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21日，日本国会迎来历史性一刻——64岁的高市早苗在首相指名选举中正式当选，成为日本首位女性首相。
而她的上台，却并非在稳定的政治格局中发生。三天前，执政26年的盟友公明党宣布退出联合政权；10月20日，高市火速与日本维新会签署联合执政协议，开启日本战后从未出现过的“自民＋维新”新体制。
这场突如其来的权力重组，让高市的“首位女性首相”身份显得格外复杂。它既被视为日本性别政治的一次突破，也是日本长期依赖派阀妥协与保守势力制衡的政治机制自然演化的结果。
10月4日，她在自民党总裁选举第二轮投票中以185票击败小泉进次郎，当选自民党总裁。这是1955年自民党成立以来，首次由女性掌舵。高市的胜利，不仅没有让日本政治更稳，反而让其内部的保守结构更清晰地显影。这场被称为“历史性突破”的胜利，也让日本政治走向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一方面，高市早苗象征着性别平权与政治革新的希望；另一方面，她的崛起也被视为自民党在保守体制下的一次“象征性更新”。
但在“突破”与“延续”之间，日本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结构真的准备好了吗？从政党派阀的保守惯性，到公众对“女性领导者”的复杂期待，在失去执政联盟、派阀竞争重新洗牌的当下，高市早苗要面对的不仅是治理问题，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日本政治的惯性，是否能被第一位女性首相打破？
政坛权力的拼图
在日本政坛，高市早苗的形象总是充满反差：她是自民党中的右翼保守派，崇拜“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反对同性婚姻和已婚女性保留婚前姓氏的立法；但她同时又是电视节目主持人、重金属音乐鼓手、能言善辩的现代女性。
她的政治信条开始广为人知：“为了日本的现在与未来，自民党必须改变。我们将始终以国家利益为优先，并以平衡的态度治理国家。”
日本的政治运行遵循典型的议会内阁制，权力的核心集中在执政党内部。自1955年成立以来，自民党几乎未曾失去对政权的主导地位，它与佛教系的公明党结盟，构成了长期稳固的执政联盟。多数时候，日本政治运作逻辑几乎全被自民党垄断，“政权更替”只是自民党内部派阀之间的权力轮换。
高市早苗的胜出，一度被视为自民党延续长期执政格局下的一次“象征性突破”——直到联盟裂开。就在她准备迎接国会首相指名投票前夕，权力版图骤然松动——与自民党携手二十六年的公明党突然宣布考虑退出联合执政。这一决定如同掀开政治棋盘的一角，令胜局瞬间蒙上阴影。
按现有席次计算，自民党在众议院465席中仅占196席，在参议院248席中占100席。失去公明党支持后，它在两院都将难以单独过半。围绕首相提名的谈判陷入僵局，党内外一度传出“高市或被迫让贤”的风声。
就在局势濒临失控之际，19日深夜，日本多家媒体曝出消息：自民党正与在野的日本维新会加紧磋商新联盟，不到24小时后，双方确认已达成初步共识，并计划于20日签署协议。
“高市早苗崛起既意味着自民党右派的复权，因为石破内阁期间右派包括高市和安倍派都被边缘化，也意味着党内其他反石破内派比如麻生派与右派的合作。”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廉德瑰教授告诉南方周末，“这反映出日本社会整体趋于保守的倾向。日本政治的特点是自民党长期执政，表现为党内派阀平衡和派阀之间政权交替，但内阁的频繁更换经常发生，加上多党博弈，这些都威胁自民党的稳定执政，表现了政治的不稳定性。”
此外，“长期的低增长、社会老龄化和阶层固化，使部分民众在心理上寻求‘传统价值’的安定感。这些社会心理变化，为高市早苗的保守话语提供了土壤。她的上位既反映了自民党对这种社会心态的战略回应，也标志着保守政治对‘右倾情绪’的制度性吸纳。”辽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陈洋告诉南方周末。
从胜选的高光到联盟的崩裂，再到仓促重组的政治交易，这场剧烈震荡揭示出日本政坛权力拼图的真实面貌——稳定从来不是常态，它只是各方势力在长期拉扯下暂时形成的平衡。
新旗帜下的旧航向？
“高市才华横溢，我都忘记了她是日本首位女首相了。”
“她非常聪明、敏锐，并拥有女性的优雅气质。她拥有一种混合特质，似乎融合了女性和男性的所有优点。”
