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记者、中国研究教授奥维尔·谢尔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探讨了中国的历史及其在世界上不断变化的角色，从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孤立状态（试图切断与过去和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到邓小平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引领的务实开放，再到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崛起，他试图让自己的国家享受几十年来不断崛起的成果，同时也让人想起毛泽东以党和国家控制为中心的领导风格。

谢尔是美国最杰出的中国及其历史学者之一。他年轻时在斯坦福大学学习中文。之后，他进入台湾大学，为《波士顿环球报》撰稿，开启了他的新闻事业。谢尔在毛泽东时代文化大革命期间和20世纪70年代初访问了中国，当时在毛泽东晚年，美国开始对华开放，但中苏关系紧张，导致两国军队在20世纪60年代末发生边境冲突。

同一时期，谢尔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了中国研究硕士学位，并攻读博士学位，除论文外，其余学业均已完成。当时，反越战示威活动主导着美国大学生活，谢尔是反越战的支持者。

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他后来在同一所大学任教，因为他在中国事务和新闻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他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研究生院担任教授和前院长多年。

谢尔协助创立了太平洋新闻社，该社报道越南战争以及中国和印度支那的局势发展。他还撰写了15本书，其中10本是关于中国的，并参与编辑了多部著作。他的著作包括《富强：中国通向21世纪的长征》（Wealth and Power: China’s Long March to the 21st Century）、《虚拟的西藏》（Virtual Tibet）和《中国读本：改革年代》（The China Reader: The Reform Era）。

谢尔目前担任纽约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哥伦比亚大学韦瑟黑德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南加州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研究员以及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委员。他的文章和著作曾多次荣获学术和新闻奖项。

两极之间的中国

谢尔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强调，要了解当今中国，首先要了解其现任领导人习近平的性格。习近平的世界观深受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当时，由于父亲在当时遭受党的迫害，他经历了艰难的人生，这让他比同龄人更加“红”（即更加坚定地信奉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原则）。他拥护代表毛泽东思想精髓的严格纪律和绝对控制，同时拒绝混乱和持续的革命。

因此，习近平代表着从未消失的过去的回归，证明领导人的个性和心理动机对于理解他们的政策以及他们所统治国家的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例如，谢尔认为，人们对中国宗教的看法往往是两种截然相反的视角，反映了中国人身份认同的深层冲突。一方面是自由人文主义运动，它拥护宗教多元化，吸纳宗教人士和思想开放的人士。另一方面，则是毛泽东所倡导的官方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谢尔认为，这种意识形态并不认同同样的人类价值观。

这种敌意的本质在于，宗教代表着一种超越世俗权威的忠诚，对只要求对党和其领导人绝对忠诚的极权主义制度构成了威胁。

这种冲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体现得最为激烈，当时毛泽东试图消灭过去的一切象征，包括宗教，而宗教传统被认为是必须消除的弱点的一部分。

尽管改革开放后迫害有所缓解，人们对一些中国古代宗教仪式的兴趣也逐渐复苏，但北京当局对宗教活动总体上仍持谨慎态度，尤其是当这些活动构成特定社会群体的文化基础时，例如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信奉的伊斯兰教，以及西藏佛教徒及其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信奉的佛教。因此，这种矛盾仍然是中国身份认同持续演变的根本组成部分。

开放的终结

尽管谢尔对中国充满热情，年轻时曾支持越南战争，并批评美国的一些政策，但他与许多美国分析人士和决策者一样，对中国的崛起及其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角色感到担忧，他认为这可能会使这些国家成为中国援助的俘虏。谢尔认为，中国渴望在亚洲周边地区发挥自身作用，这正在引发该地区的动荡和不稳定，尤其是在东亚地区。台湾问题至今悬而未决，中国与日本、韩国的关系也依然紧张。

2020年6月，谢尔撰写了一篇长文，探讨尼克松政府时期开始的对华开放政策，称该政策实际上已经失效，并未如预期的那样改变中国现状。

开放政策始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华盛顿利用了中苏紧张局势。当时，关于中美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可能带来什么的讨论甚嚣尘上。随着中国改革思潮的加强、自身资本主义模式的崛起以及当今世界两大经济巨头之间经济互联互通的加强，这种看法也变得更加根深蒂固。

美国前总统乔治·H·W·布什在评论美国无视天安门广场镇压中国第一次反共大规模起义时曾表示：“贸易激励终有一天会让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

