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亮
湖南岳阳人，香港演艺学院电影制作艺术硕士。首部纪录长片《工厂男孩》获第21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大学生原创影片纪录片类评委会特别奖，台湾南方影展全球华人竞赛人权关怀奖。剧情长片首作《造访》入选第12届FIRST影展主竞赛单元，获最佳导演提名。第二部剧情长片《去看大海》入围第2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单元，并摘得最佳男主角奖。
下坠的螺丝钉
去看大海，曾是岳阳少年方亮心里的一个念想。
2009年，他自觉高考失利，带着跌跌撞撞的心情到广东打工。似乎买一张绿皮火车的车票，用一夜的时间，就可以看到未来。“更何况那边有海，可以冲掉心底的阴霾。”
到了工厂，谁也不认识，跟谁都无话。每天，他在电话亭里给家人、老同学挨个打过去，“那是感受到没被遗忘的唯一渠道。”宿舍里，他不知道上下床的室友叫什么名字，“也没有人会去问，因为根本不知道那个人他什么时候会走。”
“在这里，最容易做到的事情就是和人失去联系。”——十多年后，方亮成为导演，在他拍摄的电影《去看大海》（2025）里，女工兰兰的这句话成为片中所有人的注脚，也是当年方亮的真实感受。
回想起18岁时短暂的打工生涯，他已不记得具体的工作内容，“当时甚至不知道最终的产品是什么。只知道是在一家日企的机械制造工厂流水线。一分钟就能学会的活儿，一分钟也能迅速被他人代替。下班后的时间全部拿来睡觉，好让自己不会因为犯困而被线长训斥。”
另一个在他心里挥之不去的印象是，工厂依然是一个跟学校教育无差别的、被驯化的环境。当时的他觉得这再自然不过。“因为我没有想过什么是自由，什么是个体和对个体的尊重，后来读研究生才知道，原来尊重个体权益和自由是一种全体意识，也是一件不可侵犯的事情。”
工作了两个月后，被无聊打败的方亮回去复读。他明白了自己的未来不在工厂，“我只是一个闯入者。”
现实中，方亮没有看到大海，只看到厂房和臭水沟。电影里的男主角何三见到了大海，却摸不透世界运行的规则。
何三进厂第一天，喜欢上样貌姣好的女工兰兰，对方却依从于比自己更有权威的车间组长李军；李军被网贷拖垮，何三似乎迎来感情的转机，兰兰却在雨夜受到厂长侵犯，他抄起工具要为兰兰“伸张正义”，被保安架出、踉跄跌倒……
“潮流退却之后，大家都是在裸泳的状态。上上下下谁都没有武器。”方亮解释他眼中这些走不出泥潭的人。
电影开场，所有面试者伸直双臂，握紧拳头，被逐一检查是否有身体缺陷或刻有文身；还要接受心理测试，以免后期发生“相应危机”。因为新冠疫情和经济形势变化，工厂不时停工……这些工厂画面和细节在大银幕上呈现，唤起了观众久远的记忆。但方亮坚持，他不是要替“打工人”这个群体绘制某种画像或发声。“这种想法天然就带有某种俯视感。我只是想从一个个体的情感生活和际遇出发，去探求，年轻人面对的是什么？”
看起来，方亮像是何三的光明版未来：他后来考上了大学，去香港读了硕士，从事自己喜欢的导演行业。但那种无解和迷茫并不会随着人的流向和处境消失。
影片里出现了诗的段落。“月亮从厂区升起，撑开了夜幕的伞……”爱好诗歌的工友阿龙原型为富士康普工许立志，阿龙也是片中对何三释放最多善意的人。可尽管他用不断投稿、参加诗会来寻找枯寂生活里的能量，最终却觉得“写诗还不如蹦极来得刺激”。在“叮——”的清脆声中，螺丝钉从高处坠落，如同内心不断下坠的诗作者。
