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曾说过一句名言：“历史不会重演，但总会有回响。” 这句话常被用来强调历史事件不会完全相同地重复发生，但不同历史时期之间存在着一些模式、相似之处和回响。

今天，在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试图通过贸易关税重塑全球经济秩序之际，这份声明将我们带回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诞生的时刻，去探究昨日与今日之间的回响。

当前的全球金融体系是在二战后的1944年通过《布雷顿森林协定》建立的，当时有44个国家参与其中，目的是重建全球经济，防止出现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危机的新的经济崩溃。

该协议促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作为新体系的机构的成立，并建立了以货币与美元挂钩为基础的汇率制度，美元本身与黄金挂钩，固定价格为每盎司35美元，从而使美元成为国际金融体系的中心。

布雷顿森林体系：新的金融秩序

美元作为可靠的全球储备货币赢得了稳固的声誉，而这种可靠性很大程度上源于其与黄金的固定兑换比例。这意味着美国持有的黄金储备与其发行的所有美元数量相当。

最初，满足这一要求并没有问题，因为巨额军费开支刺激了美国经济前所未有的增长，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从1938年的-3.3%跃升至仅仅四年后的1942年接近19%。

当欧洲、日本和世界其他地区遭受战争蹂躏时，美国工厂正在努力生产盟军所需的一切物资，从士兵的罐头肉到著名的谢尔曼坦克。

战后，美国主导了欧洲重建项目，即马歇尔计划。该计划在1948年至1951年间向16个欧洲国家提供了约133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500亿美元）的贷款和援助，帮助它们重建经济。华盛顿还向其保护下的亚洲国家，如日本、台湾和韩国，提供了援助。

接下来的几年里，全球经济实现了显著增长，即使在前殖民地，进口替代和工业化项目也进展顺利。只要世界各国央行能够以固定汇率将美元储备兑换成黄金，只要美国信守承诺将美元兑换成黄金，整个世界（或者说大部分世界）似乎都对新体系感到满意。

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美国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率飙升，由于越南战争的巨额开支以及为遏制苏联扩张而进行的昂贵军事行动，政府支出大幅增加。这导致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不断扩大，进而削弱了国际社会对美国以固定汇率将全球流通的美元兑换成黄金能力的信心。

与此同时，各国央行开始尝试将美元储备兑换成黄金。法国尤其成为典型例子，巴黎于1965年启动了一项快速的金美元互换计划。这引发了对现有体系的普遍不信任，迫使美国以极低的价格向那些不再信任美元价值的国家出售黄金。

与此同时，美国的大规模军费开支变成了祸根，因为它迫使美国从国际市场大量借款，这给“金本位制”带来了额外的压力。

简而言之，到尼克松1969年就任总统时，情况已经开始恶化。美元严重高估，这意味着进口商品非常便宜，出口商品非常昂贵，美国工业正在失去竞争力。

真正的灾难在于，据估计，到20世纪60年代末，流通中的美元相当于世界黄金储备的四倍，而解决办法是阻止黄金兑换成美元，甚至在1971年8月结束金本位制，以恢复美国经济的竞争力。

尼克松冲击及其后果

短期来看，尼克松的决定旨在削弱国际社会对美国履行金本位制义务的要求，使华盛顿摆脱了它再也无法履行的义务，同时减轻美国经济的压力，使政府能够印制更多美元而不受黄金储备限制，以对抗经济衰退并刺激经济活动。

尽管尼克松冲击导致美元对黄金的价值在1973年从每盎司35美元暴跌至每盎司100美元以上，并在1974年底之前接近200美元，但它开启了美国货币绝对主导地位的新时代，这一次没有任何重大限制。

尼克松实际上开启了所谓的法定货币时代，其最显著的特征是浮动汇率制，而非金本位制。这意味着美元的价值将随市场力量而变化，更重要的是，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价值如今源于一个事实：全球对美国经济和美国制度诚信的信心。

这标志着一种新型“帝国主义”的开端。1972年，尼克松冲击发生一年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迈克尔·赫德森发表了他的名著《超级帝国主义》（Super Imperialism）。在书中，他指出华盛顿建立了一种新型的“殖民”体系，这种体系不再像欧洲人在过去几个世纪那样，热衷于占领殖民地并掠夺其资源，而是更致力于通过美元巩固其对世界的货币和金融霸权。