克林顿也坚信，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现代化必然会改变其政治体制，使其走向民主。这当然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当时人们对苏联解体、共产主义体制衰落后，整个世界都将向民主和自由贸易转型抱有过度乐观的态度。

但正如谢尔在文章中所描述的，中国虽然通过快速崛起积累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但很快就开始以现实务实的方式运用其新实力的基础，而没有对其政治体制结构进行任何根本性的改变，以实现美国式的民主转型。

因此，随着小布什政府反恐战争的失败，以及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实力的削弱，中国的挑战开始变得遥不可及，而美国在奥巴马政府时期首次开始认真对待这一挑战。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词开始在中国流传，中国共产党的决策者第一次认为自己的国家拥有比美国更优越的模式。

所有这些最终促成了习近平在2013年出任国家主席，这标志着改革时代和共产党内部权力交接的实质结束。习近平是毛泽东之后第一位不设任期限制的领导人，也是第一位试图在亚洲乃至全球范围内运用中国式权力工具，与美国霸权进行公开竞争的领导人。

随着特朗普政府的崛起，中国开始被视为明显的威胁，与此同时，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回归以及特朗普对关税武器的得心应手。

谢尔认为，中美关系的现状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华盛顿，完全是因为它过于乐观的态度，这与它对待苏联时的务实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他还认为，如今，美国别无选择，只能将与中国的紧张和矛盾控制在最低限度，避免在亚洲引发冲突，他称之为“后接触时代”（Post-Engagement）。

基于以上种种，我们采访了美国记者兼中国问题研究教授奥维尔·谢尔。

采访

您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75年，当时中国仍处于毛泽东的统治之下。作为建国以来中国变革的见证者，您能描述一下那次访问中最深刻的观察和印象吗？

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时毛主席还在世，美国人很难接触到中国。我在中国的一个模范农业大队和一家电机厂工作了几个月。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经历了更多历史篇章，见证了事物如何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经历了种种变迁，过去依然深深地烙印在任何国家的历史肌理中，无法被彻底抹去。正因如此，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经历和观察才如此令人迷茫。尽管我会说中文，并且在台湾生活多年，但我依然感到完全孤立，无法融入。

几十年后的今天，我意识到，这段为《纽约客》撰稿的经历，尽管当时充满不确定性，却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让我清楚地看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源深深地渗透到了中国体制中。它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更是一种与旧帝国体制的威权主义独特融合的延伸。

过去不断重现。无论邓小平如何挥舞改革的魔杖，现实依然错综复杂。几十年来，我目睹了过去种种的回响再次浮现。如今，我在习近平身上看到了革命过去的体现，尽管它并不完美。

我们必须记住，习近平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他的父亲被打成反革命，被关进劳改营。这件事给习近平留下了耻辱的烙印，他对此深感愤恨，并拼命想要摆脱。因此，可以说，为了在体制内获得认可，他必须通过变得“更红”（用中国共产党的话来说），比同僚更加坚定地信奉共产主义原则来证明自己的忠诚。

这段历史深深植根于中国，从未消失。如今，我们正目睹它的回归，这令许多人感到惊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并非完全照搬毛泽东的遗产。他厌恶毛泽东的混乱倾向、不断革命、阶级斗争以及社会阶级之间的对立。相反，习近平拥抱了他政治身份中最根深蒂固的部分：严管、严纪和“党至上”的原则。

您巧妙地将习近平和毛泽东的心理根源联系起来，并指出他们艰苦的家庭经历如何塑造了他们的政治性格，尤其是他们与父亲和党的关系。您能否进一步阐述个人经历对领导人塑造的深远影响？

在讨论全球事务和地缘政治时，分析人士往往将国家视为抽象的实体，其国家利益和追求这些利益的领导人往往被忽略，而领导者最终也是人。在经历了一段权力分散于政府各部门的民主时期之后，“唯一领导人”现象的回归凸显了这一现实。

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有俄罗斯的普京、中国的习近平、朝鲜的金正恩、伊朗的教士、匈牙利的欧尔班，甚至阿根廷的米莱。

因此，我们似乎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政治制度的作用正在减弱，而领导人的个性则更为重要，这种趋势甚至出现在美国，比如特朗普这样的人物，他的风格可以被描述为“半独裁”。

