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5月4日的午夜降临，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兴奋和惴惴不安中等待着。
凌晨4点左右，她到达伦敦保守党中央总部。英国大选的计票结果出来，保守党以近44%的总票数获得胜利。下午3点，她到白金汉宫与伊丽莎白女王进行了45分钟的会面。然后，她以新任首相的身份到达唐宁街10号。
她发表就职演说，致敬了自己的父亲老罗伯茨，以吟诵圣方济各的祈祷文开始：“有纷争的地方，愿我们带来和谐/有错误的地方，愿我们带来真理/有疑问的地方，愿我们带来信心/在绝望的地方，愿我们带来希望。”
“不满的冬天”
1979年，把詹姆斯·卡拉汉领导的工党政府拉下台的，是一场150万工人参加的大罢工。卡拉汉宣布提前举行大选。
始于1978年冬天的罢工被媒体称为“不满的冬天”。罢工起因是针对政府规定的5%加薪上限。1976年，英国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借款，IMF的贷款条件之一是要求英国政府控制公共开支、抑制通货膨胀。卡拉汉政府因此推出了工资约束政策，目标是控制工资增长，以防止“工资-物价螺旋上升”。
罢工从福特汽车公司开始，随后蔓延到公路运输、油罐车司机群体，他们停止了对工业、电厂、医院和学校的燃油供应；接着是地方政府和“国家医疗服务”（NHS）体系里的搬运工、清洁工、门卫、垃圾收集工。货物完全中断，街头垃圾成山，学校停课，医院只能接受由工运分子定义的“急症病人”；最恐怖的场景出现在利物浦市，因为殡葬工人罢工，大量遗体堆积，无法下葬。
罢工点燃了公众积压许久的愤怒，无论是对无所忌惮的工会，还是对软弱无力的工党。在过去十年间，工会已经摧毁了三届政府。
工会权力的膨胀和滥用，只是英国社会众多积弊的冰山一角。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工党取代保守党上台，推行民主社会主义施政纲领：进行国有化改革，确立混合经济；实施社会改革，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医疗、失业、养老、住房和教育等方面的立法。1947年，英国宣布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此后，两党轮流执政，但在发展混合经济、完善社会福利体系这两个方面形成了“共识政治”。
混合制经济和福利制在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平的同时，也给英国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英国的经济增长率长期落后于其他西方国家，综合国力持续衰弱。
1970年代，国内通货膨胀持续恶化，失业率不断增加，罢工此起彼伏。英国政府进行过许多改革，但收效甚微，且常因为工会反对而被迫中断。第一个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日不落帝国”，越来越像步履蹒跚的病人。
“不满的冬天”，成为英国现代政治史上的一个分水岭。
“我不能容忍英国衰弱，绝对不能！”在1979年的大选中，撒切尔夫人宣称：“我知道我可以拯救这个国家，任何其他人都没有这个能力！”
杂货店老板的女儿
在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一生中，有两个人对她影响最深：一位是丘吉尔，另一位是她的父亲阿尔弗雷德·罗伯茨。
罗伯茨一家居住在英格兰中东部的格兰瑟姆市。阿尔弗雷德在当地经营着一家兼作邮局的食品杂货店。
除自家生意外，他热心于当地公共事务。他曾是格兰瑟姆最年轻的市议员，后来又当过两年市长，在任期内表现出色。他担任最久的公职是市政会金融与价格委员会主席。他守护着纳税人的钱，一干就是二十多年，在当地声望很高。1936年，他成功驳回地方议会的一项提案，即雇自己的劳工从事本市新建储备性公共住房的维修工作。“我不认为自己的劳工干活会比按合同更省钱。”他以生意人的常识解释说。
1950年，工党在地方选举中赢得多数席位。两年后，已在市政会服务了27个年头的阿尔佛雷德被迫离职。他的离开，让当地市民痛惜和不满。
玛格丽特的童年是在大量阅读中度过的。父亲每周都去图书馆借书，并且鼓励女儿读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书，还与她热烈交流读后感。她说她从父亲那里学到了“差不多所有的东西”：勤奋工作的习惯，参与公共事务的强烈冲动，坚定的是非观；最重要的，是追随自己的信念。“自个儿想清楚，然后再说服别人跟着你走。”他这么跟女儿说。
父亲留下的道德遗产让她有一种道德自信，绝对相信自己的正直清廉，习惯性蔑视那些与她意见不一致的人。这是她最大的政治优势，后来也成为她最大的人性弱点。