对高市早苗的评价，日本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带着一种复杂的感叹。
她的胜利，被视作自民党成立以来的“历史性一刻”，象征着女性进入国家权力中心的“突破”。
“日本多数国民都会乐见其成。这意味着，接受女性首相对于日本国民来说，非但不是任何问题，还是极其受欢迎的变革。”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李永晶告诉南方周末，这种“接受”是长期社会演化的结果——“日本女性的活跃程度，最近二三十年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李永晶举了几个例子：“比如土井多贺子，早在上个世纪的1986年开始就担任主要政党社会党的党首；她后来于1993年出任众议院议长的要职，当时自然就是‘首位女性议长’的创造者。再比如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在2003年担任环境大臣，2007年担任防卫大臣，在当时都引发了广泛的瞩目。2016年，在东京都知事的大选中，她力克其他一众有力候补，成为‘东京都首位女性知事’，随后连续三次当选。”
从全球视角来看，高市的上台也折射出全球女性政治家的趋势。
“女性开始成为一国的最高政治领袖，已经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非常显著的一种现象。在南亚地区，比如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等，可以说早已经是常态了。”李永晶表示，“最近几年不时引发人们关注的，比如此前德国总理默克尔、芬兰总理桑娜·马林，以及目前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她们都曾经或正在创造历史。可以说，女性政治家今后更会大量出现。”
他强调，这些现象，是那些社会在性别观念、政治观念等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的表征，而不是说她们的从政会导致性别观念发生变化。“女性政治家登场有激励作用，但我们更要看到那些社会在最近数十年取得的变化，或者说进步。”
然而，政治制度的运作，限制了这种象征性突破的实际影响。廉德瑰表示：“高市的当选并不反映日本存在对女性领导人的期待，只反映日本的保守化，她不过是保守右派的代表而已。保守派对于女性问题并非具有现代性——实际上他们反对女性天皇、反对选择性夫妻不同性别，也反对LGBT。高市作为女性也反对这些，这种矛盾反映了高市首先是保守派，跟她是否女性无关，她的崛起只反映日本的保守化，而不反映日本的现代化。”
由此，“女性首相”的标签看似突破，却掩盖了日本政治权力运作的事实——高市早苗并非以“女性政治力量”的名义登顶，而是在旧有权力网络的支撑下被推上舞台。她的性别身份更多被用作政治叙事的一部分，而非真正改变权力格局的变量。
“高市并非获得党内一致支持，也未获得多数在野党支持，实际上即使在高市领导层内部，实际掌权者是麻生太郎，高市只是个提线木偶。”廉德瑰直言。
高市早苗为何仍能在复杂的政治生态中脱颖而出？李永晶给出另一种解释——她的胜出，不仅因为政治身份，更因为熟悉日本政坛的规则。
“在民主政治体制当中，政治活动主要基于政治领域的‘自由竞争’；就相当于市场经济中的企业自由竞争一样，你先得有质量比较过硬的商品，还得有好的贸易伙伴，然后还得做广告，推销自己。政治领域同样如此，一个政治家得有比较明确、坚定的政治理念，然后得有合作者。高市从政近三十年，早已谙熟日本政坛的权力格局，在这个意义上，她能胜出，自然更是硬实力的结果。”
但这种“硬实力”，是否足以带来真正的变革？李永晶解释，“高市早苗担任首相，当然会打出一些政策，实现自己的政治理念，但不要期待会有大的变革举措。关键要看她坚持的理念究竟是什么，是否对日本国内以及国际社会构成一种‘利好’。”
10月5日，日本女性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观点：“听到我们可能迎来首位女首相，我并不感到高兴。明年，日本在世界经济论坛性别差距指数的排名可能会上升。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会变得对女性更友善。”
政治层面的突破并不必然转化为社会的体感。“什么都不会变。不会像美国换总统那样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最近十年的日本，大家的生活不会因为政治家怎么了而有很大变化，可以说没有变化。大家的时间像是凝住了。”在东京求学的日本留学生曾雪菜（化名）感慨道。