事实证明，了解领导人，探索他们的个性、动机和信念，与分析国家利益和政治地理同样重要。

因此，有必要了解习近平这样的人物，他领导着一个在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平衡中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国家。让我们回顾一下毛泽东时代，中国是如何认同他的，当时其他领导人都被压制或边缘化，许多人甚至被杀害或消失在集中营里。这展现了这些领导人所能拥有的绝对影响力。

在当今时代，我们正目睹“唯一领导人”现象的回归，这种理解变得更加紧迫。因此，尽管习近平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领导人之一，但试图辨别他的动机仍然是绝对必要的。

您解释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如何寻求与其传统（例如儒家思想和其他宗教）彻底决裂，认为它们是中国软弱的根源和问题的根源。在这种对抗的背景下，中国发展出了一种冲突性的意识形态，以对抗以传统为代表的“内部敌人”，这是确立“外部敌人”理论的必要条件。这种愿景是否仍然影响着北京的全球地位？

回答你问题的最后一部分，毛泽东思想和著作的一个基本原则可以追溯到列宁，他看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帝国主义列强和殖民地之间存在着根本的、无法解决的矛盾，并认为冲突和暴力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途径。

毛泽东完全信奉这一理论，很早就明确宣称“中国共产党需要敌人”。他将世界构建为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定义了所谓的对抗性矛盾——一种无法通过谈判或对话解决的生存冲突，最终必然以一方的失败和另一方的胜利而告终，这是一场零和博弈。

这种“我们或他们”的思维模式，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根深蒂固地刻在它的基因里，从未被抛弃。即使在改革开放时期，其目标也不是改变这种意识形态，而是获取工业化和创造财富所需的技术。

现在，回到你问题的第一部分，当中国在19世纪遭遇西方战舰时，它意识到其真正弱点的根源不是西方的强大，而是自身的弱点。

它认为，这种弱点源于传统的桎梏。儒家思想和王朝体制阻碍了它的进步，阻碍了它对技术的运用，抵制新思想，拒绝学习外语，并使其陷入孤立和闭关锁国的境地。

这一认识构成了中国20世纪发展道路的基石。毛泽东掌权后，他坚信这种状况需要彻底改革，视历史为沉重的包袱，必须卸下。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认识的体现，这场革命旨在破除他所谓的“四旧”：文化、习俗、传统和旧思想。

为此，历史研究被禁止，博物馆被关闭，明代瓷器珍宝被毁，寺庙被亵渎。问题在于过去，必须通过最暴力的革命形式将其根除，而毛泽东确实这么做了。

您亲身经历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却对他逝世后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到惊讶，而您原本以为他的思想遗产会继续占据主导地位。您如何描述这种您亲眼目睹的、从内部突然发生的、将中国带向完全不同方向的转变？

中国与更加现代、更加成熟的西方国家的关系一直很复杂，尽管中国一直认为自己是人类文明的巅峰，但不得不向西方借鉴却让中国深感屈辱。

然而，为了维护其存在，这种借鉴是必要的，这从一开始就造成了根本矛盾。可以说，与毛泽东的观点一致，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建立在矛盾之上的实体，一方面融合了毛列主义思想的极端形式，另一方面又融合了开明、开放和自由的一面。

这种矛盾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尤为明显，它见证了这两种对立面的不断摇摆。在某个时刻，总有一方占上风，就像毛泽东时代和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

随后，突然出现了像邓小平这样的人物，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开放社会、言论自由和法治的理念蓬勃发展，改革者们坚信这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唯一途径。但这种景象只持续了一段时间，国家就开始发生变化，然后又回到了不同的方向。

中国拥抱着相互矛盾却又共存的世界。虽然其中一个世界可能因政府的压制而暂时消失，但它也可能在另一个历史时刻重新出现，展现出中国的另一面。这是一个尚未确定自身身份的文化和社会，仍然对西方、西方的科学以及民主、人权等自由价值观着迷。

这与毛泽东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我看来，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不相信一个全面的人类概念。对他来说，权利并非所有人与生俱来，而是被赋予某些阶级，而非其他阶级。农民有权利，但地主和资产阶级没有权利，反而会被处决和监禁。

这一矛盾在邓小平于20世纪70年代末上台执政以及整个动荡的80年代尤为明显。尽管他的政权并未完全接受普世人权的理念，但却停止了针对知识分子、学者和宗教人士的暴力“阶级斗争”。

