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Atlantic 每日综述 - 2025-10-21
The Internet Is Going to Break Again
原文发布时间: October 21, 2025, 6:41 PM ET
文章指出，互联网日益依赖少数大型云服务提供商，特别是亚马逊网络服务（AWS），这使得其基础设施变得脆弱，极易发生大规模中断，并造成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影响。作者强调，“云”并非虚无缥缈，而是真实存在于北弗吉尼亚州的亚马逊仓库中，这些服务器如同铁路和电网一般关键。在过去五年中，AWS北弗吉尼亚设施至少三次导致全球性互联网中断。最近的一次事件影响了超过1000个网站和服务，给企业造成了数千亿美元的损失，并波及了Venmo、国际银行、医疗预约、Medicare福利、Snapchat、Reddit、Instagram、Hulu、Ring门铃摄像头及ChatGPT等广泛的日常服务。
文章解释说，“云”模式虽然降低了企业搭建网站的初始成本和维护负担，但其代价是所有权集中化，导致潜在的故障点也高度集中。亚马逊在全球云服务市场占据约30%的份额，微软和谷歌分别占20%和13%。与政府修建的公路不同，互联网的物理数据管道由企业建设和维护，使其看似开放实则由少数“数字地主”控制。前反垄断监管机构官员乔纳森·坎特（Jonathan Kanter）指出，这些中断揭示了特定公司所拥有的“力量之大，影响力之广”。互联网的嵌套结构意味着亚马逊服务器的问题可能连锁影响到全球范围内与亚马逊服务相关的产品和网站。
文章探讨了去中心化替代方案，如Rumble和Urbit，但它们面临声誉风险（与煽动性右翼势力关联）和规模不足的问题，未能达到AWS的水平。即使是旨在摆脱银行和政府中心化控制的加密货币行业，也发现其自身高度依赖中心化互联网，并在AWS中断期间（例如Coinbase）受到影响。作者总结道，亚马逊虽然不公开其数据中心的具体位置，但作为互联网的管理者，它已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当前系统下，亚马逊糟糕的一天可能意味着所有人都将面临糟糕的一天。
My Car Is Becoming a Brick
原文发布时间: October 21, 2025, 5:09 PM ET
文章探讨了现代汽车，特别是电动汽车（EVs），由于高度依赖软件，正像智能手机一样经历着“老化”过程，其功能和吸引力越来越受限于软件更新和硬件兼容性，这可能导致它们比传统机械汽车更快地过时。作者以自己的2019年特斯拉Model 3为例，指出车辆最初通过软件更新获得了许多新功能，但现在一些新功能（如AI助手Grok）需要更先进的处理器，使其车辆“太旧”而无法支持。
过去，汽车是机械产品，可以通过维修和专业知识长期使用。但现在，许多新车，尤其是电动汽车，都充满了软件，通过空中更新来修复漏洞、调整性能或添加新功能。这种“车轮上的智能手机”模式带来了便利，但也意味着车辆可能因软件过时而非机械故障而变得不那么好用。文章强调，手机的平均寿命为1-3年，而汽车平均寿命接近13年，这种时间尺度上的差异带来了问题。
汽车制造商有法律义务在售出15年内对安全召回提供免费维修，但对于像Grok升级这样的功能性更新则没有承诺。未来的软件更新可能对硬件要求过高，导致老旧车型上的应用程序运行缓慢或出现故障。文章引用了3G网络关闭的例子，当时许多依赖3G的汽车服务（如远程锁定、SOS紧急援助）停止工作，一些汽车制造商选择取消这些服务，而非免费升级硬件。Rivian公司首席软件官表示，他们的目标是让车辆在7到10年内保持可更新性，但此后如何仍是疑问。最坏的情况是像Fisker在2024年破产，导致无人提供软件补丁，一些汽车因此变得“无用”。
作者认为，尽管电动汽车由于机械部件较少而具有更长的潜在寿命，但软件依赖性威胁了这种长寿。一旦软件不再更新，车辆的体验将开始下降，即使基本驾驶功能仍然存在，但导航系统崩溃或娱乐应用卡顿等问题，将像老旧智能手机一样促使车主考虑更换。
Today’s Atlantic Trivia
原文发布时间: October 21, 2025, 3:45 PM ET
这篇简短的文章提供了一个基于《The Atlantic》近期内容的每日问答环节，旨在测试读者的知识并引导他们阅读更多文章。文章首先回顾了1950年代电视问答节目（如《二十一点》）为提高收视率而作弊的丑闻，并以此作为引子，强调本测验的透明性——所有答案都可在《The Atlantic》的文章中找到。