在学校里，优等生玛格丽特擅长理工科，尤其是化学。1943年，她得到奖学金，前往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攻读化学专业。
在牛津校园，她的社交生活围绕着宗教团体，参与各种布道。在以激进左派思想为主流的萨默维尔学院师生眼里，玛格丽特“有些古怪”，她坚定地要成为保守党人，“犹如钢铁般坚定”。
大一时，她加入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后当选协会主席。1945年，英国举行战后首次大选，玛格丽特赶回家乡为保守党助选。最终，艾德礼领导的工党以压倒性优势获得胜利，战时英雄丘吉尔下台。她大为震惊，沮丧到了极点，“我简直不理解选民怎么这么对待丘吉尔！”
在牛津时，她阅读了哈耶克刚刚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记者科尔姆·布洛根的《究竟谁是“人民”？》，也许还有凯恩斯的著作。除化学专业之外，她已经在考虑进入法律和政治领域。
从牛津毕业后，21岁的玛格丽特受聘于埃塞克斯郡一家知名的塑料化工企业，从事研发工作。周末，她格外忙碌，参加保守党的各种政治或教会活动。机会在1948年到来。保守党协会主席在为达特福德选区物色一名候选人，一位来自牛津的老熟人把玛格丽特推荐给了对方。这是一个工党占绝对优势的选区，保守党几乎没有机会，玛格丽特却愿意试试。无论是政见还是演讲口才，她都远超其他竞争者。最终她获得提名。
在保守党提名大会上，33岁的离异商人丹尼斯·撒切尔对玛格丽特一见钟情。两人开始交往，并于1951年年底结为夫妻。这是她人生中的一个关键选择，丹尼斯为她的起步阶段提供了丰裕的物质基础，让她能心无旁骛地追求法律和政治事业。
初次参加竞选的日子，在全职工作之外，玛格丽特坐着火车、公交往来于艾塞克斯、伦敦与达特福德选区之间。在战后政治性议题压倒性向左转的气氛中，她打出的竞选口号是“vote Right to keep what’s Left”(为了保住你仅有的，投票给右派)。
在工党的地盘上，她成功地把工党候选人的优势削去了三分之一。1951年举行大选，她再次发起进攻，又削去了工党一千多票。
冉冉上升的“全能女战将”
从1951到1957年，已成为撒切尔夫人的她，政治生涯停顿了下来。六年间，她生下一对龙凤胎，并通过攻读法律成为了一名税法律师。
当孩子们三岁时，她考虑重启从政之路——这一回，她寻求一个保守党有获胜把握的选区。伦敦西北部的芬奇利选区以中产阶级为主，是保守党很有把握的一个大区。
她从八十多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赢得最后的胜利。当时的一份会议记录写道：“与她相比，我们面试过的其他所有候选人都黯然失色。”
在1959年9月的大选中，她稳扎稳打，赢得了最多票数。未来33年里，她一直牢牢掌握着芬奇利选区的议席。
同期的议员们记得，威斯敏斯特议会大厅的26名女议员中，她很少微笑，从不开怀大笑。在通往事业顶峰的前20年里，她表现得小心谨慎。
从1964到1970年，她先后担任过六个不同领域的职务：三次担任初级发言人，分别代表养老金、住房及经济政策部门；三次进入影子内阁，先后负责能源、交通这两个完全属于男性的领域，最后是教育。尽管在每个职务上的任期都不到一年，但她总是勤奋地钻研，充分地掌握一切，并力求做到最好。
1967年，撒切尔夫人首次出访美国。这是由美国政府组织的“外国领导力项目”，目的是向英国的年轻政治家展示美国社会、政治人物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这趟旅行，让她对美国极为赞赏。美国的商业规则、私人医疗、法律政策以及私人对艺术事业的商业赞助，都是她在1980年代鼓励大臣们学习的标杆。
这段时期，她与独立智库“经济事务研究所”（IEA）来往密切，经常阅读他们的研究报告。IEA倡导自由市场，认为凯恩斯主义正在危害英国，主张减少政府干预、降低税收。
1970年6月的大选，爱德华·希思带领保守党击败工党，重新夺回执政地位。撒切尔夫人被任命为教育与科学大臣。对希思来说，给她一个教育部大臣的位子，差不多就是这位女士的职业顶峰了。
当时，有记者问撒切尔夫人，是否想成为英国第一位女首相。“不。”她带着点讽刺断然否定，“我的一生中，绝不会出现一位女首相。男人们的偏见过于强大了。”
成为反对党领袖
在居高不下的失业率、通货膨胀、石油危机和矿工罢工等多重困境中，希思政府最终在四年后的大选中败北。1975年，撒切尔夫人向这位党魁发起了挑战。
在第一轮投票中，她获得130张选票，领先希思11张。希思意识到自己无法获胜，宣布退出。她随后在第二轮中击败了其他竞争者。
一个西方主要大党首次选出一名女党魁，而且，她大概率会成为英国首相。
选举获胜后，有记者问撒切尔夫人：赢得胜利是否因为她是个女人。她回答说：“我认为我是靠才干获胜的。”