通过废除金本位制，美国迫使世界各国购买美元和美国国债（美国债务工具），实际上让这些国家为美国的预算赤字及其军工复合体提供资金。

更重要的是，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华盛顿为这些债务支付的利息要低得多，因为外国投资者愿意放弃一些“财务”优势，以换取美国政府债券的“便利收益”（这意味着投资者接受较低的回报，因为他们获得了高流动性和安全性的优势，这使得美国政府能够以比所有其他国家都低的成本借款）。

据估计，由于贷款利率较低，美国政府每年至少节省1400亿美元的国际债务偿还成本。著名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格夫在其著作《我们的美元，你的问题》（Our dollar.. Your problem）中指出，如果将支付给国内投资者的债务也考虑在内，这一数字将上升至每年6000亿美元。这套体系实际上允许美国向外国借款，并以借款国的本币偿还债务，这意味着其他国家承担了汇率波动的风险。

这使得美国能够相对免受美国进出口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赫德森称之为“免费午餐”，即美国可以发行本币债券，并用这些美元从国外进口商品和服务，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对美国体制的信心之上。

赫德森森将美元描绘成一种武器和陷阱；这种特殊情况赋予了美国对世界资本流动前所未有的控制权，从而迫使世界其他国家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为美国帝国提供资金。

更多冲击

美国加强对全球金融体系控制的企图并未随着尼克松冲击而结束。20世纪70年代美元贬值的副作用之一是国内通货膨胀加剧，而海湾国家在1973年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占领国之间的战争后实施石油禁运，导致油价飙升，进一步加剧了通货膨胀。

战后第二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飙升至近11%，并持续高企，到1980年达到约14%。这导致利率大幅上升，到1981年达到约20%。这主要是由于美联储历史性主席（1979-1987年）保罗·沃尔克的执着所致。沃尔克因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大幅提高利率来对抗通货膨胀而发挥的决定性作用而闻名，这后来被称为“沃尔克冲击”。

因此，不断提高利率意味着重现了导致尼克松冲击的问题：由于高利率刺激了强劲的需求，美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比实际更强势，从而降低了美国出口的竞争力，进而降低了美国工业的竞争力。

由于军费开支增加和里根政府的大规模减税，美国整体预算赤字不断扩大，因此美国人需要新的冲击来使美元贬值，迫使世界接受这一事实。

这件事实际上发生在1985年著名的《广场协议》会议上。当时，美国人召集了日本、英国、法国和西德的财政部长，强迫他们在国际市场上抛售美元，并买入本国货币。这导致美元大幅贬值，尤其是对日元而言，协议达成后短短两年内，日元对美元汇率就上涨了超过40%。

这项协议旨在提升美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尤其是对抗日本同类产品。然而，由于日本依赖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这项协议在20世纪90年代却使日本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结果，随着出口竞争力（尤其是工业出口竞争力）的丧失，日本陷入了长期的经济衰退。

最终，美国成功遏制了日本的崛起，这与过去二十年中国的崛起非常相似。历史在某些方面或许正在重演，但不同之处在于，如今的中国人既没有动力像1985年的日本人那样参与谈判，也没有动力为了维持美元的世界储备货币地位而向美国做出让步。

“垄断”以及主导地位的延续

上世纪90年代，随着美国金融业规模的不断扩大，美元巩固了其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曾解释美元的特殊地位，他认为世界希望美元强势，是因为世界存在“储蓄过剩”的问题，不知道该如何投资；因此，美国国债成为了安全的投资避风港。

这种被称为“全球储蓄过剩”的观点，简单来说就是，美国可以维持持续的经常账户和贸易逆差，同时保持美元的强势地位，原因很简单，因为世界找不到比美国债券更好的投资避风港。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包括美国长期低通胀。然而，最重要的因素是传统西方资本主义中心以外地区的制造业崛起，尤其是在中国、东南亚乃至拉丁美洲，这与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繁荣密不可分。所有这些变化意味着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和政府已经拥有大量财政盈余，而这些盈余需要一个安全的投资避风港。

美元的霸主地位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结构中金融部门的崛起而巩固，这种现象被称为“金融化”或金融全球化。简而言之，这意味着金融部门“膨胀”到其规模超过实体经济的程度。据美国银行统计，截至2024年7月，全球股票和债券市场规模超过255万亿美元。美国在这些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约占全球股票市场的49%，其次是中国，仅占10%。