文章列出了2025年10月21日的三个问题：1. 在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因拒绝配合1月6日国会调查而服刑四个月期间，他的播客“War Room”有哪些客座主持人，其中包括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的儿子和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的侄女？2. 什么农场术语被用来形容互联网上充斥的容易生成且缺乏艺术价值的AI内容？3. 包含利库德集团、蓝白党和未来党等政党的国家立法机构名称是什么？
文章随后提供了这些问题的答案，并指出答案分别来自关于史蒂夫·班农、AI内容和以色列政治的文章。此外，文章还穿插了一个关于1909年一只名叫伊卡洛斯二世（Icarus II）的猪乘坐飞机飞行三英里半的历史趣闻。
接着，文章回顾了2025年10月20日的三个问题及其答案：1. 哪家零售商最近宣布将以每月499美元的折扣价出售减肥药Ozempic？2. 文化理论家多米尼克·佩特曼（Dominic Pettman）将哪个现代关系术语定义为“带有当代装饰的抛弃”？3. 就像跑步者有Strava，观鸟者有eBird，读者有Goodreads一样，哪种爱好者的应用程序最可能是Ravelry？
文章也提供了这些问题的答案，并补充了一个关于小说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除了写作还热衷于鳞翅目昆虫学（研究蝴蝶）的趣闻。
No Appointments, No Nurses, No Private Insurance Needed
原文发布时间: October 21, 2025, 1:40 PM ET
文章介绍了一家名为Mango House的家庭诊所，位于科罗拉多州奥罗拉市，它以一种反传统的方式成功运营，主要通过医疗补助（Medicaid）服务大量难民和移民社区，并实现自给自足和员工高薪。这颠覆了普遍认为医疗补助对医疗机构而言是亏本买卖的观念。
诊所创始人P. J. Parmar医生在2012年创立了这家诊所（正式名称为Ardas Family Medicine），旨在通过最大化效率和可及性来重塑诊所运营模式。他取消了预约制，认为其效率低下，转而采用步行就诊模式，平均等待时间仅为10分钟左右。诊所每天有三名临床医生（医生和执业护士），看诊约100名患者，不雇佣护士，由成本较低的医疗助理处理注射和抽血等常规任务。临床医生们还简化了病历记录，避免冗余信息，以便快速查阅。
这些小效率累积起来，为员工和患者都带来了便利。诊所内设药房（有时亏本运营），提供免费的非处方药和老花镜，以保持患者忠诚度。Parmar还编写了计算机程序，一键将疫苗数据导入联邦移民表格，简化了移民文件的处理。诊所接受任何人，其中约70%的患者使用医疗补助，其余大部分免费看诊。诊所的两位账单员精通医疗补助系统，而私人保险则因付款困难和繁琐的文书工作而不受青睐。
文章指出，诊所的理念是“只管照顾患者”，这既是道德要求也是保持诊所高速运转的实用策略。由于医疗补助患者常因忘记续保或文书问题而中断覆盖，诊所不愿在保险问题上与患者纠缠，以免让他们感到羞辱，进而失去整个社区的患者。Parmar认为，对于依赖医疗补助的诊所来说，生存最终是一场“数量游戏”，但诊所的设置确保了需要额外时间的患者也能得到充分照顾。
Mango House的利润远高于普通家庭医生，Parmar将大部分利润再投资于Mango House。文章探讨了这种模式是否能被复制，认为它提供了一种美国转向单一支付医疗系统后可能出现的医疗模式的缩影。诊所的独立性使其能够灵活调整，但其非正式、社区化的风格可能不适用于所有人群。尽管专家对诊所使用非官方翻译的做法存在争议，但Parmar表示患者更喜欢家人和社区成员的翻译。虽然其他州医疗补助支付情况可能不同，法律规定也有差异，但文章强调Mango House的成功在于其为当地社区量身定制护理的能力，这种“激进的简单性”或许才是其难以复制的关键。
The Lights of Diwali 2025
原文发布时间: October 21, 2025, 12:55 PM ET
这篇简短的文章通过摄影的角度，描绘了2025年排灯节（Diwali）的景象。排灯节是一个为期五天的节日，由世界各地的印度教徒、耆那教徒、佛教徒和锡克教徒共同庆祝。在节日期间，人们点亮灯盏，象征着光明战胜黑暗、善良战胜邪恶、知识战胜无知。文章通过图片和简要文字，传达了这一重要节日的文化意义和普世主题。
It’s Not Enough to Read Orwell
原文发布时间: October 21, 2025, 12:50 PM ET
文章评述了奥斯卡提名导演拉乌尔·佩克（Raoul Peck）的新纪录片《奥威尔：2+2=5》（Orwell: 2+2=5），该片认为，尽管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对极权主义和真相操纵发出了预言性的警告，但在日益增长的威权主义时代，观众对这部作品的思辨力量已经变得麻木，未能将这种认知转化为有意义的改变。