“诗歌是阿龙价值和尊严的自留地。他和何三都是拥有敏感和感知力的人，能感觉到世界的问题。离开这个世界前，他把自己写诗的本子和土特产留给何三，也是想鼓励他勇敢地走下去。”2025年9月下旬，在浙江青年电影周《去看大海》映后谈上，饰演阿龙的演员薛旭春这样说。
对家的造访
《去看大海》全片快结束时，才给出何三始终郁郁寡欢的根由。出门打工前不久，父亲猝然离世、不留一词，何三如被梦魇缠绕，难以释怀。
银幕之外，这是方亮真实的处境。
小时候，他有一位开葡萄园的叔叔自杀离世。他不懂，“身边的叔伯父辈还在为生计奔波，有钱的人究竟还会有什么烦恼呢？”这个问题困扰了他整个童年。后来，经历舅舅、父亲、爷爷奶奶的离世，故乡伴随着亲人的死亡封存进回忆，成为他创作中永恒的主题。
父亲在生命晚期罹患肾衰竭。高考结束的那个雨天，方亮刚从考场出来，给同学买奶茶时接到大姐的电话，说“爸爸不行了，在长沙医院”。他连夜坐上火车，赶到了医院的ICU。沉默对坐一番后，父亲问他考得如何。“一般”，方亮的回答有点敷衍，父亲的脸一下耷拉下来。只有当朋友们进病房时，父亲才重又兴奋了些。
医生当时已无力回天。后来，一行人带着昏迷的父亲一路开车，回到乡下老家。
父亲经营米厂多年，在方亮眼中“潇洒坦荡”，爱打牌喝酒，嗜小赌。“对朋友好，对家人负的责任不多。”
回到家中，来看望父亲的客人络绎不绝。方亮却再没进过父亲的房间，“里头永远是满满的人，不想进。”直到有天早上，他被人哭着喊醒。那是父亲回家后的一周里他头一次来到父亲床边。“爸爸什么知觉都没了，但他的手是有余温的，那余温可能就是最后一次我跟他的对话。”
父亲去世时，方亮没有哭，木然得像一个被赋予行动指令的机器人。再回想，只记得七十多岁的奶奶哭声像小女孩；大姐赶到病房时高跟鞋蹭到一朵塑料花，被来往的人踩得扁扁的；他还偷偷跑到厨房，吃掉了别人送来、父亲没来得及吃完的西瓜。他不理解自己，“是不是身体启动了自我保护功能？”
若干年过去，方亮才意识到，失去不是一种痛，而是如同河流浸染一片干涸的土地般，慢慢流过全身，渗入每个细胞。
但对父亲的责怪那几年如鲠在喉：“到了弥留之际，你难道对儿子没有话想说吗？难道不想叫儿子过来，交代一点什么吗？”
过了许久他才想起，在病房时父亲对他说过的最后一句话：“你要是再孝顺一点就好了。”那句话像紧箍咒一般不断在他耳旁盘旋。
“如果有一次机会重来，会不会有一个告别？你会不会主动去找父亲？”被问这个问题时，方亮说他不知道。“也许还是如此。我们从来就没有过一场深谈。”
缺席的不只是交谈。我问方亮是否有全家合影，他说从没拍过。“作为一家人的证据，这些东西都没有。”
这些缺憾，经由他回家拍摄自己的第一部剧情长片《造访》，得到了某种形式的弥补。2018年，他邀请母亲和两个姐姐跟他一起出演这部融合纪实与梦幻风格的电影。男主角何三在父亲离世后回到家乡，却似被父亲的魂魄附身。母亲请法师做法事，何三发现家人身上都带着父亲的痕迹，难以摆脱。镜头里外，方家尘封的往事，各自的怨怼、思念，也以一种意想不到的自然方式铺开。
母亲因摔伤走路不灵便，大姐觉得妈妈可怜，又没法说服自己对她好。父亲从生病到去世，二姐都没能陪伴，心怀愧疚，但结婚、离婚、照顾孩子后，她才发觉从小得到的家庭之爱太少。十七八岁就去广东打工，“随随便便就信了人”，她跟大姐一样，怕父母的性格会影响到自己甚至下一代的命运。
在方亮儿时的记忆中，无数个夜晚，母亲都躲在角落哭泣，为的是她三十出头就去世的小弟。家里含辛茹苦供小舅读书，他也不负期望去海南当了兵，还得到了军衔，是家族里“最有希望”的一个。在《去看大海》的尾声，何三拿出海螺想念父亲的情节，便出自方亮小舅从海南寄给家里的海螺。
小舅去世后，家里再没收到过海螺。
“你满舅舅和爸爸，都像一缕烟一样，飘走了。”片中，母亲对孩子们感叹。
