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右翼影响者隐藏的种族煽动现象体现在一种以捍卫欧洲价值观为幌子的话语中，但其核心传递着针对移民的歧视性信息。

这些信息通常以笑话或吸引年轻人的短片形式呈现，很容易传播并逃避审查，同时将仇恨烙印在数字讨论中。

数字话语和伪装的仇恨

法国《世界报》（Le Monde）在 2025 年 1 月发表的一篇广泛报道中，强调了欧洲互联网上种族主义话语正在经历的深刻转变。仇恨的表达不再是直接的侮辱或公然的煽动暴力，而是采用象征性和讽刺的形式。

报告指出，这种新的话语模式通过合成图片、笑话和讽刺短片来实施，这些内容以看似娱乐的方式重塑了关于穆斯林、非洲人和移民的刻板印象，但实际上却有助于使仇恨常态化，并使其在当今的日常数字文化中被社会接受。

这股隐性种族主义的浪潮构成了双重危险，因为它不容易引起法律关注，在法庭上难以证明其煽动意图，并且通常被包装成言论自由或讽刺性批评。

此类内容直接与欧洲种族主义右翼潮流对移民和穆斯林的拒绝有关，尤其是在每次安全事件或关于民族认同的政治讨论之后。

在法国，报告提到，每次发生袭击或安全事件后（无论肇事者的背景如何），反穆斯林标签（Hashtags）都会占据平台热门，这反映了个别悲剧如何被转化为煽动集体紧张局势的借口。

在德国，《世界报》观察到针对非洲难民的数字运动尤其升级。极右翼活动家利用先进的数字工具，从短片和讽刺电子游戏到精心修改的图片，以娱乐的形式传播他们的信息，吸引年轻人，并在背后隐藏着明确的歧视性信息。

报告还指出，YouTube、TikTok 和 X 等大型平台的算法在无意中助长了种族主义话语的传播，因为它们奖励最能激发情绪的内容，而不考虑其价值或社会危害。互动越多，平台的利润就越高，这使得仇恨转变为一种有利可图的数字商品。

因此，数字经济本身成为了数字暴力再生产的间接伙伴，争议和分裂性内容优先于促进理解和多样性的内容。

报告还提到了欧洲数字话语中视觉歧视的上升，这是一种依赖于使用暗示种族主义信息的符号、颜色、面部表情和贴纸的方法，从而在不需要任何直接声明或明确仇恨言论的情况下，巩固对特定群体的负面刻板印象。

《世界报》表明，这种技术对接收者产生了潜意识的心理影响，作用于集体无意识层面，以一种微妙而更有效的方式重塑了公众心目中的刻板印象。

该报援引欧洲数字仇恨言论观察站研究人员的话称，这种间接的种族主义形式如今占互联网上流通的种族主义内容的 60% 以上，这使得对其的监测和打击比公开言论更加复杂。

因此，应对数字仇恨不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成为一场文化和教育的战役，需要用户具备批判性意识，需要改革发布政策和算法，并需要媒体、教育和技术等所有部门之间的合作，以建立一个反映多元化和相互尊重价值观的数字空间，而不是重塑恐惧和歧视。

随着隐性煽动范围的扩大，欧洲的立场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悖论：尽管政府高喊平等和宽容的口号，但社交媒体及其先进技术仍在加剧分裂性内容的传播。

这种悖论不仅源于立法的不足，也源于在言论自由的背景下定义和界定仇恨的困难。保护意见和批评的法律原则被用来为种族主义讽刺或拒绝外来文化辩护，从而形成了一个难以在司法上界定的灰色地带。

尽管“脸书”（Facebook）和“优兔”（YouTube）等一些平台采取了移除种族主义内容的措施，但这些公司的响应仍然是选择性和有限的。右翼组织已建立了难以追踪的替代网络和小型本地平台，这使得种族主义话语更具弹性和传播性。

欧洲法律和应对的局限

英国《卫报》去年 9 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极右翼团体在 Facebook 上充当数字煽动者，在半封闭的群组中传播种族主义言论和虚假指控，并通过相互关联的网络重新传播内容，明显难以追踪或在法律上追究责任。

报告补充说，欧洲打击数字仇恨的法律战如今是对立法是否能够跟上数字现实的严峻考验。

尽管《数字服务法案》（Digital Services Act, DSA）自去年（2024 年）生效，要求 Meta、X 和 YouTube 等大型平台快速删除煽动性内容，赔偿受害者，并对违规公司处以高达年收入 6% 的罚款，但在实际应用中，面对种族主义活动家采用的伪装策略，法律的脆弱性暴露无遗。

该法律的核心矛盾在于，《人权宪章》（Human Rights Charter）禁止煽动歧视和暴力，但同时又保护言论自由，即使是引起争议的言论。

这种交织为反动言论者提供了某种程度的法律安全，特别是当他们用讽刺或种族主义暗示取代明确措辞，给人一种没有违反法律文本的错觉。因此，证据在法庭上往往难以证明煽动的意图。