身为在野党领袖的四年里，她最大的成绩是外交：在国际舞台上亮相，打响个人名号，为入主唐宁街10号做好热身。比在国内经济问题上与执政的工党缠斗，她最关心的是冷战、苏联的扩张主义威胁、英国在此威胁下的国防需求。
1975年，美、苏、欧三方就欧洲安全问题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召开会议，这是“赫尔辛基会议”的第三阶段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缓和冷战局势。
在工党首相威尔逊前往芬兰前，她发表了公开讲话，指出苏联在军事研发、武器装备、战略核武器上的巨额开支超过美国，认为苏联与西方之间没有共同原则，而北约力量“正处于最低安全界限”，进而提出西方不应接受让自己更加不利的力量平衡想法。
她决心让自己的声音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播。1973年9月，她不顾同僚们反对，坚持出访美国——按惯例，在野党在华盛顿通常不会被重视。
在华盛顿，她见到了美国总统福特，与国务卿基辛格共进早餐，与美国的财政部长、国防部长会谈。在电视直播中，她向全美公开演讲，大谈过度征税之恶，描绘了英国经济奄奄一息的景象。
在野期间，她到访了23个国家，包括美国和欧洲主要伙伴国，华约国家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中东、南亚以及东南亚地区。1977年4月，她访问中国，参观了杭州织锦厂。
1976年元月，在肯辛顿市政厅，撒切尔夫人发表了题为“英国觉醒”的演讲，她抨击苏联，称其“一心想称霸世界”。苏联《红星》杂志发文谴责了这位英国保守党领袖，称呼她为“铁娘子”。《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了此事。撒切尔夫人欣然接受了这个本带有羞辱色彩的绰号。
“他们再也没有如此靠谱地歪打正着过。”她后来说，并借此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树立起自己的形象。自此，“铁娘子”这一称号伴随着她整个政治生涯。
她用自己的声音影响了西方阵营。从1977年起，北约国防支出增加了3%，西德等国则同意在其领土上部署美国核导弹以对抗苏联的SS-20系列导弹。
1975年，撒切尔夫人在伦敦见到她未来最重要的盟友——时任美国加州州长罗纳德·里根。首次会面，时间从原定的45分钟延长了一倍。“我们发现彼此在有关政府、经济、政府在人们生活中的位置以及其他问题上的观点非常接近。”
“撒切尔主义”的革命——一场自由市场实验
撒切尔夫人一直宣称自己是信念型政治家。她所主张的，是一整套包括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保守主义社会观的政治经济路线，这被人们称为“撒切尔主义”。
1979年，撒切尔夫人当选英国首相。一上任，她就遵循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着手削减公共开支，严格控制货币供给，取消外汇管制，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这跟战后35年来主导西方的经济思想——凯恩斯主义认为，当经济衰退、失业率居高不下时，政府应该通过扩大公共开支、降低利率来增加就业——背道而驰。
撒切尔主义的核心是“自由化市场”，这包括放松管制，对国有部门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在社会层面，强调个人责任而非国家救助，反对过多的福利。
在第一任期里，她推动最成功的私有化项目，是向公众出售原本由政府出资修建、低价租给中低收入家庭和失业者的“市政公房”。她一直坚信，住房是一种根本不该由国家提供的商品。在削减公房租赁补贴的同时，这届政府鼓励民众自置住房，购房者享受贷款利率优惠以及免税奖励。
到1983年大选时，约有50万租户家庭以低于市场的折扣价买下了公房。大批传统上支持工党的选民成为有产人士后，在政治上转向保守党。在1990年她下台时，出售的公房总套数已经接近150万套，这为财政部带来280亿英镑的收益。随着房地产业的繁荣，这些当初买下公房的工薪群体发现自家资产翻了数倍。
对国有部门进行私有化是撒切尔主义的核心支柱。与她合作最久的财政大臣奈杰·劳森曾言：“除非存在积极和压倒一切的理由，任何工业都不应该归国家所有。”从她的第二任期开始，政府逐渐退出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为国民提供基本服务的主要国有公司，这包括电话系统、煤气、电力、国内航空和机场，甚至供水。
当劳森首次提出私有化英国电信公司的想法时，商业银行家们的回应几乎是一边倒的“不可能”——资本市场根本消化不了这么庞大的企业。在撒切尔夫人的支持下，财政部干脆绕过中介银行，尝试通过邮政订单、电视、报纸广告直接把股份卖给公众。
