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和巴勒斯坦事务专家表示，“阿克萨洪水行动” 不仅仅是巴勒斯坦局势中的一个短暂事件，还伴随着影响整个地区政治和军事理论的结构性变化，使巴勒斯坦事业重新成为地区和国际关注的焦点。

专家们还指出，这些转变给海外巴勒斯坦人带来了新的挑战，但与此同时，鉴于一些巴勒斯坦机构的作用下降以及全球团结的势头日益增强，这些转变也为他们加强领导力和民众作用开辟了前所未有的视野。

这是扎伊图纳研究和协商中心周三通过 Zoom 平台组织的题为“阿克萨洪水行动造成的海外巴勒斯坦人与地区和国际战略转型”的小组讨论中得出的结论，参与者的意见形成了对话，回顾了“阿克萨洪水”行动对流亡和散居巴勒斯坦人的现实造成的重大变化，以及对区域和国际战略的影响。

研讨会发言者认为，新阶段的特点是该地区力量平衡的转变和西方方针的转变，特别是声援声音的广泛兴起以及官方和民间关于巴勒斯坦事业的话语性质的转变。他们强调，当前形势要求海外巴勒斯坦人重新审视其传统工具，并将其从倡导角色转变为一项倡议，这与他们的牺牲和现有机会相称，并应在能够有效影响阿拉伯和国际决策中心的统一战略框架下进行。

巴勒斯坦专家还警告称，海外巴勒斯坦人可能仍然受制于分裂的现实和缺乏统一代表的困境。他们建议借助群众和青年的力量，利用全球势头以及阿拉伯和伊斯兰团结的潜力，同时强调需要构建新的巴勒斯坦话语体系，使其与以色列侵略加沙后的形势保持同步，并符合国际议程上种族灭绝和问责的要求。

美国的转变及其影响

多哈研究生院国际冲突解决教授易卜拉欣·弗赖哈特在国际政治板块的开篇深入分析了美国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政策模式。他强调：“从1993年到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上任，美国历届政府都坚持基于两国方案的谈判框架，前提是以色列同意，并且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有所区别。”

弗赖哈特的论文补充道，特朗普时代彻底颠覆了这一模式，因为“新政府已经从权利和国际法原则转向了关注总统个人利益和美国利益的暂时管理，而无视国际合法性或权威。”

他认为，这种转变体现在当今美国政府对加沙和重建计划等问题的处理上，美国政府完全没有提及国际法，而是向巴勒斯坦人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接受任何对美国有利的解决方案，无论该解决方案的内容或公平性如何。

美国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专家萨米·阿里安的分析与此相呼应。他对国际局势进行了更广泛的解读。他强调：“苏联解体后，国际大国——尤其是美国——继续强有力地塑造着力量平衡。面对抵抗轴心，美国也通过温和化和正常化轴心重塑了该地区。” 他指出：“随着中国、俄罗斯和伊朗角色的出现，美国霸权相对瓦解，这反映在地区行为体的选择以及华盛顿重塑该地区的尝试中。”

阿里安认为：“美国未能最终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这为巴勒斯坦人，尤其是流亡海外的巴勒斯坦人，创造了扩大其作用的机会，但前提是目标明确。巴勒斯坦人自身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相反，这个问题必须从巴勒斯坦问题转变为以色列向全世界提出的挑战，这需要伙伴关系和多层次的行动。”

以色列战略的转变

以色列事务专家穆罕纳德·穆斯塔法的论文是国际转型轴心的延续，聚焦于以色列内部。他强调：“阿克萨洪水行动之后，以色列国内的胜利和军事决断理念发生了深刻的转变。” 他解释说：“2015年的军事文件首次概述了以色列通过实现政治目标获得优势的条件。然而，最近的事件改变了这一格局，使军事力量成为确定政治边界的决定性因素，而不是相反。”

穆斯塔法补充道：“以色列威慑理念的崩溃已显而易见。现在，武力不再带来和平，而是以色列试图让对手付出沉重代价，彻底剥夺其所有威胁能力。” 他解释说：“这种转变与以色列在国际上日益孤立的局面相吻合，尽管政府试图将此事描述为与政府而非国家相关的临时封锁，但它目前在国际关系中正遭受结构性孤立。”

至于这一战略对海外巴勒斯坦人的影响，巴勒斯坦问题专家认为，“以色列重回扩张主义计划的根源，随之而来的是日益严重的孤立，这重复了基于巴勒斯坦问题地区和国际冲突加剧的对抗逻辑”。

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对危机的应对措施

政治和战略事务专家阿提夫·朱拉尼分析了阿克萨洪水行动对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互动的影响，他指出：“这场战斗使巴勒斯坦问题重回地区舞台的前沿，但与此同时，它也暴露了官方行动的软弱，以及阿拉伯和伊斯兰机构在街头愤怒和以色列种族灭绝挑战面前的脆弱性。”

朱拉尼列举了促成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关注度上升的六个关键因素，包括：民众对政府软弱的愤怒；关系正常化协议未能保障阿拉伯安全；对地区对抗扩大的担忧日益加剧；吞并计划和重新占领加沙对埃及和约旦国家安全的威胁；以及以色列关于重新划定边界的挑衅性言论。