文章首先回顾了奥威尔在生命垂危之际创作《1984》的背景，强调他当时身心俱疲。纪录片以显微镜下的结核杆菌特写开场，暗示威权主义的蔓延如同感染一般，其大胆而令人不安的画面预示了影片的主题：公然的谎言如何通过宣传被接受为真相。佩克利用奥威尔遗产提供的材料（包括信件、散文和日记）构建了一个更宏大的论点，追溯了压制真相的威权主义策略，并揭示了奥威尔去世后几十年来普遍存在的令人不安的自满模式。
佩克通过印象派式的拼贴手法，结合奥威尔的文字（由演员达米安·刘易斯朗诵）和相关档案影像，以电影化的方式探讨了这一思想。他指出，奥威尔的名字常被简化为一个形容词，而《1984》则被视为纯粹的科幻小说，这种扁平化处理削弱了其警告的力度。影片还通过现代术语（如“维和行动”、“竞选财务”、“非法移民”）与《1984》中的“新话”（Newspeak）进行类比，暗示这些词语如何模糊了棘手的现实。
佩克根据《1984》中统治政府的三个原则——“战争即和平”、“无知即力量”和“自由即奴役”——构建了影片结构，并找到了尖锐的视觉材料来阐释这些思想。例如，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宣布伊拉克战争的片段被用来强调非极权国家如何利用冲突煽动民族主义狂热。影片的密度和广度旨在揭示历史痛苦时刻的频繁重演。
文章总结说，仅仅认识到许多独裁者通过熟悉手段上台是不够的。影片认为，民主制度需要通过对真相的承诺“每天更新和加强”，这可能是摆脱智力瘫痪、记住2+2真正等于什么的唯一途径。
The Parental-Happiness Fallacy
原文发布时间: October 21, 2025, 11:39 AM ET
文章驳斥了“富裕母亲是‘最不快乐’或最压力山大的父母”这一普遍论调，认为这是一种谬论，往往基于孤立的数据点。通过对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及其他数据的更全面分析，文章指出，虽然高收入母亲可能面临与“密集型育儿”（intensive parenting）相关的独特压力，但总体而言，更高的收入和教育水平通常与更高的父母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相关。
皮尤研究中心此前的一项调查发现，低收入父母比中高收入父母更有可能认为育儿“大部分时间”是愉快和有益的。这一发现引发了大量评论，声称富裕母亲是最不快乐的。然而，文章强调，同一份皮尤报告也显示，低收入父母更有可能认为育儿“大部分时间”是压力大的，并且更担心孩子会面临焦虑、抑郁、欺凌、绑架、枪击、药物滥用或法律问题。
社会学教授詹妮弗·格拉斯（Jennifer Glass）表示，她从未见过任何数据显示富裕、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在育儿方面比低收入、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父母更挣扎。她的研究表明，伴侣关系、高收入和高教育水平“显著提升了父母的幸福感”。家庭研究所的数据也支持这一观点：母亲对生活的满意度随家庭收入的增加而同步提高，即富裕母亲实际上更快乐。
文章承认，当探讨育儿如何影响个人幸福感时，研究结果变得复杂。有证据表明，高收入父母，特别是高收入母亲，可能会经历低收入父母所没有的特殊形式的幸福感下降，这可能源于社会对“密集型育儿”的更高压力。例如，受过大学教育的母亲虽然与孩子相处的时间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母亲大致相同，但她们更多地从事“发展性刺激”活动，而研究表明，高学历母亲享受这种专注亲子时间的程度反而更低。
文章指出，影响因素众多。高学历父母可能因追求教育和职业机会而远离家庭，缺乏祖父母或兄弟姐妹的育儿帮助。此外，不同阶层母亲的育儿替代选择也大相径庭：高学历母亲可能将办公室的相对平静视为从育儿混乱中解脱，而低收入母亲可能将餐桌上的喧嚣视为比工作场所噪音和骚扰更悦耳的“音乐”。
文章总结，简单地从复杂数据中提取单一观点是片面的。将所有数据点与更广泛的阶级与育儿研究结合起来看，唯一明确的结论是人们对育儿的感受非常复杂。将富裕母亲的挣扎归因于她们自找的压力是错误的；相反，所有父母都将从更健全的家庭友好政策中受益。欧洲的一项研究发现，母亲生活满意度的下降程度因地区而异：在以家庭友好著称的北欧国家，母亲报告的生活满意度反而更高。这表明，在广泛支持的条件下，父母可以同时拥有幸福感和意义感，育儿不一定非要在这两者之间做出取舍。
Can Trump Contain Israel’s Hard Right?
