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在缅甸伊洛瓦底江边的提坚镇，当地政府为了生产与运输木材，正在将江边的湿地抽干平整。随着湿地消失，一头伊洛瓦底江江豚被发现搁浅于此。当地长辈们相信屠宰江豚将会带来厄运，但他们的习俗无人在意。第二天，这条死去的江豚被大卸八块——它身上有珍贵的鱼油。后来，这片区域因为雨季来临，遭到了河流侵蚀的严重破坏。
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记录下了这则几乎是关于伊洛瓦底江的谶言的故事。1958年，22岁的斯科特来到缅甸，他入读仰光大学和曼德勒大学，骑着1940年生产的凯旋牌摩托车穿越辽阔而干燥的中部平原，宽阔平静的伊洛瓦底江贯穿缅甸，也贯穿了斯科特的心，他从此爱上了这个国家——他决心将缅甸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尽管1961年当地发生政变，他不得不离开——此后的半个世纪，他再也没有回到伊洛瓦底江畔。
2011年，当缅甸又一次向世界敞开大门，已经75岁的斯科特马上再次回到了缅甸。他又一次沿着伊洛瓦底江漫游，五十多年来，这条大河已经目睹了太多的人事沧桑，它自身也已经被完全改造。他年轻时看到的是如此浩浩汤汤的一条大江，如今已经被采矿业、采砂业、农药、工业废水、过度捕捞改变得面目全非。
2024年，斯科特逝世，留下的遗作就是一本关于伊洛瓦底江与洪水的书《赞美洪水》。他在书中大声告诉世人，对一条河流来说，洪水是它的正当权利，而所谓的洪水的可怖面目，只是人类定居点侵入了其领地而必然会得到的一种回应。他将河流视为流动的生命，对洪水的理解彰显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非人类中心主义。
“洪水退却农业”的智慧
中国人对洪水极为熟悉。如孟子将洪水与猛兽并称，洪水在我们的历史中有很不好的名声，黄河改道的故事嵌入我们民族的记忆。过去两千五百年间，黄河至少改道了二十六次，特别是宋代以后，随着制瓷业、冶炼业、造纸业等需要大量木材的新科技的发展，黄河加速淤塞，下游如摆尾的巨龙，往北摆荡到山东半岛以北流入渤海湾，往南摆到山东半岛以南注入黄海，然后又往北摆荡……黄河彻底变成了一条需要“被治理”的河流。
对黄河的治理几乎是人类在前工业化时代做过的一项最为浩大的河流驯服工程，也许只有帝制中国的特殊体制才能负担得起潘季驯的“束水攻沙”之法——无数的大坝被增高、被称为第二道堤坝的“遥堤”如长城拱卫村庄。
而斯科特关注的是“洪水脉动”。 他把河流看成是一条呼吸着的生命，一呼一吸间，就是河流周期性的泛滥。他说，没有“洪水脉动”，河流就无法维持生命力。
在没有智人的干预之前，洪泛之水所能触及到的土地，就是斯科特所特别重视的“泛滥平原地带”。在河流与陆地之间，洪水脉动所触及的泛滥平原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广大地貌，是一种过渡地带，这个过渡地带会周期性地淹水、周期性地干旱，在这个过渡地带生活的植物、昆虫、鸟类与哺乳动物，都适应了这种周期性的波动。各种生物仰赖于它，早期智人亦如是。
斯科特珍视人类早期的智慧，早期从事渔猎的智人对洪水脉动了然于胸。当水位上涨，微生物开始活跃，过渡地带的生物开始连锁反应，鱼类增肥，水鸟翔集，猛禽与兽类如约而至，智人当然也加入了这一盛宴。换句话说，早期智人也是一种适应洪水的生物。
在定居农业的发展早期，智人们依靠的仍然是洪水。既往研究认为动员大规模人员修建大规模水利灌溉工程是国家形成的基础，如探讨水利工程与政治权力关系的德裔美籍历史学家魏特夫（Karl Wittfogel）便持此论。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最常见的早期农业形式是一种“洪水退却农业”（flood recession agriculture）——洪水先是淹没了所有与作物竞争的植被，得以在地上铺上一层由淤泥构成的营养层，洪水退却后便是一片已经平整过的田地。耕作者要做的，就只剩赶紧播种，让作物抢得先机。在尼罗河、幼发拉底河与黄河的泛滥平原上，人类栽种的就是这种已经适应洪水的物种。
这是斯科特从人类的根子上对洪水所做的辩护。
保持谦卑
曼德勒距离伊洛瓦底江的出海口有一千多公里，但它的海拔只有80米。这也就意味着，江水在这一千多公里的广大平原上，以极为缓慢的速度流动，造成了伊洛瓦底江中下游宽广的泛滥平原。就像长江在武汉的海拔只有二十多米，而流向大海还需700公里，于是长江中下游像碎镜子一样散落的湖泊，其实都是长江“洪水脉动”的领地。
