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南方周末记者 林子人

责任编辑｜李慕琰

“你认为泰勒·斯威夫特应该比你高中时最激励你的老师多挣1000倍的钱吗？”

“我是泰勒的粉丝，我认为她值得。”

“为什么？”

“她比我的老师更能激励我。当我遇到困难时，她……”

“但她甚至不认识你。”

“我知道……”

“好的，谢谢，你叫什么名字？”

“我自称泰勒。”

2025年3月12日，美国学者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秋林报告厅举行讲座。其间，他抛出了泰勒·斯威夫特的案例供学生讨论：一位全球知名的流行歌手是否理应比一位高中老师多赚取高达一万倍的财富？一位自称是泰勒·斯威夫特粉丝的学生给出了上述回答，并与许多此前被桑德尔追问过的人一样，陷入思考和犹疑。

并非没有人对全球音乐巨星和高中教师的巨大收入差距提出质疑。另一位学生提出，市场回报未必能公正衡量个体的社会贡献，一名高中教师的影响力虽然局限于教室，但其塑造的学生或许会对社会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桑德尔曾告诉美国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我去过很多国家，可能除了美国之外，中国有关自由市场的设想和道德直觉都是最深刻的。”

几乎在每一个桑德尔举办讲座的场合，这样的争辩都会发生，只不过具体案例会随着时间更新。在哈佛大学开设的“正义”公开课上，他举的例子是天才篮球运动员迈克尔·乔丹是否值3100万美元薪酬。桑德尔用这样的案例引出他的观点，提醒年轻人意识到天赋的某种道德任意性——我们的职业道德和成就至少部分取决于那些我们并不能心安理得拥有的自然才能，而且一个社会所推崇的才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迈克尔·桑德尔是当代最具影响力、最富感染力的政治哲学家之一，这位哈佛大学教授的思想早已远远超越校园，激起全球公共讨论的涟漪。桑德尔在东亚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反响。他曾在首尔一个室外体育场向1.4万人演讲；在东京，他的演讲入场券被黄牛炒到了500美元一张的高价；在中国，他是知名度最高的当代西方哲学家，或许没有之一。

2007年，桑德尔第一次来到中国。同年，他在哈佛大学所教授的公开课于9月19日起上线开放给公众观看。当时，一群字幕组志愿者在翻译完欧美影视剧之后转向了翻译美国大学的网络课程，“公正”公开课开始进入中国观众视野。“两年之内，桑德尔在中国获得了惊人的明星般的知名度。《中国新闻周刊》杂志称他为‘2010年度最有影响力的外国人物’。”欧逸文在《遇见中国：中西哲学的一次对话》序言中写道，“有一次，在上海机场，护照检察官拦住他，然后喋喋不休地告诉他，自己是他的粉丝。”

在深度访谈节目《十三邀》中，桑德尔向前往哈佛大学登门拜访的许知远回忆起他的少年时代。目睹过1960年代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他与许多同龄美国人一样，留着长发、心怀自由主义信念、鄙夷保守主义政客。1971年，18岁的桑德尔干了一件大事：邀请时任美国加州州长罗纳德·里根来到他所在的高中，与他展开辩论。桑德尔是高中的优秀辩手，他向里根抛出了自己精心准备的、最尖锐的问题，但半小时后，他就意识到自己不可能赢得辩论。

五十多年后，桑德尔用他标志性的舒缓语气回忆起那则往事，称虽然里根没能说服学生们相信他的保守哲学理念，但他完全展露出了九年后他当选美国总统所需的人格魅力。1980年代初，里根和撒切尔的上台标志着西方社会的新自由主义转向——一种主张市场至上、政府干预最小化、私有化与自由竞争能带来社会繁荣的经济与政治理念。它将市场逻辑扩展到几乎所有公共领域，重塑了人们对公平、成功与社会责任的理解。桑德尔没有像他高中时设想的那样从政，而是投身了学术。我们无法得知，与里根的那次“正面对决”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职业选择。