这证明中国比毛泽东、邓小平或习近平更伟大。威权统治者竭尽所能地压制其他运动，却无法将其根除，因此这些运动又以各种形式卷土重来。

这是我们目睹的不断更新的戏剧：有时专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潮流兴起，有时中国的世界自由主义面孔浮现，拥抱着美好而开放的人物，其中一些人是宗教人士。

这种冲突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宗教立场。人文主义运动拥护宗教多元化，而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并试图将其消灭，因为它代表着对政党及其领导人以外的实体的忠诚，这使得它成为极权主义制度的对立面。

父亲的严酷经历激励着习近平，让他在对党的忠诚中采取了更为严谨的政治态度。但习近平是否重塑了党，以服务于“中国梦”？还是他仅仅是党的意志的产物和政策的执行者？

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初，共产党在中国生活中的地位显著下降。由于缺乏私营部门，党的一切事务都由党的基层组织管理，此后，一场强大的运动开始收回党的控制权，允许各机构自行管理自身事务。这种做法的影响在商业领域尤为明显，企业家摆脱了党的控制，得以创业、取得巨大成功，并建立起强大的公司。

但随着习近平的掌权，尽管这种转变的迹象不久前就已出现，但出于对中国陷入混乱和动荡的担忧，中共仍在努力恢复其作用。习近平开始在各机构的方方面面——从银行、体育队伍到文化机构等等——重新确立党的存在。因此，我不认为是党“塑造”了习近平的性格；相反，党一直是他性格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即使是他的父亲，虽然为人更为温和，追求人道，也经历了人道本性与坚定的列宁主义立场之间的根本冲突。例如，他不能下令处决任何人。这种立场使他陷入困境，并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直到1978年邓小平恢复了他的声誉。后来，他重返公众生活，并为建立经济特区做出了贡献。

但那段岁月对习近平的家庭来说却是一段极其痛苦的时期，这段时期塑造了习近平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他的父亲在他成长的过程中，被列入中共历史上的“黑八类”名单，这份名单上的人被视为邪恶之徒，理应受到监禁和迫害。他的父亲位列名单之首，被指控为反革命分子。

正是这个世界塑造了习近平的性格，也给了他双重教训。习近平坚决反对文革乱象重演，不希望红卫兵游街破坏大学和企业；另一方面，他又坚定地秉持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所强调的另一面：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统一思想，对任何异议零容忍。

人们对中国在全球角色的看法截然不同。美国视中国为威胁，而中国则坚称自己是一支和平力量，非洲和中东的许多国家也视中国为朋友。您认为中国对世界构成真正的威胁吗？为什么？

如今，威胁问题不仅关乎中美关系，也关乎中国与整个世界的关系。我们必须牢记，冷战时期，非社会主义世界视中国为真正的威胁，事实也的确如此。受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与西方民主国家之间根本对立的驱动，中国试图将人民战争的理念输出到世界各地，例如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和非洲。

我们绝不能忘记邓小平上台后那个时代所发生的转变。从尼克松和他的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开始，美国连续九届总统政府都采取了对华开放政策。这项政策的目标是化解中国威胁，并探索通过贸易和文化交流建立和解与共存的可能性。

一度，这项政策看似前景光明。但我们必须铭记1989年发生的事情，当时学生示威最终演变成屠杀，使得继续推行对华开放政策变得极其困难。

然而，六四事件发生几天后，老布什总统就派遣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前往北京与邓小平进行秘密会谈，甚至没有通知美国大使。会谈记录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场景：斯考克罗夫特坐在那里恳求邓小平对美国保持开放态度，他说：“布什是你的朋友。我们不能让发生的事情破坏我们两国的关系。我们努力走到今天，不能允许它被撕裂。”

的确，在事件发生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在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领导下，中美关系有所改善。1998年，我陪同克林顿总统访华时亲眼目睹了这一点，当时他和江泽民之间的友谊非常深厚。

美国、欧洲等国为逐步摆脱冷战时期对华敌对关系做出了长期而艰巨的努力，但随着习近平的崛起，紧张局势再次升温。

习近平重新点燃了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在钓鱼岛争端中与日本船只发生冲突，在加勒万河谷和拉达克与印度发生军事冲突，宣称对印度阿鲁纳恰尔邦拥有主权，并宣称对整个南海拥有主权，延伸至印度尼西亚、文莱和菲律宾边境。