平静而缓慢的流动带来了人类交流的繁荣。斯科特观察到，缅族的凝聚，很大一部分也是伊洛瓦底江的产物。伊洛瓦底江提供的不只是天然的食物资源，还有摩擦力相对较少的通行能力（逆流情况下，前工业化时代水路运输比陆路运输效率高6倍，顺流则是12倍），让居于此处的群体可以自由往来、互通有无。正如鱼类依循河道洄游、水鸟沿着河水迁徙，人类也在河道与两旁的泛滥平原发展出一条条通道，推动社会融合。其实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中，便已经剖析过这个进程——具有航运之利的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商业与文化由此紧密连结，形成一个在饮食、都市结构与政治形式上相互影响的世界。
2021年，缅甸局势再度紧张。此时斯科特的田野调查还未完成，他委托了几位缅甸朋友，前去调查伊洛瓦底江流域的“纳”。 纳就是神灵（nats），这些神灵就像中国的民间信仰，在当地历史中非常重要，且具有神力，既可为善也可作恶。所以这些神灵也享受贡品，时而被崇拜，时而被回避。很多“纳”的起源与伊洛瓦底江的传说有关，“纳”代表了当地人与伊洛瓦底江的相处之道，既敬且畏。
而当工业时代来临，越来越多的河流面临着被驯服的命运，而这种对河流的大规模干预，导致了更大的洪水，这被斯科特称之为“医源效应”。
医疗专业中的所谓医源病，是指在治疗某种疾病时，其医疗方法意想不到产生了另一种疾病。斯科特认为，今日面对的河流灾难，“绝大多数都是过去为了谋求智人与民族国家的利益，试图规训与驯化河流的结果”。湿地的消失，森林被砍伐殆尽，生物多样性所必需的栖息地被破坏。“当初没有人能预见到，我们对河流水文的干预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影响。”斯科特反对孟子将洪水视为威胁的观点，他提到了道家的精神——保持谦卑，顺应自然。
斯科特对人类述说的，其实都是一些常识。但这位老者在生命之河的尽头，回望年轻时闪闪发光的伊洛瓦底江，其谆谆教诲，令人动容。
唤起人类对河流与自然规律的敬畏
伊洛瓦底江的化学污染主要来源于金矿开采。黄金需要使用汞与氰化物加以提炼，化学残渣在雨季的倾盆大雨中冲刷入河。而采砂船带来了物理破坏，挖掘河床产生的粗大砂砾破坏了伊洛瓦底江水中生物栖息地。
根据斯科特的研究，如今，伊洛瓦底江流域剩余的泛滥平原与湿地，只剩下1948年缅甸独立时估算面积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这些季节性栖息地的丧失，使生物多样性与个体数量急剧下降，带来了人类难以完全评估的灾难性生态影响。
这一次，斯科特不打算站在人类的立场，而是开启一场生物间的平等对话。伊洛瓦底江江豚作为主持人，各种生物依次登场，述说自己的命运。
云鲥道：“我们依照季节迁徙，与河流同步移动，绝大多数会在洪水脉动时横向移动，在洪水淹没形成的暂时性湿地与池塘产卵。我们的子孙会在相对安全的回水区缓慢成长，直到他们成年，便返回伊洛瓦底江与主要支流，然后游往大海。这是我们数千年来做的事，今日依然渴望这么做。但在过去数十年间，你们用各种方式把我们围住，监禁了我们，使我们无法繁殖。这便是即使你们不断追捕，却发现我们数量愈来愈少的主因。我们仰赖河流周边有时潮湿有时干燥的过渡地貌，但我们现在无法进入这些地方……”
白姜黄说：“我们水生植物……为了成长，需要接近干燥的土地来进行光合作用，但我们也需要每年由洪水脉动带来富含营养的肥沃淤泥。树沼与草沼是我们偏爱的栖地。森林砍伐与排水都是为了把暂时性的湿地改造成农地，而堤防的兴建围堵了洪水，破坏了我们绝大多数的栖地。这些不只是我们的栖地，也是准备产卵的鱼类与水禽的栖地，因为这里是安全的避难所，可以让刚孵化的幼鱼平安长大。”
亚洲毛鼻水獭说：“不幸的是，自从2021年2月缅甸军事政变以来，内战爆发，导致盗猎数量暴增。人类自身的冲突与水獭毫无关系，但在人为独断划定的疆界里，我们却无法摆脱遭到残害的命运。遭受压迫的叛军与村民缺少正当赚钱管道，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将他们猎捕到的任何动物走私出境。”
最后，江豚总结道：“我们应该拥有身为流域公民的完整权利。我们承认人类也是河流周边地区的公民，了解你们也想拥有干净的水，知道你们希望获得可靠而丰富的渔获量来维持生计。然而无论是干净的水还是丰富的渔获量，你们恐怕都难以如愿，这一切都是你们自己造成的。”
离开缅甸的这五十年间，斯科特将研究对象转为东南亚其他国家——他研究了一辈子东南亚，为东南亚山区里的农民、少数民族、边缘人群写书立传，《逃避统治的艺术》描写东南亚高地（即赞米亚地区）山民对国家体制的软性反抗，早已确立了他在人类学界的宗师地位。
他高声赞美伊洛瓦底江的洪水，既在唤起人类对河流与自然规律的敬畏，这其实也承继了他这一生的学术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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