经过财政部精心设计，英国电信的股份分三期向公众发售，股票发行价被刻意压低，每股只需130便士，销售时进行加权处理，对小股民给予一定的倾斜、照顾。1984年出售第一期股份时，超过100万小投资者申请购买，远超实际出售的股票数额。尽管受到工会劝阻，95%的英国电信雇员都申购了股票。
出售英国电信的尝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共筹得股金40亿英镑。该公司私有化后经营利润大幅增长。至于幸运的购得股票者，交易日当天就发了一笔小财，开盘后股价上涨90%。到1985年年底，股价已涨到193便士。
等到政府准备出售英国天然气公司时，整个金融界都渴望参与其中。接着，是英国航空公司、英国豪华汽车品牌劳斯莱斯公司、英国石油公司；再后来，是英国铁路公司旗下有盈利能力的资产，如酒店、轮渡、气垫船和铁路两侧未开发的土地资产。当第一波国有企业私有化浪潮高歌猛进之际，新任交通大臣想继续推进铁路的私有化，却被撒切尔夫人否决了。她以女王的名义没有触及邮政署（“皇家邮政”），也没有触及工会势力最为强大的煤矿行业。
在下议院里，在野的工党愤怒地指责撒切尔政府对待国有资产“玩世不恭”，是在用公众的金钱贿赂公众。当时，担任工党财政发言人的是32岁的托尼·布莱尔，他抨击撒切尔政府抛售英国天然气公司股份，令每个纳税人家庭每天损失20-30英镑。
这一波私有化浪潮，让许多从未涉足股票的英国普通民众成为股东。据统计，英国国内持股人数从1980年的300万人，增加到1990年的1100万人。在自传里，撒切尔夫人认为自己推行改革的目的就是让更多民众拥有财富，从而打造出一个“有产社会”，而不是有产阶级。
她把自己的政治工程命名为“大众资本主义”。
与此同时，一场真正的变革在英国的经济层面发生了。最具冲击力的是伦敦金融城，在政府放松管制之下，这个战后走向萧条的国际金融中心经历了“大爆炸”的复苏繁荣，借助信息技术革命重回与纽约、东京、法兰克福竞争的一线序列，金融从业者赚得盆满钵满。
越来越多人“下海”创业。从1983年到1990年，全英小企业总共创造了超过300万个新工作岗位，主要集中在服务业。1989年，有300万人成为自主经营者，占整个劳动力人口的11%。小企业的繁荣不但出现在英格兰南部，也出现在相对落后的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地区。
撒切尔主义成了“私有化”的同义词。自1980年代起，国有行业私有化的理念由英国率先提出，随后扩张到全球范围。
驯服“巨龙”
在铁娘子长达11年的首相生涯中，遏制工会滥用权力是她的另一项重要工作。
面对工会，撒切尔夫人上台后采取了温和渐进的方式。从1979到1982年，政府开始推动《就业法案》，目的是结束工会自1906年就起享有的法律特权，这包括取消工会享有的因非法劳资纠纷引起的民事行为免责权；收窄对“合法行为”的定义，工会组织要对二级罢工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罚金高达25万英镑等。新法案保留了让保守党右翼最反感的——工会对工党的政治献金义务，也没有硬性要求工会在罢工前必须进行投票，不禁止公共基础服务部门的罢工。
当工会上层人士愤怒谴责这一法案时，民调显示：公共舆论以压倒性多数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广大的普通工会成员也表示支持。
在英国的所有工会中，全国矿工工会（NUM）是势力最强大的。英国的煤炭工业一直处于严重亏损的状态，且产能供大于求，仅1983-1984年亏损额就达3.5亿英镑。
在第一任期里，撒切尔夫人曾对矿工工会在1981年发起的一次罢工威胁作出了让步。起初，她在下议院表示自己不会妥协。然而，当她发现国家煤炭局没有任何应急计划，她意识到这是一场无法获胜的战斗，便选择退让。
“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有降低我们的损失，准备将来再战。”她在回忆录里写道。
为了应对随时可能爆发的长期罢工，政府对英国中央发电局（CEGB）放松现金限制，指导缺少煤炭储备的电厂加大储量，同时尽量不引起外界注意；把燃煤电厂改造成燃油电厂；让数量庞大的运输卡车加入运煤队伍，以防铁路工人加入矿工罢工，造成可怕的运输瘫痪。
新上任的矿工工会主席阿瑟·斯卡基尔公开声称，要摧毁撒切尔政府。按工会章程，罢工须有会员中55%的支持率。从1982到1983年，他三次号召全国矿工工会成员对全国性罢工进行投票，然而投票下来，支持率从最初的45%下降到39%。
对多数矿工来说，参加罢工的代价太大，而且他们日子过得不错，生活越来越接近中产阶级。至于面临失业的工人，政府给出的补偿方案并不比过去的工党政府差。
