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1-03 21:00:00
“课程成了稀缺资源”
事实上，高校的“减学分”并非今年才开始。多位受访者表示，其所在的学校于2024年就开始大幅度地压缩学分。复旦在此轮改革之前，也在2024年减过一轮学分。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卢晓中指出，高校进行学分压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高校课程的整体质量不高，存在学生知识和能力获得感低的“水课”。高等数学是华东某市一所985高校2025级新生宇华的必修课，开学时她只抢到了一门线上高数课，不点名，可在任何时候自主学习。可让她没想到的是，这门课是老师线下教学的录播课，收音效果差，视频清晰度不够，根本提不起听课的兴趣。开学两个月来，她很少点开这门课，大部分时间是在B站看其他教师的高数课自学。卢晓中解释，“水课”的存在，在于教师仍停留在以师为本的模式上，还有一些教师因授课时间长，将课程视为个人的私人资源，不愿创新。他强调，如何增加“金课”，减少“水课”是高校需要思考的问题。此次学分压缩潮将会倒逼教师进行转型，并淘汰部分守旧的教师。北京建筑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自动化专业负责人张晓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过去几年其所在的院校一直在逐步调整学分。2024年，学院对专业培养方案进行了“大改”，自动化专业的总学分降至约160分，2025年的方案仍在细化完善的过程中，学分预计将进一步压缩到150分左右。而在十年前，该专业的毕业学分一度超过180分。学分的减少，对于高校教师而言意味着课时的减少或课程的调整、取消。张晓宇表示，改革的过程并不顺利，对于部分教师而言，教授多年的课程突然被撤销，转而被要求承担新课程，需要重新学习、备课、设计教学环节，工作量变大，“他肯定不愿意”。为减少教师的怨言，张晓宇所在的学院做了大量的工作。从教学副院长、专业负责人到各系主任，层层讨论、拟定方案，再反复与任课教师沟通。调整课程安排时，会尽可能做到平衡，统筹考虑教师的工作量，不让个别教师受到太大的影响，“平均下来每一位老师有一门课程进行调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一名教师也对改革过程印象深刻。仅上学期，学院就多次征求教师意见，反复召开相关会议，并与任课教师一对一沟通，“培养方案都修改了几十遍”。在会议上，大多数教师的担忧集中在教学工作量的考核，因此学院也相应地放宽了教学时长的考核。该教师表示，过去最忙的时候，她一学期有时要上五门课，等新的教学方案确定后，“估计一学期只需要上一到两门”。课程因此成了稀缺资源，甚至出现了个别教师没有课上的情况。但由于学院沟通到位，没有出现教师反对的声音。赵仲杰是北京建筑大学社会工作系的学科负责人，主讲大一新生的社会心理学课程。在学校压缩学分的趋势下，他所负责的课程从48学时减少到了36学时，这导致课堂容量收缩。社会心理学是社会工作专业的核心课程，由于无法在课堂讲完所有的知识点，他只能筛选核心知识点进行讲解。赵仲杰认为，虽然需要在备课上花费更多的时间进行内容取舍和教学设计，但对他没有太大的影响。他解释：“学分的减少，可以帮助教师减轻课时压力，更注重教学效果，向精教优教转型。同时，教师将会有更多的时间用于科研工作，实现科研教学协同。”但这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学生不在课后主动预习，容易出现跟不上的情况。人工智能与实践导向的强化
“减学分，不能为减而减，而应加减协同，减少‘水课’的同时，理应加上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课程与育人活动。”卢晓中说。在多所高校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通知中，人工智能成了高频出现的词汇。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官网显示，学校将“动态调整专业结构，构建‘信息+智能+’培养体系，深化多元化培养模式改革，开设辅修专业与微专业，全面推动AI+课程建设”。