他的整个哲学生涯伴随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席卷全球，深刻改变越来越多普通人的生活。数十年来，他是新自由主义最坚定的批判者之一，始终以坚定的姿态批判新自由主义，挑战其关于效率与中立的迷人承诺。面对一种将人类事务简化为市场逻辑与技术官僚治理的世界观，桑德尔坚持要重新唤回公共生活的道德与公民维度。从《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到《精英的傲慢》，他的著作清晰地描绘了新自由主义如何掏空民主辩论、加剧社会不平等，并削弱了共同体的纽带。凭借明晰的文笔与积极的公共参与，他不断追问：作为公民，我们彼此承担着怎样的责任？在一个被市场与算法主导的时代，我们又该如何重建一种共享的道德语言？

2024年5月，他与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巴黎经济学院进行了一场对谈，后来促成了他们合著《平等：它意味着什么又为何重要》（Equality: What It Means and Why It Matters）一书。这次交流凸显了政治哲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差异，桑德尔对南方周末记者总结：“我们的共识是，争取更大的平等非常重要，但在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视角之间存在一个有趣的不同：托马斯强调的是经济不平等，即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他认为应该通过税收政策改善财富再分配，我对此表示同意。但我同时也关注尊重、尊严、社会认可和声望的不平等。”

2025年10月14日，博古睿研究院宣布迈克尔·桑德尔荣获2025年博古睿哲学与文化奖（博古睿奖）。该奖项奖金为100万美元，每年授予那些在急遽变化的世界中以思想塑造人类自我认识、推动人类进步的思想家。桑德尔是博古睿奖的第九位得主，往届获奖者包括帕特里夏·希尔·柯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2023年）、柄谷行人（Kojin Karatani，2022年）、彼得·辛格（Peter Singer，2021年）、保罗·法默（Paul Farmer，2020年）、鲁思·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2019年）、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2018年）、奥诺拉·奥尼尔（Onora O’Neill，2017年）及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2016年）。

“桑德尔教授的学术成就为全球思想版图留下了深刻印记，”博古睿奖评委会主席许煜表示，“他对新自由主义、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和民粹主义的批判，直指当代最紧迫的议题。”

奖项公布前夕，桑德尔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独家专访。

2025年10月14日，博古睿研究院宣布迈克尔·桑德尔荣获2025年博古睿哲学与文化奖。（博古睿研究院 / 图）

1 

中美顶尖大学的学生都深信优绩主义

南方周末：在中国，你是最受敬仰的西方哲学家之一。自2007年以来，你多次来到中国，在各大高校演讲，并与中国学生展开辩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在《精英的傲慢》中提到，令你印象深刻的一点是许多中国学生几乎无条件地拥抱优绩主义。我们中国人可能会将这种现象追溯到中国的科举传统，通过考试选拔最有能力的人来治理国家。但从你的角度看，你如何理解当代年轻人对优绩主义的信仰？

迈克尔·桑德尔：确实如你所说，中国的优绩主义传统可以追溯到科举制度，即通过考试来选拔最有资格治理国家的人，这一理念深深扎根于儒家思想之中。但我认为，有必要区分这种传统的选贤举能与当代意义上的优绩主义。现代优绩主义往往以狭隘的技术官僚标准来界定“优绩”。

在儒家传统中，西方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最优秀的人应该拥有最大的政治话语权与影响力，比如柏拉图提出“哲人王”的理念，因为他相信这些人最能识别真、善与正义。但无论是儒家，还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治理所需的德行不仅仅是技术官僚层面的能力，也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专长，还必须包括道德德性与品格修养。

而当代优绩主义的问题在于，它往往将优绩与技术性专长等同起来，忽视了儒家传统以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治理一个国家所必需的，是品格与道德判断力，是公民德性与人格品质。这一点，其实也与我们刚才谈到的“需要拓宽经济学的视野，超越所谓价值中立的学科界限”紧密相关。如果要为优绩主义在政治治理中的合理性提出最有力的辩护，就必须将优绩理解得比单纯的经济专长更为宽泛，把道德判断力和品格素质也纳入其中。