如果我们谈论的是威胁，那么这本身就是威胁，因为这些地区随时可能爆发军事冲突。因此，威胁关系再次强烈浮现，不仅仅是美国和中国之间。亚洲和欧洲国家的威胁程度要高得多，而最大的威胁来源是中国。因此，我对非洲和中东的建议是：开展贸易，出售石油，加入金砖国家，利用“一带一路”倡议项目，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中国是否利用“债务武器”在非洲和中东地区施加影响力？

中国显然正在寻求扩大其影响力，并利用援助来实现这一目标，利用各国迫切需要支持。不幸的是，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缺乏支持，尤其是在特朗普时代，这为中国敞开了大门，助长了这种扩张。

因此，这些贫穷国家接受中国的援助是理所当然的，但如果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援助的成本高昂，后果严重，那他们就犯了极大的愚蠢行为。

然而，这种做法与华盛顿本身对非洲和中东等世界其他地区推行的政策并无本质区别。

美国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放弃了国际舞台，尤其是在特朗普执政期间，不履行对需要援助的国家应尽的责任。尽管美国历史上曾参与地缘政治竞争，尤其是在非洲等地区与俄罗斯竞争，但如今美国缺席，为中国留下了充分的舞台。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政治体制的根本差异。

每个国家，即使需要开展贸易，也必须意识到，依赖另一个大国会使其容易受到其政治体系的压力及其操纵能力的影响。政治体系的重要性由此凸显，不容忽视。中国的经验证明，贸易并非独立于一党专制国家的意识形态，而是其体制及其影响力追求的组成部分。

在这方面，美国虽然本身就是一个有缺陷的不完美民主国家，但它一直在推行一种与中国截然不同的全球政治模式。最终，每个国家都必须选择自己要坚持的原则和秩序。

鉴于美国普遍将中国视为日益增长的威胁，我们该如何理解特朗普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他的个人做法是否代表了这一立场的延续，还是代表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尤其是考虑到您指出他的风格与毛泽东等领导人的风格有相似之处？

要理解美国对华立场，需要明确区分两种路径：一是美国的总体立场，二是特朗普的个人做法。一方面，华盛顿日益将中国视为真正的威胁，这种感觉体现在日益增长的不信任迹象中，而这种不信任的迹象又是由北京日益增强的威权主义和操纵所驱动的。可以说，这种趋势已经根深蒂固，不可逆转，甚至在共和党内部也是如此。

然而，特朗普代表着完全不同的情况；他是一个不同的人，他所追求的只是达成任何能让他看起来不错的协议，无论其内容如何。因此，有必要区分目前被粗暴的民族主义浪潮所淹没的既定美国政治传统与特朗普独特的个性。

在某些方面，特朗普可以与中国前国家主席毛泽东相提并论。两人都通过煽动混乱来获取权力，这与毛泽东的名言“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如出一辙。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发出的口号，命令红卫兵炮轰司令部，其目的就是攻击深层政府——而特朗普如今所信奉的正是这种论调。

真正的相似之处在于危机的性质，而非细节。这并不否认特朗普是一位有着特定议程的强人。然而，他并不代表整个国家。美国与其他国家一样，拥有根深蒂固的民主传统，不太可能轻易消失。然而，如今，这一传统面临着重大挑战，因为美国正经历着动荡时期，这可以说是一场文化革命。

中国领导人不断更迭的历史，加上习近平主席的年龄和宪法修改，提出了一个问题：您如何看待中国体制中的继任困境，这种不确定性对国家及其精英的未来有何潜在影响？

正如我们见证的毛泽东等人的继任历程一样，中国的继任经验揭示了一个永恒的真理：任何领导人在指定继任者的那一刻，他的政治生涯就结束了。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所有人的目光都会转向新任领导人，而前任领导人将失去自保的能力，尤其是在他放弃党的总书记这一关键职位的情况下。

由于习近平已起诉近两百万腐败嫌疑人，众多敌人正等待着他软弱的时刻，而他对此心知肚明。因此，习近平不太可能走这条路，以避免重蹈毛泽东的覆辙，他的继任者林彪曾试图暗杀他，最终在逃亡途中身亡。因此，中国的未来依然充满不确定性，并充满各种可能性，无论好坏。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历史上这些深刻而相互冲突的思想和政治潮流可能会重新浮现，重塑格局。