这一问题与阿里安和穆斯塔法提出的条约瓦解和传统和平进程赌注下降的问题相吻合，强调武装抵抗支持的伊斯兰和民众运动再次进入问题的核心，并重新定义该地区的政治行动单位。

国际互动与团结的势头

欧洲及媒体事务专家侯赛姆·谢克尔的论文，从全球视角解读了当前的影响。他认为：“过去两年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是首次向世界直播的种族灭绝，暴露了国际法律体系的脆弱性以及国际社会未能制止此类罪行。”

谢克尔补充道，尽管示威活动和新媒体展现了前所未有的民众势头和全球团结，但官方的国际应对措施仍未能将这种势头转化为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真正保护。他解释说，巴勒斯坦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是一项重大进展，但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发展巴勒斯坦的话语体系，将团结转化为政治行动和有效的法律压力。

他的分析与朱拉尼先前关于阿拉伯和国际社会官方行动错失良机的论点相呼应。他强调需要公开种族灭绝档案，并制定超越传统定居点的巴勒斯坦人权和政治叙述。

海外巴勒斯坦人

扎伊图纳中心组织的小组讨论围绕这一主题，发表了三篇论文，具体如下：

1，代表性危机与政治角色的挑战

海外巴勒斯坦人人民大会代理秘书长希沙姆·阿布·马哈福兹提请关注海外巴勒斯坦人问题，并强调巴解组织影响力下降后出现的“国家代表性真空”给巴勒斯坦侨民带来了复杂的困境。

阿布·马哈福兹解释说，“巴解组织不再是统一的保护伞”，数百万巴勒斯坦人被置于国家中央决策框架之外。他补充说，这一现实正受到民众的巨大力量的响应，“在示威游行、声援运动和对西方抵抗运动的支持中日益明显”。然而​​，他强调，除非这些成就转化为“与国内牺牲相匹配的有组织的政治表现，并赋予侨民在塑造事业未来方面领导地位”，否则这些成就仍将支离破碎。

阿布·马哈福兹将赋予青年权力、迫使历史领导人为新一代让路的挑战，与建立稳定的民众组织结构、通过广泛的联盟激活政治参与的需求联系起来。他认为，阿克萨洪水行动后的斗争“已将侨民转变为一支战略力量，必须从倡导转向主动，建立统一的民族话语体系，在决策层中发挥影响力，保护权利，并加强与内部的沟通。”

2，机遇与新的国际环境

欧洲-巴勒斯坦政治关系委员会主席马吉德·阿尔泽尔（Majed Al-Zeer）从国际角度审视了巴勒斯坦侨民面临的挑战和机遇，重点关注“国际环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法律、文化和地理层面——以及这对与欧洲和美洲等多个社会互动并产生影响的巴勒斯坦人意味着什么”。

阿尔泽尔断言，阿克萨洪水行动颠覆了传统，因为它“将巴勒斯坦问题推到了西方关注的前沿，并已成为一些欧洲国家的局部问题，而不仅仅是中东问题”。他指出，“新媒体、巴勒斯坦活动家和欧洲地区的影响者创造了绝佳的机会，可以构建前所未有的政治和文化压力。”

与此同时，他也没有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这些机遇意义重大，但它们也面临着“内部分裂、反对派游说团体的干涉以及薄弱的机构协调”的挑战。他呼吁“加强外部参照，利用这一历史时刻在西方机构中建立有影响力的巴勒斯坦存在，并建立超越国家认同的联盟网络。”

3，领导力、民众行动与代表性

阿拉伯研究中心/约旦主任莫因·塔希尔在其论文中提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愿景，旨在激发海外巴勒斯坦人的作用和领导力。他的论文基于对战争持续和扩张的分析。他指出：“战争在加沙和西岸地区并未停止，而且还将持续数年，因此海外巴勒斯坦人必须在支持巴勒斯坦人的坚定立场和民族团结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莫因认为，首先应该“尽一切努力支持巴勒斯坦人在自己土地上的坚定立场，并支持根据国际法继续进行各种形式的抵抗”。然后，他谈到了第二个因素：“阿拉伯和伊斯兰街头的运动，这应该是海外巴勒斯坦人的责任，他们要对官方政权施加压力、施加影响，并在官方政权和民众之间建立和解。”

莫因的第三条核心思想是“利用西方民众的行动主义，尤其是在团结和对巴勒斯坦事业关注度不断提升的背景下，这需要巴勒斯坦社群建立有组织的压力网络和有效的公民社会机构。”

约旦阿拉伯研究中心主任提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模式，呼吁“复兴工会和民间组织，建立一个全球虚拟巴勒斯坦社群，作为沟通、选举和服务提供的数据库，并在多元化和民主的基础上恢复巴解组织的作用。”

发言者们从分析中汲取的经验教训贯穿于这样一个事实：巴勒斯坦人现在面临着新的机遇，同时也伴随着前所未有的危险，需要将侨民从边缘或象征性的角色转变为塑造下一阶段的真正的政治和民众领导力中心。

显然，海外巴勒斯坦人不再仅仅局限于倡导的角色。他们必须提升领导力和主动性，建立统一的参考框架，并与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建立联系，将阿克萨洪水行动转变为民族解放进程的新起点，并在重大变革时期塑造巴勒斯坦的全面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