原文发布时间: October 21, 2025, 7 AM ET
文章探讨了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如何在他第二任期内，通过施加压力，挫败了以色列强硬右翼在加沙问题上的领土扩张野心，尽管这些右翼势力曾对他抱有很高期望。文章指出，特朗普的地区议程（特别是维护《亚伯拉罕协议》）促使他采取行动限制以色列的极端主义者，但这些势力仍将伺机而动。
当特朗普抵达以色列庆祝其加沙协议时，受到了以色列各界的广泛赞扬，但极右翼议员利莫尔·孙·哈尔-梅莱赫（Limor Son Har-Melech）却抵制了庆祝活动，称该协议是“可耻的”，并坚持主张在加沙重新建立以色列定居点。尽管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以色列人反对这一计划，但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的政治未来却受制于支持该计划的激进少数派。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曾暗示支持清理加沙并重新安置其人口，但他的立场发生了转变。
文章指出，特朗普对以色列强硬右翼的第一次打击发生在9月25日，当时他明确排除了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的可能性，以防止破坏其第一任期内促成的《亚伯拉罕协议》。随后，特朗普于9月29日公布了其20点加沙和平计划，明确拒绝了以色列对加沙的领土主张，强调加沙将为加沙人民的利益而重建，无人会被迫离开，并鼓励他们留下来建设更好的加沙。特朗普随后强迫哈马斯和内塔尼亚胡接受了这项协议。
尽管特朗普暂时遏制了极右翼的野心，但文章警告，一旦他转移注意力，这些势力将再次活跃。内塔尼亚胡政府中的极右翼部长贝扎莱尔·斯莫特里奇（Bezalel Smotrich）誓言，加沙将会有犹太定居点，并表示他们有耐心和决心。文章指出，加沙协议初期，以色列仍控制着大部分无人居住的领土，这正是极右翼希望定居和吞并的区域。哈马斯在释放人质和解除武装问题上的拖延，以及以色列军队与哈马斯在停火线上的冲突，都可能为定居者及其政治盟友提供渗透加沙这些地区的机会。
文章强调，只有特朗普才能阻止这种情况发生，至少在明年以色列举行新选举之前。特朗普可以向卡塔尔和土耳其施压，促使哈马斯解除武装，并强迫内塔尼亚胡阻止定居者破坏脆弱的和平。内塔尼亚胡的首要目标是保住权力，而非具体的和平协议或领土扩张。作为内塔尼亚胡在国际舞台上“唯一重要的朋友”，特朗普对以色列领导人的选择拥有巨大影响力。文章总结，以色列需要“熬过内塔尼亚胡”，而特朗普如何对待这位总理及其极右翼联盟，将决定其和平计划能否成功，以及以色列能否超越其极端少数派政府。
A Cease-Fire Is a Moment to Count the Dead
原文发布时间: October 21, 2025, 7 AM ET
文章从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视角，描述了停火带来的复杂感受：它并非和平或解脱，而是清算死亡、面对巨大损失和破碎未来的时刻。作者指出，对加沙人民而言，“停火”这个词听起来很陌生，因为它没有带来期盼中的和平、安心或喘息的机会。
作者表示，加沙人民经历了太多战争与停火的循环，但从未真正感到解脱或安全，因为他们知道接下来的生活不会回到从前。长期战争的创伤并未愈合，反而恶化。在战争期间，人们专注于生存，奔波于躲避轰炸、寻找食物、水、药品和现金，无暇思考、梦想或规划，甚至无暇悲伤。而停火到来，思绪回归，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痛苦。
文章通过个人经历具体化了这种痛苦：作者的童年朋友沙伊玛（Shaima）和她的三个孩子，以及她的两个兄弟（其中一个和妻子及四个孩子）在以色列空袭中丧生。沙伊玛的母亲也因悲伤过度在埃及去世。许多加沙人仍在寻找失踪的亲人，他们不知是生是死，或被埋在废墟下。文章强调，即使天空寂静，失去的亲人也不会回来，“停火是清点死者的时刻”。
