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小西cicero 2025-10-18 16:21 上海
他值得怀念与追忆，正如造就和宽容他的时代与环境同样值得怀念与追忆。
杨振宁先生去世了。
在确认他去世的官方消息发布之前，其实坊间已经传出了他去世的消息，但随后就被一些消息源“辟谣”，正在公共舆论将传播消息者扣上“以讹传讹”乃至“别有用心”的帽子前，官方消息发布又证实了这个信息。
我觉得这段插曲还是蛮值得一说的，因为这场小风波其实显示了我们社会对坊间的传言信息正抱有一种越来越不宽容的态度，其实对于这样一个百岁老科学家的生死消息，至少我品不出传播它的人有什么“别有用心”的意思，民众不是官方，没有那么强大的新闻调查核实能力，权威媒体抱核查、辟谣的态度则可，说传播转发者是别有用心，搞诛心之论则不必。
给此类民间消息的传播多少留一点空间，有利于减缓“谣言是遥遥领先的预言”这样的观感，也不会让大众陷入闭目塞听、只能一切信息都“等通知”的被动、闭塞困境。
一点闲话，点到为止，说完了。我们正式聊聊杨振宁先生。
我觉得杨振宁先生是值得尊敬的，无论你把他当作一个中国人，还是一个曾经的美籍华人。
正好这两天又是诺贝尔奖颁奖季，我们的东邻日本一炮双响，又有两名学者荣获诺奖，这大大刺激了很多国人的神经，很多人干脆提出了所谓“诺奖无用论”“诺奖刻意歧视中国论”等等论调。我刚看到六神磊磊老师写了一篇雄文，说诺奖到底是好是坏这件事，咱能不能提前说好了再讨论？别一得诺奖就大张旗鼓地庆祝宣传，得不到诺奖就说诺奖无用，显得我们好像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很玩不起一样。
当然后面半段是我替六神老师总结的，他说的大约是这个意思吧。
其实，六神老师说的挺在理的，但中国人对诺奖的态度，我觉得很早就应该是有定论了——从我们当年大张旗鼓的迎回杨振宁先生开始就有定论了。
其实仔细想想很奇怪。杨振宁先生，他当年的主要研究是和恩师费米指导下与同学李政道一起在芝加哥大学搞的，搞出来的科技研究成果也优先应用于美国，拿诺贝尔奖后加入了美国籍，如果放在某特殊年代或现如今网络上某些脑髓里有点贵恙的人的视角下去解读这件事，杨李二人是正儿八经的“给美帝国主义输送炮弹”、乃至“为虎作伥”，一顶汉奸、卖国贼的帽子估计就是跑不了。
但幸运的是，在我们赢回杨振宁先生的那段时期，我们几乎从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声音，为什么？因为当时中国的主流舆论场还懂一个普遍的常识——想杨振宁、李政道所研究的这种高端自然科学，他们的研究成果首先是全人类的财富，而不独利于某个国家和民族。
这一点，其实诺贝尔在他当年设奖的那份遗嘱当中就谈的非常清楚——诺贝尔再三强调他用遗产创设的这个奖项，是不论获奖人的国籍、民族、和获奖人的贡献所优先有利于的国家的，“我明确希望在颁奖时不考虑国籍，而是将奖项授予最有价值的人，无论他们是否是斯堪的纳维亚人。”
也正是这种“世界主义”的眼光，才让诺贝尔奖走出了曾经强盛但后来退出列强争霸的“北欧雄狮”瑞典，成为一个影响世界的国际性奖项。
与这份眼光与胸怀相比，不得不说，很多今人计较或者鄙视诺奖的初中就很可笑——他们似乎只把诺贝尔奖（当然，仅限于诺贝尔自然学科的奖项）当作了一个衡量各国科技竞赛的指标，某国科学家多拿了几个诺奖，似乎这个国家就要掌握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魔法，转过头来修好“坚船利炮”制霸全球了。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诺贝尔本人虽然靠军工发财，但他晚年却极度厌恶将科学用于军工，他的祖国瑞典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诞生了诺贝尔这样一个让人类告别火药时代、进入真正的炸药时代的伟大科学家，却并没有因此穷兵黩武、地图开疆，反倒是让毗邻的德国吃到了那一波红利，在之后的两次世界大战中都对瑞典隐隐构成了威胁。
所以得多少诺贝尔奖真的跟军工、跟称霸、跟争衡四海，乃至跟其实自己的权益都不敢维护，却天天幻想着祖国强大以后“骑在洋人头上拉屎”的你没有那么必然的利害关系。越是献身基础科学的学者，越是在为全人类工作，这是诺贝尔奖的初衷和目的。
所以我们尊敬和纪念杨振宁先生，首先是应该把他作为一个为全人类做过贡献的科学研究者去感谢他。
