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u talkin’ to me?”
这句出自《出租车司机》的挑衅，如今似乎变成了老马丁对自己的发问。
最近，Apple TV推出的纪录片《斯科塞斯先生》，把问题的根源展现在观众面前。该片由剧作家亚瑟·米勒的女儿、丹尼尔·戴-刘易斯的妻子丽贝卡·米勒执导。
全片长达4小时45分钟，从马丁·斯科塞斯的童年说起，追溯他与罗伯特·德尼罗的相识、多部重要作品的幕后故事，乃至他的四段婚姻、糟糕的吸毒史。影片也揭示了他一生如何极力抑制内心的愤怒与暴力，全方位展现了这位影坛巨匠的创作生涯与人性挣扎。
讲诉马丁的纪录片并不罕见，但《斯科塞斯先生》是目前涵盖内容最全的一部。影片不仅通过大量的影像资料梳理了他的成长经历和职业生涯，还深度采访了其各个人生阶段的重要参与者，从导演、伙伴、儿子、父亲、丈夫等多重维度，勾勒出马丁的完整画像。
与那些片中角色一样，马丁本人也充满着焦虑与忧郁，一生都在试图打破心理困境，不断追问“我是谁？”、“我要去到哪里？”所以这部《斯科塞斯先生》并不只是拍给影迷看的，它将马丁还原成一个天赋异禀却充满局限、孤独而疯狂的人，同时，这也是我们理解他的电影为何成为“原罪、救赎与暴力美学”代名词的创作基因图谱。
01
感谢他得了哮喘！
纪录片在开篇用一连串照片配合马丁的自述介绍了他的童年。他的父母是1910年来自意大利西西里岛的移民后代，一家四口生活在纽约小意大利区——一个由底层工人阶级组成的、贫瘠且高度封闭的街区。但对于未经世事的小孩来说，这里却是可以拉帮结派、打架斗殴的乐园。
可惜的是，小马丁患有哮喘，导致他无法与小伙伴们成天在街头玩耍，大多数时候只能待在家里，透过窗户观察外面的世界。但就像斯派克·李在采访中开玩笑说，“感谢他得了哮喘”，因为长期以局外人的身份观察世界，让他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一种导演视角：窗框为取景框，目光则是构建叙事的角度和节奏。
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马丁的电影里有那么多高角度镜头，它们其实都是童年时“从窗户看世界”的延续。而这种局外人视角，在马丁的电影中表现为对世界的窥私欲和疏离感，组成了他电影美学的重要基因。
最典型的莫过于《出租车司机》中的特拉维斯，他夜夜在纽约街头游荡，通过出租车的挡风玻璃观察城市的堕落，他将自己定位为“纯洁”的审判者，但他的行动并非出于融入，而是源于对所见之物的道德厌恶和清算冲动。
《斯科塞斯先生》提到，由于长期待在家，父亲怕他无聊，经常带他去看电影。这段早期的电影教育对他的创作起到了关键作用，因为其中很多都是来自他家乡的电影——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这些影片中的底层生活、街头视角以及对战后人性的关怀，不仅联结着他与故乡的情感脐带，更直接成为其电影创作的理论基础。
新现实主义电影对道德困境的观察，强化了他对精神秩序的内在追求。马丁表示，他在童年投入天主教的怀抱，曾认真考虑过成为一名神父。因为在那个充满原罪的街区，教堂是唯一的圣地。
对“神圣秩序”和“道德救赎”的追求，奠定了马丁电影中最深刻的宗教内涵。不难发现，他所有充满罪恶的主角，都在不断地进行忏悔和自我审判，无论是以口述独白（如《好家伙》），还是肉体受难（如《愤怒的公牛》）的方式。
但是神父的职责是要别人奉献自己，而马丁天生性格反叛，并且崇尚暴力，最终被劝离了神学院。在神父的鼓励下，他开始寻找新的人生道路，最终在1960年考入了纽约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由此，他离开了长大的街区，进入了电影领域。
02
与好莱坞爱恨交织
60年代的美国社会正经历着巨大的震荡和解放。从民权运动到反战示威，传统价值被全面质疑，摇滚乐和性解放思潮冲击着旧有的道德藩篱。 而马丁就读的纽约大学位于格林威治村附近，这正是 60 年代反叛思想的中心。
“这种影响来自四面八方，因此我参考各种风格，将其混合在一起，将其拍成一部电影。那些综合起来的结构和氛围，最终在《好家伙》中体现出来了。”