该法律还将内容监控责任归咎于平台，但平台依赖具有特定精确度的技术，在将内容归类为合法言论还是被禁止的煽动之间犹豫不决。在许多情况下，非种族主义帖子因担心罚款而被删除，而那些绕过法律定义的种族主义材料却被保留。

除了立法的不足，欧洲国家之间在处理跨境数字犯罪的协调上也存在问题。仇恨信息从一个国家开始传播到其他国家时，往往因司法管辖权的确定困难或国家法律冲突而受阻。

例如，在德国，《网络执行法》（NetzDG）要求平台在接到报告后 24 小时内删除不良内容，否则将处以巨额罚款。但国内实施结果显示，它被用作预防性删除的借口，以遏制不一定是煽动的争议性观点。

同样在法国，有人提出建立专门的种族主义数字犯罪部门，此前观察到内容在到达司法部门之前就被删除，或者通过虚假身份或境外服务器发布。

在更广泛的欧洲层面，对统一规范网络仇恨言论机制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成员国之间的分歧延缓了这一机制的诞生；一些国家认为数字控制是对国家主权的威胁，而另一些国家则将其视为社会安全问题。所有这些分歧都不利于快速实施。

欧洲目前的努力正朝着巩固共同责任原则的方向发展，而不是仅仅满足于惩罚逻辑。欧盟启动了数字意识计划，旨在提高用户对煽动性内容危害的认识，鼓励他们举报，并为建设一个安全、负责任的电子空间做出贡献。

此外，还与各大平台建立了合作章程，以开发更透明的内容处理算法。

在学校中也推广了教育项目，以提高对网络仇恨言论危害的认识。但法律文本与数字现实之间的差距仍然很大，观察发现，种族主义内容的产生和传播速度超过了监管机构的追赶能力。

在缺乏统一的欧洲司法机构的情况下，此事仍然取决于各国意愿和平台自身的监督。因为没有一个平衡的数字环境，无论法律多么精确，在日益增长的仇恨浪潮面前，都只是徒有其表。

德国应对仇恨言论的经验

根据路透社 2025 年 1 月发布的一份报告，德国在 2024 年经历了令人担忧的极右翼和种族主义动机犯罪的上升。截至去年 11 月底，当局记录了约 33,963 起案件，而 2023 年全年仅为 28,945 起。

报告强调，这种上升不仅限于现场事件，而且正日益蔓延到数字空间，互联网上流行的网络犯罪和仇恨言论是加剧这一上升趋势的最重要驱动因素。

根据同一份报告，德国内政部发言人解释说，很大一部分此类犯罪现在被归类为表达和宣传罪，即通过社交媒体和封闭网络平台（内部网络）发布、煽动或传播仇恨信息的行为。

报告指出，这种数字犯罪模式正在对社会安全构成日益严峻的威胁，因为它有助于种族主义语言的常态化和极端主义言论在青年群体中的基础扩大，从而为针对少数民族和移民的仇恨和暴力滋生了肥沃的土壤。

最近，关于技术平台对仇恨言论再生产的责任的讨论在德国有所增加。此前有媒体报道揭露，极右翼团体诉诸使用不遵守欧盟法律的小型平台，如 Gab 和 Telegram，来专门发布反移民和反穆斯林的信息。

这些团体利用数字流亡（即平台受欧洲以外国家法律管辖）来招募支持者和传播煽动性内容，由于缺乏直接的法律监督而难以追踪。

这使得讨论转向国家、平台和民间社会之间的共同责任理念，认为抵制仇恨不再仅仅是监管问题，而是涉及重建数字信任和培养用户对误导性内容的批判性思维。

在这一挑战下，德国当局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方面，他们力求在符合严格保护隐私的欧洲法律的同时打击仇恨言论；另一方面，他们发现自己被迫开发更有效的数字监控机制，同时避免陷入全面监控或侵犯言论自由的陷阱。

法律专家认为，这种微妙的平衡是当今德国数字政策讨论的核心。问题不再是极端言论的数量，而在于在数字表达形式和规避监管的技术欺骗不断加速的环境中，如何在法律上定义它。

一些与当地媒体机构合作的民间倡议已经出现，旨在通过教育和媒体来保护公共话语免受仇恨，而不是通过压制或屏蔽。德国扩大了将数字教育和公民教育相结合的项目，试图纠正所谓的网络文盲现象。正是这种现象让极端团体得以利用技术知识的缺乏和阴谋论来招募新的追随者。

这些倡议旨在建立社会的思想免疫力，因为这是应对仇恨浪潮的最有效途径，这种浪潮不再局限于政治派别，而成为了日常数字文化的一部分。

德国的经验仍有待评估，它表明仅有立法是不够的，除非辅之以有效的执行机制和文化改革，使数字话语朝着服务于多样性而非歧视的方向发展。

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阿拉伯世界可以借鉴欧洲的经验，因为排斥和数字煽动言论在其公共领域日益泛滥，使得建立社会意识和兼顾言论自由与社会和平的先发制人立法成为迫切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