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会议，让韩国再次成为全世界的焦点。

韩国是个很神奇的国家，堪称经济逆袭的典范。

韩国领土只有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我国辽宁省的2/3，但它的经济总量却与俄罗斯差不多，俄罗斯土地面积1700万平方公里，足足是韩国的170倍。

而且韩国很多都是山地，土地很贫瘠，不像东北黑土地那么肥沃，能种东北大米；韩国也没什么资源、矿产，煤、石油这些都没有；地理位置上，偏居东北亚一小角，也不像新加坡那样正好在马六甲海峡的顶头，承担了全球90%的集装箱转运……

有一个品牌专家曾经说，衡量一个国家竞争力的强弱，要看它有多少世界级品牌。

韩国就是这样看似“一无所有”的条件，创造了三星、LG、现代、SK海力士、乐天、浦项钢铁等世界级品牌。

韩国的文化、韩剧风靡了全世界，韩国的化妆品、零食随处可见；三星的手机世界第一，电视世界第一，还能做2nm的芯片，建马来西亚的双子塔；LG的洗衣机、电视卖到了美国、欧洲。

原来讲“亚洲四小龙”，现在韩国把其他三小龙远远甩开，2021年7月，联合国贸发会议正式认定韩国为发达国家，韩国成为亚洲第二个发达国家。

2023年，韩国人均GDP达到3.55万美元，日本同期为3.38万美元。也就是说，韩国的人均GDP，已经连续两年超越日本。

为什么说韩国是逆袭，是奇迹呢？我们再看看它的起点有多低。

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把整个半岛打成了焦土，3年的战争让韩国损失了10%的人口，几乎所有城市和工厂都被摧毁。

战争结束后，韩国成了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1960年，韩国人均GDP在82美元左右，比当时的索马里还要穷。日本1964年办奥运会的时候，韩国还比朝鲜更穷。

当时国际上有个著名的韩国命题，认为韩国是个“毫无希望”的国家。

从赤贫到发达，韩国取得今天的成绩，可以说是“坐了火箭”一样。

韩国为什么能够原地起飞呢？

经济学上有很多说法，但都绕不过一个“汉江奇迹”。

1961年，军人朴正熙通过政变上台，他是一个政治强人，有一个十分清晰的目标——不惜一切代价发展经济。

朴正熙就是朴槿惠的父亲。朴槿惠有一本自传，叫《绝望锻炼了我》，其中就讲过当年韩国经济起飞那段历程。

汉江奇迹其实就是典型的“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对内靠“产业政策”，对外靠“出口导向”，去实现“后发者优势”的竞争策略。

一开始，女工们织假发，工人们生产胶合板，韩国靠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用一些微不足道的产品，一分一分地赚取外汇。

然后朴正熙举全国之力，扶持几个大财阀，韩国当时正式宣布了“重化工业化宣言”，大力投资钢铁、造船、机械等，于是浦项钢铁、现代造船就得到了国家支持。

甚至可以说，韩国一开始的崛起是一部“勾结”史，政府、银行、财阀结成铁三角。

除了重化工业，韩国当时也意识到“半导体比黄金更贵重”，而且半导体还能够解决其资源匮乏的先天局限，于是下定决心发展半导体。

1967年的时候，朴正熙在总统府宴请电子工程系教授金完熙博士，吃完饭后，朴正熙拿出一个摩托罗拉电子管，跟金完熙说：“一手提包的晶体管价格就超过了满满一粮仓韩国出口的棉纺织品”，然后说，韩国也想发展电子工业，请金博士帮忙。

金完熙就被聘请为总统顾问。据说，当时每次朴正熙见完金完熙之后，都会给他一个神秘的黄色的信封，这个信封里有2000美元，用来给他支付往返韩国和美国的机票。

三星、SK海力士，都是从那之后，逐渐开始起步。

从1962年到1989年，韩国的人均GDP从82美元飙升到5500美元，增长了50多倍，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汉江奇迹。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菲利普·阿吉翁有一本书叫《创造性破坏的力量》，它的副标题叫“经济巨变与国民财富”。

其中就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都是从落后实现追赶，为什么日本后来“失去了30年”，而韩国却从追赶型经济不断持续向前？

这个问题很重要，对当下也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在阿吉翁的研究中，落后国家要想实现追赶，有三个办法：第一个是向先进国家学习技术；第二个是改善资源配置；第三个提高管理技能。

有两种国家，一种是落后的国家，另一种是在创新前沿的国家。阿吉翁通过大量的数据建立一个模型，这个模型中有一个“临界值”。

如果一个国家越是落后，离技术前沿越远，就应该采取集中力量的“追赶策略”，而越过“临界值”，就应该转变为“创新策略”，这个时候，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企业家精神、法治的市场经济就更重要。

阿吉翁认为，一些国家之所以实现了中等富裕，后来又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因为各种原因和阻力，在追赶策略达到临界点后，没能及时调整相关策略。

韩国经济从1960年到1995年的腾飞，就是建立在“追赶策略”上，国家给财阀提供金融支持、商业和货币保护，要不是因为这样，韩国可能还是个农业经济体。

韩国的财阀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达到顶点，当时现代、三星、LG、大宇和SK，5家企业占了韩国GNP的54%左右。韩国人一生绕不开三件事，死亡、税收和三星。

韩国是怎么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继续起飞呢？

阿吉翁认为，是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发挥了全面的自然实验作用。

金融危机让大宇等财阀破产，其它一些财阀也遭到重创。

而且当时IMF要求韩国开放外国直接投资，1998年韩国通过改革，外国人在韩国企业最高持股比例达到了55%，IMF还要求韩国强化执行反垄断法等，这些措施让韩国对国内和国际进一步开放。

韩国政府也在这些基础上，进一步改革，韩国因此因祸得福。

相比之下，日本当时也是靠“追赶策略”，1949年建立了强势的通产省，给大型产业提供资金补贴等，实现了1950到1985年的经济腾飞，但后面因为没有摆脱财阀限制，没能更好实现“创新策略”，导致增长孱弱，也就是所谓的“失去的30年”。

当然，日韩今天也面临很多问题，比如阶层固化、人口结构问题、全球最低生育率等，也经历了一些“返乡潮”“学历贬值”“医疗崩坏”“临时工时代”“啃老族”等现象。

诺贝尔奖阿吉翁的研究，以及邻国韩国、日本的经验，也仿佛告诉我们这样的道理：

第一，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资源匮乏和经济危机，反倒成就了韩国的科技与开放，而一些躺在资源金山上的国家，却陷入“资源的诅咒”。

“得”与“失”不是绝对的，“得”未必是好事，“失去”也不一定是坏事，起点低，扎根期长，有的时候是一个必然过程。万事皆是塞翁马，关键在于破局与选择。

第二，阿吉翁的观点，到了“临界点”之后，从“追赶策略”调整为“创新策略”很重要，一些失败的国家，主要原因是制度调整得太慢，比如日本，背后的既得利益集团和大型财阀不仅阻止竞争对手进入，还反对转向前沿创新型增长的改革。

最后，用美国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李普塞特的一句话，“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

如果没有比较分析的视野，既不利于深刻地认识中国，也不利于明智地认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