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一个地区的营商环境，看当地政府工作报告，没有说自己不好的，都是“优化”“改善”“提升”“满意”之类的关键词。

但营商环境到底怎么样，还是企业家最有发言权。

最近跟一些企业家聊了聊不同地区营商环境的差异，收获很大。因为他们都在多地拥有工厂，对比之下的感受最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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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部分企业家从政府办事效率高不高、政策力度大不大、服务优不优、契约精神好不好等角度来分析的时候，另一位企业家的思考角度引起了我的注意。

他说，不同的营商环境其实反映的是不同的认知水平。

我请他展开讲讲。

他说，我们在不同地方建厂，有些地区从政府到民间都夹道欢迎，真心认为企业落地是件好事；而有些地区的某些部门，却觉得我们是来“添麻烦”的，因为凭空多了一项工作要应对。

当我把这个观点分享给一位政府官员时，他也跟我讲了一个例子。

他说，某座沿海GDP万亿级的副省级城市，与企业联系较为紧密的政府部门中，竟然有公务员认为——自己的工资来自财政，企业的好坏与他们无关。

我听完十分震惊。企业是财富创造的主体，它们带动就业、贡献税收、推动创新、促进繁荣——这是改革开放近半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常识，为何仍未成为共识？

如果连这样基础的认知都不具备，何谈真正的营商环境优化？

真正好的营商环境，从来不是纸面上简化的审批流程、优惠的税收政策，而是“企业是发展之本”的朴素认知。

认知，是人们对事物本质的理解、判断和决策的底层逻辑。它如同一片土壤，而政策、法规、服务不过是这片土壤上长出的植物。土壤贫瘠，再好的种子也难以繁茂；土壤肥沃，万物才能生机勃勃。

越思考，越能体会“营商环境就是认知水平”这个判断的深刻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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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驱动行为，认知不同，行为就不同。

来看一个鲜明的对比。

A地：领导在招商引资大会上慷慨陈词，热情承诺“金牌服务”。但企业落地后，遇到一个技术性问题寻求帮助，相关部门负责人眉头一皱：“这不符合我们过去的惯例，有风险，要不你们再等等？”

B地：企业提出一个前沿的创新模式，当地官员的第一反应不是“没听过”或“不行”，而是“我们马上组织专家论证，看看需要我们如何调整规则来适配你们的发展”。

这背后的差别，根源在于认知。A地的管理者，其认知停留在“管控”层面，他们的核心诉求是“不出事”，行为模式是“规避风险”；而B地的服务者，其认知已跃升到“共创”层面，他们理解经济发展的本质是“激发活力”，行为模式是“解决问题”。

曾有北方官员带队去浙江学习，参观一个新的文旅项目时询问：这个新事物你们怎么监管？对方不解：为什么要监管？参观者说：出了问题怎么办？对方答：出了问题有法律管着，依法办事就行。企业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不敢触碰法律，不用再专门为这件事弄一套制度流程。

听完这个故事，我心中也有一个疑惑：这位北方官员学习之后会怎么想？是认可浙江模式，还是觉得他们考虑的不如自己周到细致？

当一座城市的决策者，其认知水平仍停留在“官本位”的行政管理，而非“客户导向”的公共服务时，即便流程表上再精简，企业在实际运营中感受到的，依然是那堵无形的“认知之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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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我们大谈营商环境，一个重要目的是招商引资。但看似相同的招商引资动作，背后却有两种不同的认知模式。

一种是“狩猎式认知”，把企业视为猎物，优惠政策只是诱饵，引进来后就想办法“收割”。

我们看最近的一个案例。

有多家媒体报道称，“贵州仁怀市茅台镇一家投资8亿元建成的白酒污水处理厂被当地政府突然解约、强行接管”。舆论发酵后，遵义市政府表示提级调查，并及时公布结果。

看了南方周末的深度报道《贵州仁怀官员独家回应茅台镇污水厂解约纠纷》后，我对仁怀市政府的强行接管做法有两点疑问。

一是在《解除合同通知书》中，政府方面列出了五条企业的重大违约内容，包括未在约定期限内完成项目建设、未备足流动资金导致项目运转不正常等。且不论责任在谁，正常来讲，招引来的企业遇到困难，政府不应该出手帮扶一把吗？