至于当下学生普遍拥抱优绩主义假设的倾向，我的印象是，这与其说源自传统的儒家或柏拉图式“选贤举能”观念，不如说更多来自对努力与勤奋的信念。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的顶尖大学，我发现学生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之所以能够进入这些学校，往往是在父母的巨大压力之下，经过多年努力奋斗才取得的。他们从小就被不断灌输这样一个观念，能否在高考或大学录取竞争中脱颖而出，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努力与付出。我这样理解，没错吧？

南方周末：确实如你所言。

迈克尔·桑德尔：这种紧张、充满压力的青少年成长方式，其实正是学生们为了进入名校而承受优绩主义压力的产物。对于那些在这场高压的“优绩主义锦标赛”中幸存下来的学生来说，几乎不可能不相信某种形式的优绩主义，那种认为“如果我成功了，那完全是因为我自己的努力”的优绩主义。

但我认为，这种观念扭曲了成就的真正意义。它让那些成功者——无论是在升学竞争中胜出，还是后来在职场上获得成就的人——相信自己的成功完全是自己的功劳，是自身能力的证明，因此他们理应获得与此相应的所有回报。与此同时，这种逻辑也暗含着另一层意思：那些失败者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不配得到更多。

这正是我所说的“优绩的暴政”。它不仅在青少年时期就给年轻人带来了巨大的焦虑和压力，还在许多成功者的心灵上留下了长久的心理创伤，对他们的精神健康造成影响。而更重要的是，它滋生出一种“优绩主义的傲慢”（meritocratic hubris）：人们容易忘记，成功的路上其实也充满了运气与偶然的眷顾。所以，我总是提醒我的学生，要警惕这种心态。这正是促使我写《精英的傲慢》的重要动机之一。

而且我发现，美国的学生——比如哈佛的学生——和中国的学生在这方面其实有着相似的态度。当我们讨论与优绩相关的问题，比如优绩主义理念的吸引力，以及它的阴暗面时，总会引发非常热烈的讨论、辩论和分歧。无论是在与中国学生的交流中，还是在美国课堂上的类似讨论中，都是如此。

南方周末：当你提出“优绩的暴政”这个话题时，你注意到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的反应有什么显著差异吗？

迈克尔·桑德尔：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尽管人们常常以为中美存在显著的文化差异——当然，这种差异确实存在——但相似之处其实更多。也许这部分是因为，我所接触、展开辩论的主要是中美两国顶尖大学的学生，这两个群体中呈现出的态度和反应非常相似。

当然，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的课堂上，学生们内部也存在真正的分歧：有些学生认同对优绩主义的批判，谈到自己曾面对的巨大压力；也有一些学生则站在优绩主义的立场上，为它辩护。

桑德尔观察到，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的顶尖大学，学生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之所以能够进入这些学校，往往是在父母的巨大压力之下，经过多年努力奋斗才取得的。（视觉中国 / 图）

2 

我对正义的理解与中国哲学中

对和谐的重视有相近之处

南方周末：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很有趣的一件事是，你曾在文集《遇见中国》（Encountering China）中与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展开过辩论。这段经历在智识上给你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迈克尔·桑德尔：我觉得那是一次非常迷人的经历。那段经历源自一次在中国举办的会议，在会上我有机会与研究中国儒家、道家哲学的学者进行深入讨论。我从中学到的许多经验之一，是对西方哲学中的正义理论与中国哲学传统中的“和谐”理念进行了非常有趣的比较。于是，我们便展开了关于正义与和谐关系的讨论。

让我印象深刻，也让我收获颇丰的一点是，我在正义问题上的思考与写作方式，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更接近中国哲学对“和谐”的重视。在我的哲学生涯中，我一直认为把正义原则和权利与美好生活、公共善的理念分离是一种错误。我们只有通过某种公共的讨论——在其中共享一定的历史、传统以及对公共善的关注——才能得出正义原则。

因此，当我与中国哲学家探讨异同之时，我发现自己对正义的理解——即正义应当与善紧密相连，而非脱离对美好生活的思考——在某种意义上，与中国哲学中对和谐的重视非常接近。你对此感到惊讶吗？

