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叫古二的年轻人，在今年8月和10月，分两批放出了录音，系他作为电视剧《繁花》的编剧组成员及王家卫导演的个人助理，参与工作时所录。后来网友们扒出，古二的真名叫程骏年，在《繁花》片尾被列为前期责任编辑。

古二写文力证，他虽未获编剧署名，却撰写了核心人物和不少故事主线。凭此剧捧得白玉兰奖的秦雯，该剧后来唯一署名的编剧，拿到他写的剧本就想赶他走。王导在得知他患了渐冻症后还表现得异常凉薄。

两批录音，一方面是对文中情况的佐证，另一方面曝光了王导和秦编剧的不堪私德：他们一起蛐蛐同行，一起聊对“胸”的理想——如果长了胸，秦编剧就不做编剧了，而王导演也会将她“收了”。所谓上档次的文化人，统统打回了宁国府的出厂设置。

古二进组时，一定没想起《东邪西毒》里张国荣的那句台词，“穿鞋的和不穿鞋的刀客，价钱是相差很远的”。在王导眼里，古二光着脚，而秦编剧，有穿不完的鞋。但王导也忘了一句老话，“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维权，始于两年前，却一直无果。这次的文章及录音曝光后，舆论炸了锅，《繁花》剧组马上做了回应。剧组否认文章内容，声明录音被加工过，并以《繁花》拍摄了三年而古二在开机后三个月就离开为由，主张其“前期责任编辑”的署名恰如其分。回应同时强调，古二的录音及曝光的行为毫无职业道德。

事件发生后，不少人同情古二的遭遇，但也有人顺着剧组提倡“职业道德”的思路，提出了如下批评：这种老人压榨新人，是影视业的惯例；你古二作为中戏毕业生，自然熟知行规；进组就意味着你接受了规则，再揭露这些事就是不守职业道德。

啧，啧，把逼迫牛马挥刀自宫说出了正义感。无论事实是什么，这种批评都站不住脚。因为，它如果成立，意味着任何人只要进入一段合作关系，就等于接受了一套协作规则，只要接受了这套规则，就不能在日后掀桌子，因为那叫不讲职业道德。

照这逻辑，人类的绝大多数抗争行为都不讲职业道德。比如，长工就不该参与土改，因为不能违反佃农的职业道德。又如，员工发现公司的违法行为不能举报，因为破坏保密责任是不讲职业道德的。再如，被导演潜规则的年轻演员，将真相公之于众，也是违背了职业道德，因为，她难道事先不知道这些潜规则吗？

显然，以职业道德为名去维护本身就违法或不道德的关系是荒谬的。因为，在行业惯例之上，有一些更重要的、更需被尊重的价值，比如，法律，比如，公平公正。

契约固然值得尊重，但是如果别人欺诈在先呢？

当你入职一家公司，老板说月薪3000元，干好了重重有奖。于是，你带着向往当牛做马，在公司最重要的项目里作为先锋苦干一年。这时，上司将成果全部抢走，老板却黑不提白不提了，你是不是要咽下这口气，做一个有“职业道德”的怂包，啥也不做，啥也不说呢？

这样的话，那真要祝福你别憋出癌症了。因为假如憋出了癌症，老板可不会管你的，里外里亏得就更大了。比如古二，工作期间诊断出渐冻症，王导得知后立刻警惕地问他：“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废话！还能是什么？公平呗。古二没讨到名分和薪资，最终促成他在网上爆料。一时得不到的公平，终有爆发的一天。

历史上那么多的革命和改革，哪一次不是始于不讲“职业道德”呢？陈胜吴广没有完成按时报到的KPI，不讲“职业道德”地杀死军官，起义了。路德作为修士，不讲“职业道德”地挑战堕落的主教乃至教皇，分裂了教会。

大学辩论赛里的一个经典题目是“恶法亦法VS恶法非法”。这个辩题的实质是，法律是否可以超越良知。这个问题看似遥远，但和“职业道德”是否可以凌驾于社会公义，其实是同一性质的问题。因此，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研究法律与社会政治文化关系，罗尔斯的《正义论》探讨社会正义的分配原则，都是法学院学生的必读书目。从霍布斯、洛克、卢梭、到韦伯、涂尔干、哈贝马斯，制度与共识的关系被一次又一次讨论。法律尚要考虑这些因素，上不得台面的行业潜规则，只因为遗臭悠久，就能凭“职业道德”的名义不被曝光、不被批评吗？

名导名编是影视业金字塔的顶层，他们分配工作、决定署名。在这个离名利最近的行业里，署名就是利益。曾听一个业内大咖批评自己的徒弟心太软：徒弟让徒孙在作品上署了名，徒孙立刻就找到投资自立门户了。署名，就是《一代宗师》里宫保森对叶问说的：“今日，我把名声送给你！”

这个行业里，老人们为什么要圈住新人、压榨新人？因为时间是权力的朋友，却是创作才华的敌人。当人老去，资源和人脉仍在积累，恰恰是才华不断流失。为什么我们的影视业每年砸进去那么多钱，却在持续生产烂片？大家都懂，但大家都很讲“职业道德”。被压榨的新人等熬成了老人，也会找到自己压榨的新人。总有一波又一波新鲜血液灌入，只要能坐上塔尖，就可以好好享受吸血的乐趣，好一个权力的游戏。

这样的游戏，许多行业都在玩。

这样的“职业道德”，不要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