法国新浪潮电影对形式自由的追求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的马丁。在他早期的两部短片中，他开始刻意摈弃传统的好莱坞叙事，采用意识流和跳跃式剪辑。这些短片虽然青涩，却是马丁从“影迷”转向“作者”的关键跳板。
由于短片备受瞩目，马丁接触到B级片教父罗杰·科尔曼，并获得了执导长片《谁在敲我的门》的机会。尽管该片票房平平，但它成了马丁进入好莱坞的通行证。
70年代，马丁前往好莱坞。此时的美国电影工业正处于一个权力真空期：旧有的制片厂制度因社会动荡和几部大制作的惨败而摇摇欲坠，华尔街和好莱坞高层急需注入新鲜血液。
这一时期，他结识了包括弗朗西斯·科波拉、乔治·卢卡斯、斯皮尔伯格等在内的一批新人导演。这些人都在等待一个机会，准备在好莱坞大展身手。
不久之后，他们发起了对好莱坞陈旧模式的改革浪潮，也就是影迷熟知的“新好莱坞运动”。
马丁凭借《穷街陋巷》在此次浪潮中确立地位。该片灵感源自他对小意大利的亲身体验，并与罗伯特·德尼罗首次展开核心合作。此后，两人的合作长达五十多年，被马丁笑称“比婚姻还稳定的关系”。
《斯科塞斯先生》还讲述了马丁与好莱坞之间的复杂矛盾。他自称是好莱坞导演，但他的作品却始终挑战着好莱坞体制所依赖的主流道德舒适区，因此长期不被接纳。尽管他持续输出《好家伙》《赌城风云》《纽约黑帮》等类型电影，但直到64 岁才凭借《无间行者》首次摘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
马丁与好莱坞的爱恨交织，正是他电影核心精神的外部投射。就像当年站在窗前的小孩一样，他既身处其中，又身处其外。他的电影都根植于好莱坞的类型片传统，诸如黑帮片、黑色电影，但又注入了欧洲电影的实验精神和个人的道德思考。这也让他成为最具风格的美国作者导演。
03
秩序与救赎
马丁表示，拍摄完成两部短片后，他的导师告诉他，“你已经有了技术，现在你需要为你的电影注入思想。”
马丁的电影毕生对暴力、道德、救赎等主题的反复探问，直接构成了他的思想核心。看完纪录片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他所有的电影主角，那些在精神困境中挣扎、最终毁于自身疯狂和孤独的人物，无一例外都是他本人的投射。
他终其一生的创作，本身就是一场与内在的暴力和愤怒对抗的较量。
纪录片中，很多受访的合作伙伴和亲友都表示马丁性格暴躁，似乎总在愤怒，却不知道他在愤怒什么。他自己则说，在他的家乡，男人必须展现力量和暴力。他受此影响，却被教堂的平静圣洁吸引。因此，赖以生存的暴力街区与就读的神学院，共同奠定了他电影中秩序与救赎这一富有张力的主题。
这种双重影响，造就了马丁电影主角的内在驱动力和毁灭性力量。例如，《出租车司机》中的特拉维斯，他的愤怒并非针对具体的敌人，而是对城市堕落的道德焦虑；
《愤怒的公牛》中的拉莫塔，将拳击场视为苦行僧式的自我惩罚。马丁通过高对比度黑白影像和慢镜头，迫使观众直面愤怒带来的毁灭。
对暴力的根源和道德秩序的探究，或许也解释了马丁为何反复将镜头对准黑帮题材。
首先，黑帮片是他亲身经历的“小意大利”的高度压缩和抽象化。这是一个建立在忠诚和背叛、家庭秩序和犯罪无序之上的微缩社会，是检验他所有关于道德和宿命主题的最佳类型场域。
另外，通过黑帮片，马丁能够探讨底层阶级如何通过扭曲的“美国梦”获得财富，最终被孤独和内疚所吞噬。从《好家伙》到晚年的《爱尔兰人》，均展示了暴力导致的漫长而痛苦的后果。
除黑帮片之外，他的主人公其实都被相似的人性局限所束缚。正如《禁闭岛》的主人公泰迪，表面上是联邦执法官，实则是困在自己精神迷宫中的病人。而身处禁闭岛的，却不只是泰迪，不只是特拉维斯和拉莫塔，也包括马丁自己。
他们注定都是在孤立中挣扎的个体，渴望秩序却被内在的失控所摧毁。
马丁正是通过不断探索这些不同领域的天才、疯子、罪人，完成了对自己灵魂的持续剖析。所以说，他是用摄影机代替祈祷，用电影完成忏悔的孤独、疯狂又伟大的作者。
《斯科塞斯先生》的结尾落在了马丁的晚年，此时他成为了一位温和的父亲，悉心照顾患有帕金森综合症的妻子，还创立了电影基金会，致力于电影遗产的守护。
那个内心充满愤怒的局外人，最终似乎找到了内在的平静。与此同时，他依然在拍摄，依然在讲述，依然在用电影完成一场虔诚的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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