南方周末：完全不会。儒家思想对美好社会的构想确实是围绕道德展开的，这是我对我身处的文化传统的基本理解。你也在你的著述中提出，在构建公正概念的时候我们无法脱离对道德的讨论。所以我确实认为这两者之间是有相似之处的。

迈克尔·桑德尔：另外一个与之相关的相似之处是对人类主体性的理解。我一直反对西方自由主义中我称之为“无羁绊的自我”（the Unencumbered Self）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个体在形成目标、情感依附和社群观念之前，便以一种完全独立、先验的姿态存在。

与此相反，我主张将人理解为“情境化的自我”（the Situated Self），即个体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我们所共享的历史、传统和集体身份所界定的。我想，这种对人的理解，也在某种意义上为西方哲学与政治哲学传统和中国哲学传统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

南方周末：是的，中国的哲学传统对所谓的西方个人主义持批判态度。我们认为社会中的个体是高度关系性的。

迈克尔·桑德尔：是的。

南方周末：在你的回应文章中，你写道，跨文化哲学的讨论不应从整体性的比较入手，而应将具体、微观的问题——尤其是涉及道德困境的问题——作为讨论的起点。你认为我们为什么能够从这种交流方式中获益？

迈克尔·桑德尔：我认为，许多比较哲学的研究往往假设，跨传统理解的关键在于寻找一些普遍的、无争议的基本原则，并把这当作比较哲学探究的最终目标，但我并不同意这种做法。因为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去寻找这种共识性原则，它们往往非常抽象，也不太有启发性。比如“不应实施不公正的暴力”“要爱好和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在高度抽象层面达成的共识，其实并不能让我们真正从各自独特的哲学传统中学到什么，只是找到了一些表面化、空泛的共同语言而已。

我认为，让比较哲学变得真正丰富而有成效的方式，是来自不同哲学传统的人共同阅读、讨论彼此的经典文本。例如，当我在一些中国大学演讲时，我会带上一段《孟子》的原文和一段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文字，让学生们一起解读。这就是我所说的“更具体、更情境化”的跨传统交流方式，因为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来自一个传统的人，可能会对另一传统的文本提出一些独到的解读，这些解读反而是那些对该传统最熟悉的人未曾想到的。由此，就能展开真正富有成效的讨论。

以“孝”为例，中国传统中有许多精彩的故事揭示了孝道所包含的道德困境。如果让熟悉西方传统和熟悉中国传统的人一起研读这些文本，讨论这些困境，就能产生非常有意思的思想交流，也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互相学习。

我认为，跨文化哲学比较的目标，并不是去寻找一些空泛的、普适的共同原则，而是通过这种具体的思想互动，来加深我们对自身传统和其他传统的理解。

桑德尔在中国的大学演讲时，会把《孟子》原文和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文字放在一起，让学生们解读，以达到“更具体、更情境化”的跨传统交流方式。（视觉中国 / 图）

3 

对专家的不信任有其合理性

南方周末：当今时代，越来越多的公众对专家、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日益持怀疑甚至敌视的态度。在特朗普第一任政府期间，我甚至读过一本书，作者感叹当下正经历所谓“专家之死”（the death of expertise）。作为当今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你如何看待并回应这种社会氛围？

迈克尔·桑德尔：我认为，对专家的不信任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有其合理性的。也许从一名学者、一位哲学家口中说出这句话有些令人意外，但这与我们刚才讨论的问题密切相关。近几十年来，人们对专家的信任流失，很大程度上源于“专业知识”被狭隘地理解为一种技术官僚式的专长，尤其是经济学方面的专长。

如果回顾过去大约五十年，也就是自1980年以来的情况，会发现经济学专家在治理经济方面的建议其实相当糟糕。他们曾向公众保证，新自由主义版本的全球化和金融去监管将使每个人受益。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确实在美国带来了可观的经济增长，但这些增长的绝大部分流向了最顶端的20%，而底层50%的群体在长达五十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从中受益。以实际购买力计算，美国中位数工人的工资在这五十年里几乎停滞不前。与此同时，收入和财富不平等不断扩大，尤其是工人阶级感受到的是一种被抛下的现实：专家们曾承诺“大家都会获益”，但他们并没有。