加沙的街道满目疮痍，房屋几乎荡然无存，地貌仿佛被抹去。清理废墟需要数月，恢复水电和道路则需更长时间。学校、医院等民用基础设施已化为尘土。教育被迫在临时帐篷或破损教室中进行，孩子们无法进行在线学习。作者20岁的侄子因战争而陷入悲伤，他的高中学业中断，工程师梦想悬而未决。医疗保健也陷入停滞，作者14岁的侄女一年多来无法矫正牙齿，因为牙医稀缺，材料也难以获得。对加沙的年轻人来说，“时间停滞了。未来悬而未决，没有连续性，也没有希望。”
文章总结道，加沙人常说停火标志着另一种战争——不是武器的战争，而是痛苦的战争：心灵的战争、失去的战争、记忆的战争、重建的战争。停火意味着进入生存与恢复之间的脆弱 limbo 状态。作者的内心深处仍在低语“当战争结束时”，仿佛战争仍在她心中继续，即使外界的空袭声已经停止。
Steve Bannon and the Murderers and Hitmen Who Became His ‘Besties’
原文发布时间: October 21, 2025, 6 AM ET
文章深入剖析了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在联邦监狱服刑四个月的经历，以及这段经历如何巩固了他在MAGA运动中的反建制形象，并进一步塑造了他对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第二任期激进议程的影响。班农因蔑视国会罪被判入狱，但他将此视为对抗“暴政”的骄傲姿态。
在联邦教养所丹伯里（Danbury），班农以每小时25美分的价格，为狱友教授美国政治和宪法课程，批判“行政国家”背叛了美国建国原则。他强调自己并非身处“俱乐部联邦”（Club Fed）式的最低安全级别监狱，而是与“帮派成员、毒贩和杀手”为伍的“真实监狱”。他甚至与一些“杀人犯和黑帮打手”成为了“最好的朋友”，其中包括一名被指控犯有五起谋杀案的哥伦布犯罪家族成员维托·古佐（Vito Guzzo）。班农利用特朗普签署的《第一步法案》（First Step Act），帮助古佐提前获释，这让他重新审视了该法案的价值，认为它是“大规模联盟的门票”，甚至将其比作“斯巴达克斯的奴隶起义”。
文章揭示，尽管身陷囹圄，班农仍通过一套“编码系统”与特朗普竞选团队保持联系，接收投票数据和新闻图片，并向特朗普及其助手传达信息。在特朗普遭遇暗杀未遂事件后，班农曾“通过代码”建议竞选团队“加倍、三倍”地强调暗杀阴谋，而非平息紧张局势。他对特朗普竞选大会上出现的“团结”信息感到愤怒，认为那是在“浪费机会”，并表示如果他在场，绝不会允许这种“拥抱歌舞”出现，而是会“煽风点火”。
班农声称，监狱生活让他对美国社会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关于大规模监禁对少数族裔社区的影响，并错误地预测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作为检察官的记录会让她在非洲裔和西班牙裔男性中失去支持。然而，他从监狱学到的最重要一课是，他不想再回去了。
文章指出，班农获释后，特朗普立即致电，两人都将班农的“罪犯”身份视为一种认可。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比第一任期更加“激进和持久”，他采纳了班农鼓吹的强硬、不妥协的策略，旨在“摧毁”政治敌人。文章举例说明了班农在特朗普政府中的持续影响力，包括他在此前未报道的事件中，通过电话向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阐述了他对一项乌克兰协议的“强烈憎恨”，并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为“那个小混蛋”，这为特朗普后来在白宫与泽连斯基的激烈对峙奠定了基调。
文章总结，特朗普正在以一种将远远超越其总统任期的方式改变美国，而班农作为其“最喜欢的罪犯”，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这种“美国优先”的强硬路线，以及对政治规范的公然攻击，正在重塑美国在国内外舞台上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