方亮忘不了父亲葬礼上遇到的吹唢呐艺人，那个手上文着“人生如梦”字样的男人，是当时除了姐姐之外，唯一安慰过他的人。在香港演艺学院读硕士时，他本想拍一部短片《寻找吹唢呐的人》，结果拍着拍着便成了这部《造访》。
从前，父亲是家里的中心，全家大事小事不由分说都围着他转。而今，方亮自觉这个中心转移到了自己身上，母亲和姐姐都在帮衬他，且毫无怨尤。
他责备父亲对家庭的失责，跟演艺学院的老师谈起，老师道，“当你有一天做了父亲，也会差不多。”渐渐走向中年的方亮开始理解父亲，“也许他天性也不是很想结婚，或者是因为他没有更多的选择。”
好多年里，他不去父亲墓地。姐姐出嫁时的录影光盘里有父亲仅存于世的影像，他也一直不敢点开看。似乎只要不碰不触，父亲便未曾离去。方亮总是梦到父亲没有死，他觉得温暖，又总会闪出另外一个自己跑去梦里打住：“醒过来就好了。好像明白它可能是个美梦，终究要打破。”
人真的会消失吗，还是会以其他方式存在？
影片末尾的长镜头，跟随父亲魂魄的视角，从家中的房间、院落，一幕幕凝望、停留，再飘向密林、山川、河流与天空。对方亮，这既是父亲回到生前不曾细细打量过的家庭，默默告别，也是长期在外的儿子对父亲和故土的造访。“你以为你走了很远，是岔出去的河流，会有更多的人生。可是当某一天回过头会发现，在下一个路口，你和那些你以为终于告别的一切又交汇在一起了。”
动词
关于方亮心里沉积的负荷，好友一如知之甚少。他们相识于七年前，一群做电影、建筑和设计的朋友时常聚会，会聊塞林格、石黑一雄，玩游戏，打德州。疫情期间一起买菜、送口罩、养猫遛狗，抱团慰藉。一如说，方亮是人群里话少的那个，笑起来眼睛弯弯的，但行事很果决。“他不解释自己的事情，只呈现。他比较像一个动词。那些内在的情感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流淌，甚至是过了很久以一种回旋镖的方式才被注意到。”
或许方亮习惯了用文字和影像来传递想法。不过他也没有拿“热爱艺术”之类的动机来阐释。
在映后谈上，观众问他，年轻时如何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和在社会上的位置？他回答：自己最大的创作动力都是因为——穷。
大学时日子窘迫，全靠母亲打零工支持。他接触到电子文学杂志《右边》，如获至宝。写一篇2000字的散文能有800块稿费，虽然他写了十多篇杂志就停了，但他因此建立了对写作的兴趣和自觉。
本科时想拍纪录片，他心里涌动许久的题材便是他所熟悉的“工厂男孩”——南下寻梦，是许多老家同龄人彼时共同的选择。他四处借设备，好不容易从老师那儿借来一部DV，靠着这部DV和剪辑设备完成了所有。
2010年前后，国内涌现出不少表现务工群体的纪录片，《工厂男孩》几乎全由访谈组成，风格粗砺，但男孩们坦诚的讲述和那种“没有归属感”的漂流心境，至今还在社交平台上不断激发新的留言评论。
片子拿到了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和南方影展的奖项，但留给方亮的后遗症是“此后不再想拍纪录片”——为了获得拍摄许可要不断蹲在门口央求厂方、央求保安，“毫无尊严”。
后来他去香港读硕士，学校的标语是“培养21世纪的艺术家”，但老师直言，电影电视系不培养艺术家，只培养螺丝钉，“舒琪老师说，培养出合格的影迷就不错了……本科生除了主修的专业，还要辅修一个养家糊口的专业，比如剪辑或灯光，这样不至于未来遇到生存压力过不下去，从这行当中流失出去。”
方亮介绍，他读的硕士并未辅修这种“糊口”专业。但那一年，他在所跟的技能组干了各种杂活儿。订饭订得不好吃，演员安排没有到位，有演职员迟到，都会被骂。“好像永远是失败的，游走在边缘。”他曾经以为这个硕士的学费浪费了，直到回内地拍片，发现那一年所有的训练都派上用场，他学会精确地把控日程安排和预算，“能专业地做好每一个细小职位的人太少了。”