接着是金融危机。金融业的放松监管导致了危机的发生：先是亚洲金融危机，随后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而在此之前，主流经济学家一再保证，放松对华尔街的监管会让体系更稳定，结果恰恰相反。在美国，当危机爆发时，政府选择救助制造危机的华尔街银行，而普通公民与房主却被迫自力更生，这激起了巨大的愤怒与不满：纳税人替华尔街埋了单，而他们自己被遗忘在一旁。这种愤怒和对专家的不信任，催生了针对精英和专家的民粹主义反弹，并最终促成了2016年特朗普的当选。

此外，美国的专家还在外交决策中犯下严重错误——他们主导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这些都是灾难性的政策失误。因此，我认为当下社会对专家的不信任是可以理解的。

应对之道不是否认这种不信任，而是要拓宽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声音与视角，而不只是依赖主流的经济专家，他们在很多方面确实走偏了。我们需要把道德声音和公共讨论纳入进来，让普通公民在国家治理中拥有有意义的发言权，而不是被告知“经济是技术专家的事”，从而被排除在公共决策之外。

南方周末：近几个月来，特朗普政府与哈佛大学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执——政府威胁冻结数十亿美元的科研经费，并施加一系列政策要求，而哈佛方面认为这些要求侵犯了其宪法权利。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这是对美国学术自由的直接挑战。你如何看待这场对峙？你认为这是否预示着美国政府与大学之间关系出现了更深层次的变化？

迈克尔·桑德尔：是的，这确实对学术自由构成了威胁。特朗普政府正试图将其权力延伸到政府之外，深入到整个公民社会之中，包括大学、律所、媒体以及文化机构。在哈佛以及其他一些大学的案例中，特朗普政府采取了冻结科研经费的做法，这些经费用于生物医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同时，它还试图限制哈佛招收国际学生的人数。而我认为，这不仅损害了哈佛，也损害了所有从世界各地招收学生的大学——而这种国际性正是这些大学的重要优势之一。可以说，这也代表着对学术自由基本原则的侵犯。

南方周末：我的观察是，特朗普政府之所以可以向美国高等教育“开战”，也是针对专家（或者说那些文化和社会精英）的民粹主义反弹的一部分。

迈克尔·桑德尔：是的，而且这一问题早在特朗普政府之前就已经显现出来了。我在《精英的傲慢》一书中就曾预见到，对学术精英和专业精英的愤怒正在增长，社会对大学和高等教育的支持也在下降。公众开始认为，大学更多是在服务一小部分相对有特权的年轻人——他们希望通过进入名校，获得好职业和高薪工作——而不是在服务公共利益。这一点在我当时看来十分令人担忧。

如果大学不能被公众视为在为公共利益作出贡献，而仅仅是为私人特权服务，那么维持公众支持将变得非常困难。这也会为一些人发动对大学的攻击打开大门。正如我们今天看到的那样，这些人利用了社会中愤怒、怨恨与被排斥的情绪，尤其是在不平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

而这种不平等，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教育背景的差异，这也是当今美国政治中最深刻的分歧之一。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西欧，即所谓的“文凭鸿沟”：拥有大学学历与没有大学学历的人群在政治行为、投票倾向以及政治观点上的明显分裂。

因此，我认为这一切都与我此前的担忧和预测密切相关：在不平等加剧的时代，大学的脆弱性正不断上升，而这种不平等似乎是由大学强化的，而不是被大学挑战的。所以我们必须回到这样一个目标上：让大学真正服务于公共利益，而不仅仅是为那些被录取的年轻人提供进入高薪职业的跳板。