1984年，英国国家煤炭局宣布：一年内将关闭20个亏损的矿井，削减两万个工作岗位。这次，斯卡基尔决定绕开投票流程，直接组织全国罢工。在他的策划、发动下，罢工从受关停矿井直接影响最大也最为好战的约克郡、苏格兰地区开始，并同时对其他矿区进行道德施压，迫使他们加入罢工。至于无意愿参与的地区，他们派出纠察人员，帮助他们作出“正确的决定”。对仍在工作的矿井、港口和仓库实施大规模的纠察行动，阻止煤炭运输。工会纠察队按半军事化运作，享受薪酬，成员可乘坐免费公共汽车到全英主要区域执行任务。
在长达一年的罢工期间，撒切尔夫人面对各种挑战，始终保持定力。她把此次罢工“降格”为一场普通的劳资纠纷，摆出政府绝不介入的姿态，让国家煤炭局来负责与工会的谈判。政府唯一的公开行动是派警察去保护那些想去上班的矿井员工的自由。
当时，英国各大电视台每晚的头条新闻都是打斗场景：一方是手持警棍和防暴盾牌的警察，另一方是拿着砖块、长钉、飞镖、钢球以及自制武器的工会纠察人员。最严重的对抗发生在谢菲尔德附近的一个焦煤仓库：工会派出5000名纠察队员阻止煤炭运输，而警方派出人数更多、全副武装的警察来对付。冲突持续了三周，两边都有令人震惊的暴力行为。仅第一天，就有104名警员、28名纠察人员受伤。最后，包括斯卡基尔在内的数百人被捕。
原本事关煤炭业未来前景的问题，自此上升为“法律和秩序”问题。1984年5月30日，撒切尔夫人发表演讲，表示：“暴民统治不能得逞。法治必须战胜暴民统治。”
该年9月，英国高等法院裁定：全国矿工工会在没有举行投票的情况下号召罢工，违反了其自身的宪章，被罚款20万英镑，斯卡基尔个人受罚1000英镑。工会拒绝缴纳罚款后，其资产被勒令扣押。
让撒切尔夫人得以获胜的，是5万名坚持上班的矿工。到1984年10月底，除了少数最好战的，几乎所有罢工者都意识到他们不会得到其他行业工会的支持。英国中央发电局已储备足够的过冬煤，罢工已毫无希望。到11月底，18万矿工已有7万人回去上班。工会为保住面子和权威，想与国家煤炭局讨价还价。撒切尔夫人要的是不折不扣的全面胜利。她坚持要求国家煤炭局必须从工会得到一种书面保障——即国家煤炭局有权单方面决定是否关闭煤矿。
到1985年3月3日，持续一年的大罢工结束。据统计，罢工造成政府公共开支方面的直接损失高达27.2亿英镑。此后十年里，煤矿关闭的速度加快。到1994年，只剩下19家矿井还在继续运作，矿工人数仅为2.5万。其主要原因是电力行业的私有化结束了此前受高价保护的煤炭市场。
大罢工的影响和后果是复杂、充满争议的，它造成了英国社会内部的撕裂，给英格兰北部、威尔士、苏格兰那些传统工业区留下无法抚平的痛苦和愤怒。在撒切尔时代，当伦敦和英格兰南部享受着普遍的经济繁荣，那些老工业区却感觉自己被抛弃和遗忘。
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人
1980年代，撒切尔夫人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人。在国际舞台上，她所发挥的作用超过了英国当时的实际分量。
在她的外交版图上，摆在首位的是英美跨大西洋同盟关系。丘吉尔之后，没有哪个英国首相像撒切尔夫人那样坚信“说英语的人民”负有领导并拯救世界其他地区的义务。“要不是美国的宽宏大量，就没有欧洲今天的自由。”1981年，她在保守党大会上强调：没有与美国的“紧密、有效和热心的联盟”，英国和欧洲大陆都无法保卫自己。
她与美国总统里根共同推动了北约对苏联的“一手部署导弹施压，一手邀请谈判妥协”的双轨制战略：在军事上强硬，对苏施加压力，包括在欧洲部署新的核武器，大幅增加军费开支，推出“星球大战”计划等；在外交上，表示愿意通过谈判达成双边“削减军备”的可能性。
英俊的前电影明星里根知道如何对一位女士施展魅力，他有足够的自信和风度包容她的好胜和强势，不会感到“男性的自尊”被威胁——相比之下，西德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对这位顽固、爱说教的“铁娘子”就很不感冒了。
他们彼此之间用昵称，一个是“罗尼”，一个是“亲爱的玛格丽特”。当撒切尔夫人1984年在与矿工工会的全国罢工打硬仗时，里根不止一次写信送上鼓励。当里根因“伊朗门事件”遭遇信任危机时，撒切尔夫人坚定地站出来捍卫他的名誉，说“我绝对信任他”。
两人的盟友关系也遭遇过波折。1982年，在收复与阿根廷存在领土争议的马岛问题上，铁娘子的不妥协立场让美国感到恼火。1983年，美国在事先没有通知英方的情况下，派兵入侵发生军事政变的英联邦国家格林纳达，也让撒切尔夫人大发雷霆。
1982年，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去世，撒切尔夫人开始主动寻求与他的继任者接触，包括访问匈牙利，以了解更多有关苏联内部的情况。“我们不得不与苏联打交道。”她在美国华盛顿、在英国保守党大会上说：“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不得不继续共同拥有这个星球。”
