军事攻击来源和意图清晰明确，但如今的技术使得破坏或干扰行动难以确定肇事者，甚至难以判断该行为是蓄意为之还是仅仅是技术失误。

例如，一国可以瘫痪敌方的卫星网络或预警系统，并将其伪装成意外事故或电子实验，而另一方则可能将其视为需要回应的战略攻击。

这种识别行为者或意图的模糊性使得应对措施难以预测，并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冲突升级。网络攻击不再是传递威慑信息的“低成本”工具，反而成了难以控制的连锁反应的导火索。

归因模糊性的危险在于，它为责任不明确的国家提供了回旋余地，并营造了一种持续不断的猜疑氛围。每一次卫星故障，或是银行或能源系统的崩溃，都可能被解读为另一方的侵略行为，即便其根源在于内部故障。因此，现代战争不再是直接对抗，而是演变成了相互猜疑的战场。

当今的国际格局似乎正徘徊在小规模冲突与全面爆发的边缘。历史并非通过事件的重复重演而重现，而是通过支配这些事件的模式的再次出现而重现；这种升级始于误判或对轻微挑衅的过度反应，并且逐渐扩大，最终将重塑全球影响力的版图。正如上世纪60年代的北部湾事件引发了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一样，类似的模式正在当今的危机中重演——从加沙到乌克兰，从南海到红海，概莫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