对于这种“政治突破未必带来生活变化”的现象，陈洋向南方周末分析道：“日本期待以女性视角解决固有顽疾。10年前困扰日本的问题，10年后依然存在，诸如少子老龄化问题、医疗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妥善的解决。高市早苗的出现，既被视为‘进步的象征’，又激起社会潜在的性别焦虑——即女性能否承担政治领袖的责任、是否具备‘日本式领导者’的形象。”
高市早苗执政难题
高市早苗上台，在国际舞台同样被赋予复杂含义。作为自民党右派的代表人物，她长期在外交与安全议题上呈现强硬姿态——主张强化防卫力量、强化日美同盟，对中韩在历史问题上立场强硬，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并与台湾关系密切。
“她的强硬政策未必可以彻底推行，会受到多方牵制。”廉德瑰教授指出，“最近她宣布暂不参拜靖国神社，就是她的政治妥协，若处理不好中日关系，不但会对日本的亚洲外交不利，也会受到党内和国内的批评，她必须在对华政策上谨言慎行。成为首相前和成为首相后，其言行还是会有不同的。应该听其言，观其行。”
她的崛起并非个人魅力的奇迹，而是派阀间妥协、基层保守情绪与制度惯性共同推演的结果。正如早稻田大学政治学教授中林美惠子（Mieko Nakabayashi ）所言——高市早苗的当选“揭示的不是日本政治的变革潜力，而是它维持幻象的能力”。
在党内，高市早苗的胜利，源于多重力量的交错。她在初轮投票中赢得约40%的注册支持者选票，反映出基层选民对自民党长期派阀政治的疲倦。而在决选阶段，派系的计算重新主导了局面。若无麻生太郎的暗中支持与茂木派的跟进，她很可能止步于首轮投票。
这也意味着，她的内阁名单将深受派阀分配逻辑所制约——权力的获得，伴随着权力的分摊。她必须在保守派基层的情绪与党内精英的算计之间维持微妙平衡：过于激进，会失去温和选民；过于妥协，又将被保守阵营视为“背叛”。
联合执政的公明党曾一度宣布可能退出，让自民党在两院席次陷入劣势。随后，自民党迅速与日本维新会磋商联盟，以稳住局势。这一系列操作暴露出党内权力平衡的脆弱，也暗示高市的执政基础并不稳固。
政策上，她面临多重考验。外交上，她以民族主义、强硬外交和保守社会议题著称——主张强化日美同盟，对中韩在历史问题上立场强硬，甚至考虑参拜靖国神社。
目前首要考验是与特朗普的会面。她曾批评“对美不平等贸易协议”，如今若坚持强硬立场，将可能触发外交摩擦；若转向温和，又会被国内保守派指责“妥协”。
她在社会议题上仍保持保守立场，如反对婚姻姓氏保留政策。然而，她在竞选中也提出诸如家庭服务支持等女性友好政策，意在缓和女性形象，展示亲和力，但这些政策并非源自长期承诺，而是策略性调整。
经济政策上，她既有支持安倍经济学的经验，也强调财政纪律与央行独立，但她同时暗示若有必要仍可能增发国债以应对经济问题。担任内政大臣期间，她曾警告媒体“不要挑战政府立场”，引发言论自由争议；统一教事件爆发后，她先是否认，再被迫道歉。这样的反复，也使她在民众心中显得难以捉摸。部分选民欣赏她的果决，更多人则质疑她是否有真正的政治信念。
“高市外交今后的走向将是个人倾向、党内制衡与国际环境三重因素互动的结果。”陈洋向南方周末解释，“从国际环境来看，日本外交战略必须要高度依赖美国，日本也必须在对华政策上与美国保持协调，但也需要避免自身成为前线冲突的‘牺牲品’。但与此同时，若中美关系缓和，日本不可能在外交上长期孤立中国；若中美对抗升级，日本也需在安全与经济之间做平衡。”
“从中长期来看，高市早苗上台后，中日关系将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高市是一位右翼保守色彩浓厚的政治家，今后她会不会在靖国神社或历史问题上做出某些小动作，比如，在台湾问题上，高市可能会更加纵容自民党国会议员，或日本国会议员窜访台湾，这无疑都将破坏中日关系的稳定。”
如今，高市必须在缺乏绝对多数的议会中，平衡党内派系、在野党与社会期望。她的首份预算案、首轮内阁人事，都将成为检验其实力的试金石。倘若无法在党内维持稳定，或未能在政策上展现成效，这场“女性首相”的象征性胜利，也可能很快被现实吞噬。
而在更多观察家看来，这是日本复杂政治的一个交汇点：若她执意推进修宪、参拜靖国神社，可能点燃新的社会撕裂；若谨慎观望，又可能被视为“无为的首相”。在日本政治的既有结构中，她既是制度的产物，也是制度的俘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