勃列日涅夫之后，苏共经历了两位任期短暂的最高领导人逝世，撒切尔夫人都到莫斯科参加他们的葬礼。1984年，在安德罗波夫的葬礼上，她留意到戈尔巴乔夫。“我发现了他。”她在自传里写道：“我一直在寻找这样的人。”她邀请这位苏共最年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访问英国。年底，戈尔巴乔夫到访伦敦。1985年，他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
撒切尔夫人一直与戈尔巴乔夫保持接触。她成功地在白宫与克里姆林宫之间扮演起“中间人”的角色——一方面她影响了里根，让他对苏联的看法得以变化；另一边，她让戈尔巴乔夫确信：苏联不可能在军备竞赛中击败美国，里根也不可能放弃“星球大战计划”，但他在裁军问题上是认真的。
在第二任期内，撒切尔夫人要处理一个更为棘手的、给她带来“许许多多心理煎熬”的历史遗留问题——香港问题。1982年，她飞到北京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会面，提出归还主权以换取英国对香港的连续治权，并认为保持香港繁荣符合中方利益。邓小平认为主权问题不容谈判，他警告“铁娘子”：如果英国制造麻烦，中国将在1997年直接接管香港。
随后她做出更积极、更现实主义的调整。最终，中国以富有特色的“一国两制”为双方的谈判铺平了道路，承诺确保1997年香港在回归后50年内享有“特殊地位”，保留资本主义生活方式。1984年年底，她再次到达北京，与邓小平签下了著名的《中英联合声明》。
身为女人的铁娘子
1984年10月，撒切尔夫人和保守党高层人士在布莱顿大酒店参加保守党大会。将近凌晨3点时，一颗巨型炸弹被引爆，摧毁了酒店的中间部分，有5人丧生。爱尔兰共和军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
据亲历者回忆，首相当时在和助手修改第二天的发言稿，身上还穿着几个小时前的舞会晚装。在到处是灰尘、石块的现场，她判断可能有炸弹恐袭，接着查看了丈夫的安危，然后迅速与秘书们确认情况。被护送到警局后，她与同僚们磋商，坚持第二天的保守党大会按原日程进行，以示不向恐怖分子屈服的立场。随后，她换下礼服，接受了BBC记者的采访。
“即使是在最令人恐惧的个人压力下，”记者回忆说，“玛格丽特·撒切尔依然表现出杰出政治家的品格。”但她的女儿发现，母亲在表面的平静之下仍有惊魂未定。从那以后，她随身携带的小提包里一直装着手电筒。媒体总想捕捉她“内在女性”的脆弱一面——事实上，她在公开场合只有过两次落泪。一次是1981年，她最疼爱的儿子马克到撒哈拉参加汽车拉力赛，在穿越沙漠途中失踪。她一边联系搜救，一边照常开会、处理政事。当有记者问她进展如何，她一时没控制住情绪，流下泪水。另一次是在1985年，她在电视面前回忆当年她父亲被迫离开市政会的情景。
作为英国第一位女首相，她对女性事业的贡献有限。她的内阁里只任命过一位女性，时间很短暂，她还在自传里严厉批评她的不称职。对方则回击说，她在工作上根本不信任任何女性，除了她自己。随着年纪增大，撒切尔夫人越来越不鼓励其他女性追随她的脚踪。1988年，在保守党妇女大会上，她说她认为妇女有权成为律师、医生、工程师、科学家或政治家，然后补充：“许多妇女希望把主要精力放在抚养家庭和管理家务上，我们也应该有这种选择。”
人们最感好奇的，是撒切尔夫人与伊丽莎白女王的关系。斩获十几项艾美奖的热播历史剧《王冠》试图描绘出英国历史上女王与女首相“共治”的一段岁月。这两个位于英国权力金字塔尖端的女人，年龄相近（撒切尔夫人比女王大六个月），一位是政府首脑，一位是国家元首。
从公开信息来看，她们的关系非常正常。撒切尔夫人对女王的态度有点矛盾：一方面，她对君主制有着近乎神秘的崇敬，每年圣诞晚餐，都会要求家人坐下来一起聆听女王演讲；与此同时，她试图使国家现代化，消除君主制延续造成的许多“老旧”价值观和做法。1986年，女王的新闻秘书向《星期日泰晤士报》泄露了一点内幕，他透露：女王觉得撒切尔夫人的政策是“冷漠的，导致对抗和社会分裂”。
撒切尔夫人对此似乎嗤之以鼻，她在自传中写道：“我一直认为女王对政府工作的态度绝对正确……‘两个有权势的女性’之间发生冲突的故事太好了，不能不编造。”
顶点的跌落
1987年大选，撒切尔夫人和保守党又一次轻松赢得了胜利，开始了她的第三任期。
在唐宁街对民众发表胜选讲话时，她满怀喜悦：“在普选机制下，第三次获胜是非常了不起的事。”
她的丈夫和女儿站在唐宁街10号楼上的窗口前观看。据卡罗尔回忆，当人群发出欢呼声时，丹尼斯转过身，给烟斗填上了烟丝，说道：“一年的功夫后，她就不受欢迎了，到时你简直都难以相信。”
在保守党会议上，撒切尔夫人提出要把第三任期奉献给“社会事务”，从国家医疗服务（NHS）改革，到教育、住房和人头税改革。她决心把撒切尔主义从经济领域扩展到英国社会。
那年秋天，她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出一句后来引起轩然大波的言论——“没有所谓的社会，只有作为个体的男人和女人，以及他们的家庭。不通过人民，政府任何事情也不能做，人民必须靠自己。”1988年，她还在各种公开场合强调：“不要指责社会，社会什么也不是。”