近几个月来，特朗普政府与哈佛大学之间爆发了激烈的矛盾。（视觉中国 图）

4 

政治与道德分离

会让公民陷入混乱和脆弱

南方周末：在《民主的不满》一书中，你做过另一个重要预测。你曾警告说，将政治与道德分离，再加上以市场为主导的社会和公共生活，会让公民陷入混乱和脆弱之中。你担心，美国的政治将会让一部分人“支持加强边境管理，强化自己人和外人的区分，并承诺一种‘收回我们的文化和国家’的政治，用一种复仇的方式来重获我们的主权”。回头来看，这正是我们今天在美国乃至世界许多地区所看到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你在1996年就写下了这些话——那是一个在西方充满乐观甚至是自鸣得意的年代。你是如何预见这一切的？我们又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迈克尔·桑德尔：首先，非常感谢你注意到并记得我在1996年的这一预测。正如你所指出的，那是一个充满凯旋主义，甚至带有某种傲慢的年代，因为冷战已经结束，柏林墙已经倒塌。西方许多人庆祝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胜利，认为这是唯一剩下的制度。他们宣称“历史的终结”，认为全世界迟早都会接受美国式资本主义。但我认为，这是一种傲慢，它忽视了不满情绪的根源，而这些不满情绪已经在社会表面下悄然积聚。

这种不满的来源有两个。其一，越来越多的公民感到——这在美国和许多西方社会都同样存在——他们的声音不重要，政治实际上已被技术官僚和经济学家掌控，或者被那些仅仅遵循技术官僚经济学家建议的政客掌控，这些经济学家推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人们感到沮丧，因为这使公共讨论中关于更宏大道德问题、意义、目的，以及共享身份和社区的问题不复存在。这是我看到的挫败感积累的一个来源。

与此相关的第二个来源是，人们察觉到社会的道德纽带开始松动：从家庭、邻里、地方社区到整个国家维系我们联系的社会纽带，社区感正在被侵蚀。我当时担心的是，当公共生活被掏空、缺乏更高的意义和目的时，留下的空白迟早会被填充。如果这种空白不是通过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公共道德讨论来填充，那么迟早会被狭隘、不宽容的力量填充，而这些力量试图为公共生活赋予意义。通常，这种力量表现为宗教原教旨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这就是人们试图在缺乏真实公共讨论的环境中寻找意义与社区感的两种方式。

这正是我当时的担忧。二十年后，唐纳德·特朗普以几乎完全沿袭这一逻辑的政治主张当选：强调边界、强化内外之分、承诺“夺回我们的国家”，重新主张国家主权。二十年后，这一预测应验了。

南方周末：而且他当选了两次。2016年美国大选后，我记得当时有很多政治观察者认为这只是一次侥幸、一起非典型事件，但鉴于他再次当选了，这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自特朗普第二任政府上台以来，已经有十个月了。作为一名外国观察者，我的印象是，特朗普打破了不少美国政治的成文和不成文规则。你如何看待这一时刻？你认为这是否标志着美国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迈克尔·桑德尔：首先，我觉得你的描述很准确。在第二任期内，他确实违反了基本规范和宪法原则。关键的问题在于，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功地破坏宪法规范，违反总统、国会和司法机关之间的三权分立，并试图渗入民间社会，主导大学、媒体和文化机构。

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主党是否能够为特朗普提供有力的替代方案。单纯抱怨特朗普威胁宪法是不够的。除非民主党能够提出切实的办法，回应那些在日益扩大的不平等中受苦的工人阶层的合理诉求：他们感到精英对他们不屑一顾，他们的声音毫无分量，因此至少在感情上认为特朗普在攻击那些看不起他们的人。否则，特朗普的威胁无法得到有效遏制。

实际上，特朗普并没有真正改善工人阶层的经济状况，反而试图削减他们的医疗福利。他表面上把自己塑造成“为被轻视者复仇”的代表，他说过他的第二任期将是“复仇之期”。但事实证明，他所谓的“复仇”，更多是利用法律手段针对政治对手，而非真正帮助那些感到被轻视的工人阶层。

因此，除非民主党能找到办法解决经济不平等，以及尊严、社会地位和社会尊重方面的不平等，否则他们很难对特朗普及其所谓的MAGA运动（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让美国再次伟大）形成有效制衡。

