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小西cicero 2025-11-02 20:05 上海
我该怎么称呼你？
为什么我们的称呼，不是”x总“就是“某哥”。
昨天《见字如面，来日方长》一文说到最近见朋友比较多，其实朋友见多了，会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你会在管对方的称呼上犯难——
很多从美欧回来的朋友会给你一个英文名，让你尽管直呼其名就行，Tom、Jack、Herb、Steven、Susana，这个习惯在英文中当然是最通用、流行的解法。但是你想在说中文的时候推广这玩意儿可就难了，我自己在高中时代给自己起了Cicero这个名字之后，一度很想让别人都这么叫我，但弄到最后，Cicero最终还是变成了小西，甚至小西老师。
其实按照中文本来的语言习惯，直呼其名是一件非常不礼貌的事情。因为名这个东西，本来是给尊长叫的，先秦时代有一个一直延续到唐宋二元君臣结构崩解后才消失的传统，就叫“策名委质”，委质是指卑幼者谒见尊长必须带一些礼品，以表示效忠，而策名则是说尊长看你孺子可教，可以把你收为家臣，就会拿出一个家臣图册来把你的名字写上。之后你的名字原则上就归属于这个主君，只有这个主君才能叫你了。当然也有一些君臣关系处比较好的，连主君也不叫这个名字，比如西汉和刘邦一起打天下的萧何，获得的三项特殊待遇就是“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其中的赞拜不名，就是萧何进皇宫见刘邦，不用被叫名——不仅刘邦不叫他的名，连入朝的司仪也不喊。意思就是说，刘邦和萧何虽然分属君臣，但关系处的跟铁哥们一样，不用名这个专属于主上的东西来约束他。
久而久之，就导致在古代中国直呼其名就跟刨人祖坟一个感觉了——因为“二元君臣结构”消失后，全中国的老百姓就只有一个君主，那就是皇帝，除了家中的长辈，所有外人管他人叫名都会显得很奇怪——你不是我的主君，怎么敢叫我的名呢？
于是你看曹操杀了马超全家，马超给人写信告状，依然要说“孟德杀我全家七十余口”。即便心中恨之入骨，仍以表字“孟德”相称，而非直呼其名“操”，正是这种礼法观念的体现。名讳之重，早已深入民间伦理，成为人际交往中不可逾越的界限。
但问题就在于，近代革命以后，可供平级他人代称的表字系统在中国人的公共生活中突然消失了，这就导致了中国人在公共生活中彼此称谓时的极度混乱化和“草根”化，严格的说，中国人最近着一百多年来，彼此称呼时就没有形成过什么靠谱的一定之规，我小时候还听大人喊“某某同志”，熟人之间则是“大张、老李、小王、孙头”的乱叫，更有甚者哥们之间则以绰号代称，感觉跟串戏到了《水浒传》里的水泊梁山一样，猛一看去以为是个黑社会。
据说民国时代倒是流行过一段时间的“先生，小姐”，但是很有意思，这两个词汇在今天的社交场合怎么听怎么别扭，“小姐”自不必多说，早几十年前就已经成了下海失足妇女的代名词了，你拿它一口一个的称呼普通中国女孩，人家不抽你就算涵养好的了。“先生”相对来说倒是还好些，但绝对没有普及到洋人用“Mr”和“Miss”的程度，而且也没法用于轻松的社交场合。
我老家山东，倒是的确有一个与“先生”同源的词汇极度泛滥——“老师”，但老师这个词在山东人口语中的泛滥程度，已经犹如委内瑞拉货币或津巴布韦比索一般，通货膨胀到了废纸的程度——前段时间我回老家，去了一趟曲阜玩，满大街都是黑导游、黑的哥在“老师儿，老师儿”的拉客，有一位干脆执着的把我从孔庙追到孔府 ——“老师儿，五十块钱给你讲讲，四十也行啊，老师儿，你别走啊，照顾一下我生意！”
我后来都听烦了：“我给你五十，你听我给你讲讲咋样？”我停下来那么回他，才算摆脱了纠缠。
所以“老师儿”这个词儿至少在山东话里已经几乎一点尊敬的意思都没有了，只留下一个形式的躯壳，白瞎了孔子尊师重道的理想——虽然，因为从小养成的习惯，我还是喜欢逢人就叫老师。也习惯了被别人这么叫。
说到社会巨变引来的称谓变化，我们的东临日本其实是个较为成功的范例，原本社交称谓也空前复杂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形成了一套比较规范的新称呼习惯。学校里，老师管男孩子称“君”女孩称“桑”，到了社会上，陌生人之间彼此称“姓+桑”，朋友、恋人之间则是直接略去姓氏称名（这个习惯在清末东学西渐中一度传给了中国，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国人从称字到称名转变）。而日本人对几种特殊的需要特别尊重的职业人士称“先生”——老师、议员、医生、律师、作家等等。