这句极具争议的话精准地表达了撒切尔夫人的政治哲学——新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它强调个人责任，个体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减少对国家的依赖；地方公共服务是一种“消费品”，纳税是一种“付费行为”，每个成年人都应该承担相同的成本。这导致她推出后来让她倒台的“人头税”。
“人头税”，正式的名称为“社区税”，是英国政治史上极具争议的政策尝试。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英国许多地方议会由工党掌控。当时，地方财政收入主要依赖“地方房产税”，而工党控制的地方政府往往通过提高税率来扩张社会福利支出。撒切尔夫人认为这种税制“不公平”，它没有体现“每个人都应该为公共服务付费买单”的理念。因此，她主张改为向每个成年人征收相同的固定税额，体现“人人平等、共同承担”的原则。在回忆录里，她指责许多地方议会刚愎自用，办事无能，只知道抓住机会推高支出，然后让中央政府来承担责任。她想通过改革地方财政体系来削减地方政府的“财政独立性”，迫使其减少支出。
到赢得第三次大选时，铁娘子认为已有足够的政治资本来推行这一税制改革。她乐观地认为：“人头税”是让选民为自己所投的选票买单，“如果他们这么做，他们就会投票反对工党地方政府。”按此规定，每个成年人无论贫富、是否工作，都必须缴纳同样数额的税，金额由地方议会设定。在1988年，其平均税费约为200英镑，一年后上涨到278英镑。
1989年，保守党政府先在苏格兰地区试点推行“人头税”。苏格兰民族党随即策划了大规模的拒缴行动，到该年9月，注册的人中有15%～20%没有交税，更多人甚至都没有登记。
到第二年3月，抗议人头税的骚乱在曼彻斯特、布里斯托尔、伯明翰等地爆发，并扩散到传统上属于保守党的地盘。该月底，伦敦举行了数十万人参与的抗议示威活动，并迅速升级为暴力冲突，汽车被烧、商店被抢，约有450人受伤，为首都地区数十年未见。
客观地说，这并非真正意义上按人头平摊的税，占缴税人口四分之一的贫困人士通过资产测查后可得到最高至80%的返还，后期覆盖的减免人群还在扩大。但这无异于增加了征税体系的复杂性和执行难度。利益受损最大的是中产家庭，如一位保守党议员所言，它是射向边缘选区的一颗“飞鱼式导弹”。议员们开始为自己的席位担心，有人以辞去党内职务作为抵抗。
1990年4月1日，人头税最终在英格兰、威尔士地区实施，此时平均个人税费已高达363英镑。来自市议会的报告显示：约有一半人拒缴。撒切尔夫人成立了一个内阁委员会，自任主席，研究制定进一步的减缓措施，但她仍拒绝在基本原则上退让。
这场政治灾难，使得保守党内部开始动摇，不满情绪积累。加上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开始上升，到1990年春，首相的支持率跌到23%，比她在过去两次低谷期间的民调都低，并且第一次出现了她的个人支持率低于政府的局面。1989年年末，工党在民调中的支持率接近50%。
危害她政治生命的另一问题，是关于如何处理与欧洲的关系。撒切尔夫人一直是个“疑欧主义者”，她认为英国的真正利益在于与美国的跨大西洋联盟。在是否加入欧洲汇率机制和欧洲单一货币等问题上，她与内阁成员们的分歧越来越大，而且，她本人有意无意地把这种分歧公开化，这让阁员们极为被动，并造成混乱。在她执政的最后一年，她最倚重的财政部长奈吉尔·劳森、副首相杰弗里·豪等人相继辞职，政府被迫四次重组。在她的提拔下，年轻的约翰·梅杰出任财政大臣。
此时，撒切尔夫人担任首相已长达11年，是20世纪英国在位时间最长的首相。
按保守党规则，每年都可以举行一次党魁选举。1975年，“后起之秀”撒切尔夫人正是凭借这一规则，成功挑战了当时的党魁希思。1989年，一位对“欧洲统一”抱有热情的保守党议员对撒切尔夫人发起了一次挑战，虽然没有成功，但这预示着她在保守党内的地位开始动摇。
1990年10月底，撒切尔夫人出席在罗马举行的欧洲理事会，因欧洲单一货币问题与其他国家的领袖发生意见摩擦。回国后，她在下议院接受质询。在工党的追击下，前副首相豪把他与撒切尔夫人的政策分歧公之于众，说自己在对首相的忠诚与对国家利益的忠诚之间的“悲剧性冲突”中折磨太久了。这无疑是一次具有杀伤性的演讲。第二天，前国防大臣、早已与撒切尔夫人决裂的赫塞尔廷宣布竞选保守党领袖。
在党内进行选战和投票期间，撒切尔照常前往巴黎出席欧安会，与美、苏、德、法领导人签署有关削减军事常规力量的条约。她想通过这一举动向国内发出信号：她才是那个受世界尊重、说话有分量的领袖。
在第一轮选举投票中，她获得204张票，领先于赫塞尔廷的152张，但离需要的多数票还差4张票。按选举规则，投票将进入第二轮。在议会厅走廊里，一些议员聚集并放出话来：如果撒切尔夫人坚持参加第二轮选举，他们会投票给她的竞争对手。