不粘糊，速速解决问题，成了他的行为模式。
然而有些打击来得猝不及防，他无力招架。《造访》入围2018年FIRST青年影展，还未上映，一位当年未入围的同行在微信群里发长文，声称方亮的《造访》风格抄袭某位国际名导。方亮认为这种说法极不公允和不负责任。“每个创作者总会吸取营养，吸收、内化再产出。他忽略你拍摄片子的动机和表达，只是拿这件事来攻击评委的选片标准，却给《造访》的观众和评委带来了先入为主的导向。”
长文的影响发酵，那一届FIRST方亮的感受极其糟糕。发文者后来表示愿意向他道歉，“但不会撤销文章，不会公开道歉。”影展结束后，方亮一个月闭门不出。他几乎没再跟任何人提起过此事，以为不回应就可以忽略它，但很长时间里，他失去了对拍片的判断。
每天走路脑子里全是，我该如何建立自己的美学风格？怎么样和别人不同，有所区隔？逮到机会他就问前辈。
贾樟柯跟他说：先不要想自己的风格，先让你的人物面对这个时代。在金马学院求教李安，李安说，不要过多追求所谓的外在的风格，而是你自己怎么表达，你的语言习惯、行为逻辑，会慢慢落实到你的电影拍摄当中。“风格是自然而然显现的，不是你追求来的。”
他逐渐释然，每个片子有它的命运，《造访》变成家庭私影像，能让全家人记住流逝的所有，足矣。
到第二部长片《去看大海》开拍，正逢疫情，拍摄几度停摆。方亮所在的公司一向以扶持文艺片著称，但那段时间他的社保也断了，他只能靠借贷维持生活。夜里不断惊醒。公司同时推进多个项目，方亮不知道自己的项目什么时候开拍，也不知影响项目进度的究竟是剧本还是其他的问题，“头一次意识到社会和人心的复杂，好像在一团迷雾中。”
一面等待，一面他也会朝前探路。他想邀请耐安来给《去看大海》做监制，素昧平生，对方犹豫。于是他把剧本、导演阐述和一些小说散文都发过去，耐安终于被他的锲而不舍和灵动的文笔打动。方亮说，他的生存观趋向悲观，但做事情是乐观的，“相信一切会有重启的一天。”
盲盒
这几年，重启的不仅有电影，还有方亮的生活方式。
位于南六环的热带植物大棚，三面蒙着塑料膜。白色的栅网式花架上，数千盆蔓绿绒和花烛舒展着心形、卵形的叶片。走近看，有的叶片表层如丝绒般细腻，银白色的脉纹呈现出明亮而柔和的光泽，如流动的波纹。方亮用手托住叶片底部，另一只手顺着这些脉纹捋下去，“你看，多美。”
如今，在导演的身份之外，方亮还是一个业内排得上号的热植养护和经营者。棚里长年保持18°c-20°c，夏季湿度在80%以上，薛旭春形容，自己第一次进棚如患上司汤达综合征一般眩晕，“醉氧了。全是一堆生命在那儿，那么绿，又很漂亮。太喜人了。”
疫情期间，方亮偶然看到一片白锦龟背竹的叶子卖500块，心念一动：“一个月长一片叶子，我繁殖一下，不就有了好多个500块，不是可以养活自己了吗？”后来他听说还有能卖到四位数到五位数一片/盆的热植，就慢慢进入了这个行业。
相比欣赏，热植杂交是玩家和买家们更迷恋的部分。选择父母本有几百种组合，后代会呈现出什么性状，如同开盲盒一般。当培育出一个独一无二的优异品种，可以自行命名。“比如这个叶色腹黑、叶脉红心，父母本未曾公布，很有神秘感，我叫它天蝎座。还有影武者、黑曼巴、白日焰火，给热植起名字也像电影，要讲好一个故事，还要将它们推广出去……”方亮说起热植的神态，总让一如想起日本电影《偶然与想象》第一幕车上女孩描述心爱之人的样子，“眼睛闪闪发亮，很动人。”
其实，繁育植物和起名对方亮都不陌生：童年他在田地和湖泊里摘过玉米和莲蓬，家里种的番薯、西瓜，他看着大人如何授粉，学会了“一生二，二生三”。看到多肉叶片肥厚，他起名“厚脸皮”。还曾把花种撒在地里，过了好多年再经过，“忽然冒出来成片成片的，它们好像说诶，就是你，我们还在耶。”