中国的专业人士和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目前深感疏离。许多人正在悄悄离开或试图离开，因为他们认为在当前形势下看不到光明的未来。他们属于国际化的一代，在改革开放的几十年（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初）中成长起来，习惯于周游世界，但如今却发现自己被束缚，无法表达自己的身份认同。

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被禁止出行，因为他们工作单位（无论是大学还是公司）的党支部会没收他们的护照。如今一切都高度集中，不再像过去那样开放多元，习近平卸任后的未来依然充满不确定性。可以肯定的是，存在着一些对立和平衡的力量，它们可能将国家推向截然不同的方向。

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毛泽东、邓小平等前任领导人的耐心态度有何不同？有哪些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原因导致他将台湾的存在视为对共产党权威的冒犯？

习近平用“迟早要拿下……它是我们的”之类的言论，清晰地表达了他对台湾问题的立场。这一立场与前几任领导人展现出的战略耐心形成了鲜明对比。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可以等一百年，就像他告诉基辛格和尼克松那样；而邓小平在吉米·卡特执政期间，则明智地呼吁将这个问题留给“更聪明的一代”。

习近平视台湾为直接的侮辱，因为它的存在驳斥了共产党“中国人民尚未准备好接受民主”的官方说法。在中国沿海地区，2200万中国人生活在真正的民主制度下，尽管有时混乱，但开放且充满活力。这种成功的中国民主模式对共产党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因为它挑战了共产党的主张。

台湾如今是全球芯片生产中心，而芯片是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柱。您是否认为中国在台湾的任何干预都可能导致全球技术瘫痪，并引发一场无法遏制的国际灾难？“战略咽喉点”的概念在塑造两者之间敌对的时代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国际关系——不仅是中美之间，而是全球——已进入一个由复仇逻辑和争夺咽喉点的冲突主导的新阶段。“咽喉点”的概念是指每一方都拥有对方所需且难以轻易获得的重要资源或技术。微芯片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为美国拥有其设计的知识产权，而其最大的制造工厂（台积电）位于台湾。

相比之下，中国控制着其他同样重要的瓶颈，例如稀土矿物（占全球产量的92%）、电池技术、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

因此，双方都拥有可以用来限制和惩罚对方的经济武器。全球化和桥梁建设的旧世界已经崩溃，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竞争激烈、充满敌意的世界，双方都在评估自己的“咽喉点”武器库，以便用来对付对方。

专家断言，人工智能赋予极权政权前所未有的权力，使其能够通过面部识别、数据收集和分析等监控技术来加强控制。这是否直接有利于中国及其共产党日益增长的权力？

习近平巧妙地将科技融入一党政治，创造了所谓的“科技暴政”。中国的所有金融交易都已完全数字化，这使得该政权能够通过支付、购物、旅行票务，甚至就餐地点追踪每个人——一个由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完全一体化的数字世界。当西方国家正专注于人工智能侵犯隐私的危险时，中国却将其用作压制异见和加强社会控制的有效工具。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军事实力正在显著增强，但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军队缺乏与美国等主要对手的实战经验。您认为这种分析的准确性如何？

中国在军事现代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尤其是在舰船制造、导弹技术和太空计划方面。然而，它缺乏美国所拥有的一个关键要素：从近期战争中获得的实战经验。尽管美国拥有这一优势，但中国仍然构成了真正的威胁。

中国的另一个根本弱点在于其战略孤立和缺乏真正的盟友。朝鲜不是一个可靠的盟友，这也解释了习近平为何热衷于维持与普京的联盟，将其作为自己唯一重要的合作伙伴。

相比之下，美国拥有广泛的盟友网络，包括韩国、日本、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尽管这一联盟占据优势，但在过去二十年里，美国的军事实力有所削弱，而中国却在迅速发展。

最后，我们来谈谈您的朋友、美中关系的缔造者亨利·基辛格。他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当今美中关系面临的深刻挑战？您是否认为他的分析忽视了中国政权本质的根本方面，而这些方面如今正以武力重新浮现？

基辛格对美中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他也因忽视几个基本事实而受到批评。他低估了消除像中国这样的长期变革对政治体系造成的深远影响的难度。

他似乎对中国列宁主义传统的深度缺乏了解，而中国对西方民主制度固有的不信任，导致了根本性的矛盾。他也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体制固有的威权主义倾向，这种倾向使得中国与开放社会的真正融合和伙伴关系变得极其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