在巴黎的英国大使馆，撒切尔夫人得知选举结果后，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丈夫丹尼斯。据她女儿卡罗尔回忆，父亲对电话那头的母亲说：“祝贺你，甜心，你赢了，问题只是出现在那些规则上。”说完，泪水从他的眼眶里流下来。然后，他转身对一位朋友说：“我们已经出局了。”
第二天，撒切尔夫人赶回伦敦，决心捍卫自己的地位。她的内阁成员和高级官员们已经出动并彼此联络，他们不愿看到赫塞尔廷成为上位者。经过一番紧急磋商后，他们统一意见，说服撒切尔夫人退出，转而推出一位能打败赫塞尔廷的人选。
她在回忆录里痛苦地写道：“他们采用同一种方式，说他们本人都是愿意支持我的，但遗憾的是他们不再相信我会获胜……我感到自己也快要加入他们同一声调的大合唱了。”
一想到赫塞尔廷如果获胜，她不寒而栗——“他会废除我所为之奋斗的一切。”为了保护她的政治遗产，她必须退出。
第二天上午7点半，她去觐见女王，9点主持了最后一次内阁会议。在会议休息间隙，她宣布自己退出党魁竞选。接着，在下议院面对反对党的不信任投票动议，她做了一场谢幕演讲。
“保守党政府已经改变了一切。”她自豪地说，“英国又一次骄傲地站在欧洲和世界之林，我们的政策给我国公民带来了空前的繁荣。”
在保守党领袖的选举中，她选择支持自己的门生梅杰，认为他是从底层一路奋斗上来的，与其他人比，“他更适合有技术、有雄心、有价值观的劳动阶级。”梅杰胜出后，她略感安慰——她的事业得到了“未来的保证”。
不甘的落幕，巨大的身影
离开唐宁街时，有记者问撒切尔夫人接下来希望做点什么。她回答：“工作，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一切。”
对于她的继任者、门生梅杰，她试图继续指导、监督他完成那些她已没法亲力亲为的事业。当发现这扇门被关上后，她对梅杰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的批评越来越频繁、尖锐。这破坏了新首相的权威，加剧了党内的分裂。她在很大程度上要为保守党1992年大选的溃败负责。
最初10年，她依旧精力充沛，决心积极地工作，“我打算继续保持影响力。”她在世界各地发表演讲，如同超级明星。
她写回忆录，接受采访，诋毁她的继任者。她的“搅局”给保守党造成了长久的伤害，直到她多次中风，医生建议她取消所有演讲。2003年，丈夫丹尼斯去世后，她的头脑越发糊涂，后被确诊为老年性痴呆，与她最重要的盟友“罗尼”一样。
在她卸任后的36年里，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仍不得不在她构建的市场效率、私有化、个人责任等框架下进行政策辩论。
1997年，托尼·布莱尔领导的工党获得大选胜利。这位当年曾在下议院尖锐抨击她的“私有化”政策的年轻人，现在却致力于用撒切尔主义重塑工党。他成功地吸引到中间选民，连获三个任期。
在那次大选结束后，布莱尔邀请撒切尔夫人访问唐宁街。撒切尔夫人很高兴，她曾说：“我最大的成就就是托尼·布莱尔，因为他让工党接受了我的政策。”
现任工党政府首相斯塔默在上台执政前，曾多次向这位前首相致敬，赞美她“努力带领英国从停滞中走出来，释放我们天生的创业精神”。尽管他不认同她的许多政策，但她具有一种“使命感、计划性，这是一种领袖品质”。
对保守党而言，这位前领袖留下的遗产是一把双刃剑。2010年，戴维·卡梅伦带领保守党重返唐宁街，他一直刻意把保守党与撒切尔时代的冷酷形象拉开距离，强调“关怀型保守主义”，以改变“保守党只代表富人和南部英格兰”的刻板印象，与“新工党”争夺中间选民。“社会的确是存在着的。”他试图修正撒切尔夫人当年的言论：“它只是与国家并非在同一概念上。”但在财政紧缩、福利改革方面，他延续了她的政策逻辑。
撒切尔夫人留下的孤立主义和“疑欧论”，在英伦三岛从未散去。2016年，为了应对党内右翼和极右翼的英国独立党的压力，卡梅伦不得不承诺进行“脱欧”公投。最终，公投结果以极微弱的优势让“脱欧”成了不得不推进的议程。
在支持者眼中，撒切尔夫人的一系列改革曾拯救了英国经济。在饱受伤害的英格兰北部、苏格兰和威尔士地区，人们对她极度反感。2002年，下议院为撒切尔夫人树立了一尊雕像，反对者则用一根铁条削掉了雕像的头部。
1990年11月那个不平常的日子，撒切尔夫人在宣布退出党魁竞选后，在下议院做了谢幕演讲。回到唐宁街10号后，她对女儿说：“卡罗尔，我想我在历史上肯定是有地位的。”
（参考资料：玛格丽特·撒切尔《通往权力之路——撒切尔夫人自传》，约翰·坎贝尔《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传》，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罗伯特·佐利克《论美国：美国外交和外交政策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