商业化运营与儿时的养花毕竟是两回事。几年前，一如见方亮痴迷，曾有些担心，“可别像‘郁金香热’一样上当受骗。”看到好友一步步走上正轨，一如才放下心。
热植这行，虽然某些品种在某个时刻能卖出“天价”，但市场并不大，一个品种顶多热个三五年。一来，消费者仍然是城市里的少数年轻人，在方亮眼中，他们是一群喜欢取悦自己、不会往外求的人，笃信自己的审美和价值衡量标准。二来，培育和杂交需要时间和“手气”，而非可以批量复制的流水线操作。“你发现了吗？其实做好一件事情并没有那么的难。可就算热植有经济利益，并没有多少人有兴趣和意愿投入时间，对生长抱有极大的快乐去做这件事情。”方亮说。
打包的方法、做标签，都由他琢磨设计。展示厅的造景区打土也自己来，“不能用机器，会把土的颗粒给打得粉碎，不利于植物的生长。”在雇得起帮手之前，浇花是巨量的体力活，热植们不渴了，腱鞘炎也得上了。一个平日里话不多的人，直播时也练就了侃侃而谈。“其实二姐做外贸钱挣了不少，她老叫我一起干，但我没兴趣。如果在直播间卖金属制品，一周播个两场，我会抑郁诶。而养植物是对童年经历的一种回应，我好像是在时空中穿梭，不觉疲惫。”
那么电影呢？这二者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和时间分配？如今方亮每周有三四个半天花在大棚里，其他时间，他就在家看书，写剧本。“新的电影故事来源于1998年的长江洪水，大水如何冲击了一个家庭的经济结构和个人命运，故事也还会与工厂有关。”
大家都哀叹电影行业不景气，新导演、非商业片的电影不见得能走院线，要么票房低迷，卖版权给流媒体也很难覆盖掉成本。方亮却认为中国的迷影人群数量是非常可观的，足够撑得起一个好电影的发行，只是需要有专业的人去做。“怎么样在有限的资金或是预算缩小的情况之下，让影片完成度不低，还能抵达更多的观众，这是需要花心思的。”
电影曾是他打捞记忆和弥补自身的一种方式。“就像何三，那么小的孩子却经历了那么复杂的世事。我们看到的每个路人只是一个片刻，但那个片刻对他来说却是永恒，背后还有太多未曾被透露和讲述的部分，都是可以理解的。”不过，电影行业漫长的操作周期、不确定的上映前景，总会折损人的热情，也无法全然满足他对世界的表达欲。也许还有其他更充沛、更合适的表达方式，比如写作？这也是他最近在思量的。
薛旭春很羡慕方亮如今的状态，似乎通过植物把自己半隐起来。“我每天都要想，如果没有戏拍，明年的影展策展我要做什么，怎么做，还要做出影响力，得去拜会哪些人，时不时要去参加一些活动找机会，到处乱撞。方亮原本就很少出来，有了一个自己的小小世界之后，他更没那么着急。”
一如想起他们聊天时，说到另一个朋友的工作问题，方亮觉得那个朋友应该当机立断找其他工作，“他说不然像我养的植物，太久不展叶，芽会憋黑的。”她意识到，方亮开始用养植物的视角来看世界。“电影是占据他生活的重要部分，但他肯定是先有生活，先成为他自己，才能做出创作。”
在《去看大海》的放映会上，方亮不止一次被问起，如何理解电影的英文名Water Can Go Anywhere。“水，看似可以去任何地方。电影对这点是有疑问的。我本身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也没有对未来做任何计划，其实就是像水一样，顺着地势，能流到哪儿算哪儿。而对于观众，每个人都可以在时势面前作出自己的选择。”
（参考资料：方亮《去看大海》导演阐述，《父亲躺在病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