这意味着美国股市的规模大约是中国股市的5倍，尽管两国的GDP差距并不大，因为美国的GDP估计约为29万亿美元，而中国的GDP约为18.7万亿美元，增幅仅为50%左右，这不足以解释“股票市值”如此过度翻倍的原因。

债券市场的情况也类似，美国债券约占全球债券市场的40%，欧盟仅占18%。美国金融业的这种通胀促使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政府）投资于美元计价资产，使其价值远高于全球所有其他金融资产。

全球南方国家为此付出代价

全球南方国家为美元的特殊地位付出了沉重代价，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它们被迫开放经济，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并通过出口或举债获取硬通货。一些国家确实通过构建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实现了经济飞跃，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未能达到中国等国家的水平，它们融入全球市场的程度仍然局限于国际债务市场。

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些国家为了获得美元，经历了反复的货币危机，因为美元已成为融入全球经济的唯一途径。

这种模式以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为基础，由跨国公司主导，在全球北方和南方推行了广泛的私有化，实际上标志着包括全球南方在内的世界各地“计划经济”的终结，并开启了以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为导向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以追求美元为目标。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国家虽然向美国出口了大量商品和服务并获得美元，但这并未转化为多少本土发展。汇率危机和关税在提升经济竞争力的幌子下，对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商品和服务进行了重新定价，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国家甚至未能实现出口的显著增长，因此债务仍然是它们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唯一途径。

因此，一体化的梦想沦为举债的噩梦。数据显示，到2024年，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债务将增至近31万亿美元，至少是上世纪90年代的四倍。

如果没有美元的特殊地位，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公共债务危机不会如此严重。从上世纪90年代到近期新冠疫情危机爆发前，美元的资本自由流动和低利率鼓励这些国家大量举债，导致每年巨额债务偿还。联合国估计，发展中国家在2024年支付了约9210亿美元的公共债务，这在许多情况下给这些经济体带来了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尤其是在国际收支平衡方面。

持续的主导地位？

这段历史概述解释了为什么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尼克松冲击是引发20世纪80年代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火花，而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全球化的影响之中。

《布雷顿森林体系》共识于1971年随着金本位制的废除而终结，随后被所谓的“华盛顿新自由主义共识”所取代。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构，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仍然存在，但它们越来越受到美国的主导，因为华盛顿是唯一拥有否决权的成员国，可以否决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议。

美元自由化使美国得以重塑全球经济，利用其无需黄金支撑即可印制美元的特殊地位。

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与联邦预算赤字一同扩大。这一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显著加速，导致美国通过数十年的巨额军费开支，累计主权债务根据最新数据已超过38万亿美元。然而，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主要发行国，美国凭借美元的特殊地位可以继续借贷——这是那些深陷债务泥潭的发展中国家所无法享有的优势。

与此同时，美元与黄金脱钩意味着任何希望积累硬通货储备用于贸易的国家都必须依赖美国的经济机构，因为美国拥有印钞的独家权力。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数据，如今美元约占全球外汇储备的58%，美元在约90%的外汇交易中使用。

绝大多数国际贸易，包括74%的亚洲贸易和96%的美洲贸易，都以美元计价。此外，美元约占国家间贸易结算的54%，这意味着即使在双边协议规定以本币进行贸易的国家，美元也经常被用作这些交易的中间货币。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美国对银行体系和SWIFT国际金融交易系统的控制，使其能够实施有效的经济制裁，并将美元用作对抗对手的经济武器。

例如，在200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之后，华盛顿及其盟友限制了俄罗斯银行进入国际支付系统，对石油出口设定了价格上限，并冻结了俄罗斯在海外的主权资产——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享有这些特权，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美元。

但这些优势的延续需要人们对产生这些优势的体系保持信心，而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关税以及对美联储等美国机构的攻击，正在挑战这种信心。这些机构本应起到抵御通货膨胀、维护债权人权益和保障资本市场准入的作用。因此，特朗普试图以提升美国出口竞争力为幌子，将全球化转向更加保护主义的模式，从而重塑全球经济，这无疑给全球经济带来了新的冲击。

这次的不同之处在于，华盛顿将无法保护自己免受其自身造成的冲击的影响。一手享受体制带来的好处，一手破坏体制，这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