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朱安博介绍，学校新版人才培养方案并不是简单删减旧课程，而是通过筛选保留、新增特色课程、取消冗余分类实现课程优化，“作为院长，我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实现外语学科专业的转型和公共外语教学的发展”。以外国语学院为例，翻译专业的学分在2024年减少了9个，又在2025年再次减少3个，并在课程设置上将人工智能与翻译融合，有三分之一的课程都与人工智能有关，比如原“计算机辅助翻译”整合为“人工智能与翻译”“大语言模型与翻译”，并新增“人工智能与口译”“人工智能翻译伦理”等课程。此外，外国语学院还承担着全校的公共外语教学。朱安博称，2025版培养方案中大学英语的学分从12学分降到10学分，减少了32学时，并新增“国际人才英语”“学术英语”等课程，减少英语四级、出国考试等应试导向课程，强化实用与学术能力。类似的课程重构也出现在北京建筑大学。张晓宇介绍，其所在的院系除增设人工智能相关课程外，也重视学生实践环节。出于升学、就业的考虑，学生喜欢参与科技创新类竞赛，曾向学院反馈是否可以增设相关课程。为此，学院专门组建了相关实验室，并在最新的培养方案中增设自主创新课程板块，囊括不同类型的大学生技能竞赛的内容，供学生根据兴趣爱好进行选择。“学分压缩后，学生的业余时间变多，就可以去参加社团活动、竞赛活动，提高他们自主学习的能力。”张晓宇说道。卢晓中补充，在减学分的背景下，搭建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平台，为学生提供相关实践指引十分重要。他建议，高校应在制度上加以保证，以刚性的约束引导学生躬耕实践。比如，深圳理工大学规定学生每周上4天课，每到周五，学生将会强制在实验室轮转。但这些做法背后也有隐忧。已保研升学的复旦大学毕业生王晓对学校绩点改革中的一个条例印象深刻，即在“挑战杯”、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等高水平创新实践活动中取得优秀成果的本科生，按流程，可申请认定6-8学分的创新实践学分，成绩记载为“A”。王晓解释，创新实践活动的学分分值高，对绩点的影响大，如果成绩好可以迅速提高绩点。她担心，当创新实践成为评判多元发展能力的必要条件时，学生可能又会像卷绩点一样卷科创、竞赛，陷入优绩主义中，造成新的束缚。“学校的要求减少了，自己主动要求的部分增加了”
“我是赞成减少学分的。”上述提到的复旦大学教师直言。当学生进入大三时，她明显感觉到他们因课程繁重而状态不佳，甚至有人通宵自习。“学生没有必要每天待在教室里，要有时间做自己的事情，发展兴趣和特长。”她说。学分改革落地后，学生的感受并不相同。对许多人而言，课程减少并未带来真正的松弛，绩点依然是选课时重要的考量标准。复旦大学实行自由选课制度，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安排自由组合课程，每门课的学分大小直接关乎着绩点的高低。一位2024级历史学系的学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在大一时曾按照兴趣选课，并有意识地规避“水课”，但有几门课程给分低，导致其绩点不理想。因担心影响未来选择，这学期他选择了一些轻松的课程。对此他说：“选择比努力更重要。”但也有学生更看重课程内容本身。新生贺筠更注重选择符合自身兴趣、难度适中、给分中肯的课程。她曾选过一门“给分好”的课程，但因课程质量较差，学不到东西而退掉了。但仍然有许多同学选择留下，她对此也理解，“每个人考量的因素不一样，想要高绩点确实需要选轻松的高分课”。她补充道：“但对我来说，更在意学到了什么，绩点只是考量选课的因素之一，不愿意作为全部。”学生的学业压力是否减轻了？洪成文指出，学分减少，并不一定减负，“学校要求的部分减少了，但自己主动要求的部分增加了”。贺筠提到，目前学业压力不算大，课余时间会在学校周边骑车或是参加社团活动。但她也表示，学校的氛围较为自由，减负政策有一定效果，但并不是很显著。她的室友会每天学到晚上十一点半，许多人在图书馆自习到闭馆，打开校园论坛大多是与学习有关的帖子，她说：“总体比较内卷的环境下，很难做到完全不焦虑。”“减分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卢晓中说。他认为，高校压缩学分是大势所趋，但学校不能一窝蜂地减少学分，而是要因校制宜，根据自己的学科特色、培养目标进行调整，提升课程育人性，同时相应地调整评价体系，建立更多元的评价内容，让学生真正适应时代与社会的发展。• （应受访者要求，王晓、贺筠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