桑德尔认为，近几十年来收入和财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最具腐蚀性的影响之一，是它导致了尊严、尊重和社会声望方面的不平等。许多美国工人阶级群体因此感到自己被持有高学历、身居精英地位的人看不起。（视觉中国 / 图）

5 

技术发展的方向取决于我们的选择

南方周末：你在《公正》中就已经开始批判优绩主义，是什么促使你将这个话题进一步拓展为《精英的傲慢》？我注意到大约从2020年前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撰写关于优绩主义的批判著作，例如耶鲁大学教授丹尼尔·马科维茨的《精英陷阱》（The Meritocracy Trap）。这一概念也越来越为公众所熟知。自1980年代以来，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与批评就从未间断，那么，是什么让你和其他学者开始意识到，优绩主义可能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并且是其中最具危害性的部分之一？

迈克尔·桑德尔：你说得对，我在《公正》中确实已经开始讨论优绩主义。但促使我专门写《精英的傲慢》的原因有两个。首先，我注意到在我的学生中，越来越多的人坚信自己的学业成功应完全归功于自己的努力和勤奋，学生群体中优绩主义的信念在加深。而当我出国访问，遇到其他国家的学生，包括中国的学生时，我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

第二个原因是2016年的美国大选。我认为，优绩主义作为一种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所带来的不平等辩护或合理化的方式，可能与针对高学历精英的民粹反弹之间存在联系。事实上，到唐纳德·特朗普首次当选前，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前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议程不仅造成了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加剧，还加深了胜者与败者之间的鸿沟——这不仅仅是经济不平等的问题，更涉及社会认同、尊严和社会尊重的不平等。我希望通过这本书去理解这些现象，以及导致民粹主义反弹的各种怨气和愤怒，而特朗普正是利用了这种反弹。

南方周末：你曾公开指出，在新冠疫情期间，美国人对快递员、护理人员和仓库工人等“关键岗位劳动者”的感激之情，并没有真正引发关于如何重新分配对不同类型工作的尊重与认可的公共讨论。自那以后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即便是在优绩主义筛选机制中胜出的高学历、高薪工作者，也面临着日益增加的经济不稳定。例如，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美国科技公司的许多初级岗位被自动化取代，只保留资深员工的岗位，这使得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越来越困难。你认为，这可能成为全社会真正反思优绩主义的一个转折点吗？

迈克尔·桑德尔：是的，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而且它还具有象征意义。我们必须回应这一时刻与挑战，从过去四五十年愈演愈烈的不平等中汲取教训。对我来说，其中一个重要的教训是：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把道德判断外包给了市场。

这与我们过度依赖技术官僚专业知识，而不是去公开讨论“什么才算对经济和公共利益的有价值贡献”的问题有关。在疫情期间，我们也从未真正展开过这样的讨论。大家意识到，社会对护士、护理人员、仓库工人和卡车司机的依赖有多深，但这些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与回报。

正如我们必须从市场手中夺回关于如何奖励不同劳动贡献的道德讨论一样，我们在科技领域也要做类似的事情。我们常常假定，新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是由技术本身内在性质所决定的，我们只能被动适应。但这是一种错误的假设，就像我们当年把新自由主义导致的不平等看作自然事实、只能接受一样。

技术发展的方向并不是自然既定的，而是取决于我们的选择。比如，人工智能究竟是被用来自动化、取代劳动者，还是用来辅助我们更好地工作，包括提高中低技能劳动者的生产力，这是一个需要我们公共讨论的政治问题，而不是技术本身的“天命”。硅谷的风投家们有他们的答案：他们默认人工智能的目标就是削减成本、自动化生产。但这是政治选择，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一点，更不能将其误认为技术本身的必然走向。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建立起公共辩论机制，讨论如何让人工智能发挥最大价值。而这未必意味着优先推动自动化，可能是探索人工智能如何更有创造性地增强人类劳动力，而不是取而代之。

所以又回到了我们今天这场对话的核心主题：我们必须把道德论证重新带回那些看似属于技术官僚的经济问题，比如科技发展的方向。我们需要更广泛的公共辩论，讨论哪些人工智能和技术的用途有助于促进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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