整个日本社会的社交称呼规则从百年前直到今天，大体上没怎么变过，但这个事儿如果脱离了日本社会那种死板教条的规则意识，其实特别不可想象。就说“先生”在日语中表特殊尊敬这一条吧，稍微想想你就知道，如果整个社会中存在相当数量的“不守规则者”，他们就会试图利用将不配称为“先生”的人称为先生的方式来达成“语言行贿”，而语言行贿的必然结果则是“语言腐败”，最终“先生”就会被用的太多太烂，而像曲阜街头的“老师儿”一样被滥用掉了。
其实百年来，日语中“先生”这个词也在经历这种“语言腐败”——从百年前几乎只能用来称呼福泽谕吉那个等级的大家，到今天从事特定行业就可以是“先生”。但是整个语意弱化的过程毕竟是缓慢的。这大约也就只能归因为日本人普遍的守规矩守到死板的那种社会氛围了。
称谓来自语言、而语言则根植于文化。所以称谓这东西，本质上一块从文化之海中捞出来的海绵。用心分析我们会发现，在西方社会生活久了的人，之所以愿意以名字（尤其是英文名）相称，而忽视彼此之间的年龄、身份、等级差距，是因为他们的文化本身就是构建于平等整个底色之上的，倒不是说西方社会完全不存在层级压迫，而是说这个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出厂设置”，就默认为一种平等关系，所以称呼上不用先设立秩序，而是可以在后续的语言中进行微调。
与之相反，东方文明，无论中国还是日本，它在人际交往中的“出厂设置”，就是强调尊卑之分、内外之别的。也不是说这两个文明中就不能存在平等关系，而是说，这种社会中，任何人交往之前，就先要用“先生”“老师”、“大李”“小王”、乃至“张总”“王局”，先把彼此抬起来，或者抬起来，然后再进行交流，再在交流中彼此找平。
这两种交流方式底色是如此的不同，到底哪个更好呢？
我直言不讳挨的喷已经够多了，大家自己看着悟吧。
只是有两件事情我觉得特别值得一说——一则，是很多人在公司或者体制内，喜欢名字+职务乃至官讳。什么张总王总，李局杨局，这个规则里还有一个特奇葩的地方，就是如果是副职，“副”字万万不能带，否则甚至还不如直接直呼其名——我总觉得这种称呼文化，是一种与官本位帮等滋生的恶德。爱此称呼者皆需提防，不知算不算我过敏了。
二则，近代称呼混乱之后，我们其实就比以往更加依赖于，或者说迷恋于依靠称呼来建立一种“拟血缘关系”，比如从小我们被家长教育着管男性成年人都叫“叔叔”、女性成年人都叫“阿姨”，或者“爷爷奶奶”。长大一点，我们又管自己的好友叫“哥们”“姐们”，上了大学很多宿舍一进门就往往是先叙齿，排定宿舍的“老大”“老二”，仿佛一个宿舍的人真的都是某个虚拟母亲的儿子一样。而哪怕进入了社会，亲密朋友、同事之间表达关系的办法往往也是“x哥”“x姐”“x叔”“x姨”，甚至你到淘宝上买个东西，人家也一口一个“亲”。
也就是中国人似乎这一辈子，似乎都生活在称谓上的“拟血缘关系”当中，虽然大多数人实际上没有那么亲密。
这种必须靠拟血缘关系获得社交安全感的习惯，让我想起了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他在那本书中说中国的乡村社会是一个“同心圆”，每个人都以自己为圆心出发，只将一定范围内的家族亲戚作为自己需要顾虑、照顾的对象，对距离圆心范围越远的人越无视，甚至无视其基本权益。
这与西方在核心家庭以外强调社会的公共属性，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架构。
所以中国人交往最保险的方式，一则是建立一种拟血缘，以求靠近这个圆心，二则是强调上下尊卑，在另一个维度上对交往对象以降维打击。中国人在称呼上喜欢叫他人“x哥”“x姐”，“某总”“某局”，乃至逢年过节亲戚邻里之间喜欢攀比、占据社交制高点，就可以理解了。
我们浸润在这样一种文化中，必须遵从它的规则以便最高效便捷的与人交际。但在“从权”之外，时常的，我不由得设想有一天，我们可以改良一下这种习惯，将官本位的称谓完全戒掉，让拟血缘的称呼更加真诚而不是滥用，至于其他人，恢复古代的表字传承也好，前进到西方真正平等的直呼其名也罢，总之让它更舒服一些。
因为称谓的规则，本质上就是交流的规则，而交流的规则根底处则是文化的规则。告别等级与“乡土中国”，拥抱平等人与平等人更能相交。愿我们有一个更好的文化。
全文完本文3500字，今日仍需会友，匆忙间写下一点随感，感谢读完。
为文不易，喜欢请关注、赞赏、转发，您的支持是我创作的不竭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