这几年我也在不同地方政府工作过，面对困难企业，我们都是千方百计地去帮扶，帮忙找资金、找市场、找出路。做企业哪有一帆风顺的，如果遇到困难就被“收割”，以后谁还敢去投资？

二是解除合同尚未获得法院支持，政府为何就能强行接管企业？法律的权威何在？当地政府的解释是，“当时情况比较紧急。仁怀酒厂比较多，天天生产都要排污。污水处理厂运行不正常的话，酒厂要么停产，要么污染环境。政府接管过来的目的，就是让酒厂正常运行。”这个解释带来了一个新的疑问，仁怀酒厂一直就很多，当地之前的污水都是怎么处理的？

还是等提级调查的结论吧，到底是保护外来企业，还是保护本地官员，也是当地营商环境的真实映照。最近甘肃一供热民企30年特许经营权5年作废，投3.7亿遭强行接管等热点事件也引发热议！

与“狩猎式认知”相对的是“农耕式认知”。这种认知将经济生态视为一片农田，政府的工作是松土、施肥、浇水——也就是完善基础设施、保护产权、提供阳光雨露式的服务，让种子自己生长。他们追求的是整片土地的肥沃与丰收，而非一株幼苗的即时回报。

拥有“农耕式认知”的主政者明白，一个行业巨头的落户，能带动整个产业链的繁荣；一家独角兽企业的诞生，能吸引大量人才和资本的聚集。

前段时间调研某县级市汽车产业集群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鲜活的案例。当地从90年代中期推动国企改革，将一家农用车生产企业无偿划转给北京某大型企业。后者带来技术、资金与管理，使该企业迅速腾飞，成为就业与利税大户，并带动了300多家配套企业成长。

在采访一家已经上市的配套企业时，我问了对方一个问题：龙头企业带动了你们的成长，你们有没有在当地也培育出自己的配套企业？对方告诉我，他们曾从南方采购某配件，因距离远、合作不便，便鼓励本地一家铸造企业尝试生产该配件。如今，那家企业也已成长为重要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

从生根发芽到开花结果，再到开枝散叶、蔚然成林，当地政府用三十年时间培育出了一个几百亿规模的产业集群。“农耕式认知者”关注的不是一城一池的税收得失，而是整个生态的价值增量。这种长期主义的认知，才是营商环境最宝贵的“定心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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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营商环境也不是政府的“独角戏”，而是政府与企业、社会的“协奏曲”。企业家的认知水平同样至关重要。

一个地区，如果企业家群体普遍认知陈旧，热衷于寻租、搞关系、做套利生意，而非创新、打磨产品、创造价值，那么即便有开明的政府，也难以形成健康的商业生态。

反之，当一批具备全球视野、崇尚创新、敬畏市场的企业家涌现时，他们会反过来“教育”和“倒逼”政府提升认知。他们会提出更前沿的问题，要求更透明的规则，拥抱更激烈的竞争。这种良性的互动与共振，才是营商环境不断优化的核心动力。

深圳为何能成为“创业之都”？其根源在于，从政府到企业，再到每一个普通人，都普遍拥有一种“发展才是硬道理”“敢为天下先”的认知共识。

我在《搞活协会经济的，为什么是深圳？》一文里提到，放开不必要的管制，鼓励竞争、信任市场，正是深圳搞活协会经济的制胜密码。

实际上，这种“鼓励竞争、信任市场、拥抱创新”的集体认知也正是深圳经济持续繁荣发展的文化基因。因为认知共识，比任何单项政策都更为强大和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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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再度审视“营商环境”这个课题时，或许应该少谈一点“我们出台了多少条政策”，多谈一点“我们是如何思考的”。

对主政者而言，需从“权力认知”升级为“服务认知”，从“短期政绩认知”升级为“长期生态认知”。真正的服务，是理解企业发展的真实痛点，并在认知上与之同频。

对企业家而言，需从“关系认知”升级为“创新认知”，从“投机认知”升级为“价值认知”。

一个地方的繁荣程度，与其地理条件、资源禀赋有关，但更与当地政府和社会精英的认知天花板紧密相连。

打破认知的牢笼，才是最优的营商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