就像诺贝尔强调：“我明确希望在颁奖时不考虑国籍，而是将奖项授予最有价值的人，无论他们是否是斯堪的纳维亚人。”一个大度的中国人，也应该在纪念杨振宁时“明确的不考虑他授奖时的国籍，无论他是不是中国人。”因为他的贡献是给全世界的，我们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份子，应该感谢他。
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说杨振宁先生对我们的国家毫无裨益。我觉得，杨振宁先生对于中国价值有点类似于汤川秀树之于日本，1949年，当同样研究核物理的汤川秀树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消息传回日本的时候，还在战后一片废墟中的日本一度“举国皆狂”，日本报纸评论说，这证明了日本人在研究科学的潜能上不逊于任何西方白种人民族。当然，后来日本人诺奖拿多了，渐渐有了“得麻了”的感觉，直至今年诺奖消息传回，连获奖者所在大学都波澜不惊了。
虽然晚了几年，虽然他们最终研究是在美国搞出来的，但杨振宁和李政道的获奖对中国的价值也在此处，它证明了中国人只要思维对头、体制对路、用心钻研科学，能搞出来的成果也丝毫不逊于西方白种人，而诺贝尔奖在授奖中对华人确实是不存在有色眼镜或种族歧视的，该给你就给你，与你的肤色和民族无关。
我觉得这是对中国人极大的激励，有杨振宁和李政道的珠玉在前，那个问题才会显着尖锐而有意义——既然国人在智力上并不逊于他人，所谓“种族歧视”也并不存在，那么我们这么多年诺奖荒的原因又是什么？
而有问题才能催人奋进，从这一点上说，杨振宁不仅对全世界、而且对我们中国人有着独特的巨大的贡献。
更不用说，杨振宁先生在晚年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并在2015年放弃了美籍重新加入中国国籍，自诺贝尔奖创设以来，科学家在获奖后的社会贡献都是不容小觑的，因为获奖本身回给他极大的话语权赋能，促使这些科学家走入舆论的中心，让他们的发言更能促使社会警醒。
这方面突出的例子，比如美籍日裔诺奖得主中村修二，此公在日期间参与研究了LED，后来因为受不了日本国内的学术氛围，而远走美国，并加入美籍。2014年获得诺奖后，他一度成了日本媒体竞相采访的对象，日媒倒是没有在乎为什么中村如此“不爱国”，跑去了投奔了老美，但却对他为什么出走美国在意颇多，中村本人也非常不客气，曾经屡出“如今的日本大学不把科学家当研究者，而当成职员。”话虽然不入耳吧，但的确促进了日本学界风气的反思与改进。
与之相比，杨振宁先生归国后，对中国学界的纠偏与批评是温和的多，甚至可以说是几乎没有的，当然这并不是老先生自己的问题，毋宁说。我们中国人的性格本身就更喜欢别人说“过年话”。所以杨老先生后来过年话说的也比较多，比如夸我国古代科技水平独步全球，只是明代以后停滞落后了（这话当然万不可讲给那些西方伪史论者听——他们会质问，谁说我大明科技落后，西方近代科技爆炸是因为剽窃了我们的永乐大典！），如今中国改革开放，科技发展四大条件都已经具备，所以对中国科技迎头赶上，诺奖井喷这个事情，要抱有“绝对的乐观”。
言外之意，就是不需要大改了，已经很好了，等着诺奖井喷就好。
这个预判，我记得是杨老先生刚娶翁帆女士那个时候说的，转眼十多年了吧……我们也希望这个“绝对乐观”能尽早实现。
当然，再强调一边，实现不了，或者实现的晚一点，也不怪杨老先生。‘
这就好比，宾客过年时跟你说“恭喜发财”，你若这一年没发财，年末难道真要娶找宾客算账么？“过年话”这种东西之所以宾客要说，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主人喜欢听，甚至觉得宾客不说就不礼貌。那你能怪宾客恶意撒谎么？本来人家就是顺着你说的。
从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杨老先生虽然去国多年，却依然是个礼貌、聪明、并且依然理解中国国情的人——这真不算是他的缺点，因为若不这样，像中村修二或者萨哈罗夫那样直言不讳，他就可能伤害了我们这边很多国人的感情。
他已经做了科学家、做了许多贡献了，没人再有资格强求他再去做一只牛虻，那太难为老先生了。
当然，这些贡献之外，很多人对杨先生的私德有所非议。
比如他后来与李政道先生闹翻，在获得诺奖时以年高为由，一定要把自己的名字放在前面；又比如他娶年岁相差很大的娇妻翁帆等等。
我对这些事是这样理解的——首先像婚姻这种事，本来就是你情我愿的自由。自由就意味着——双方无论是出于真爱还是真的存在利益交换，他人都无权进行干涉或者批判，如果我们一方面承认了婚姻自由，另一方面又对这种结合挥舞道德大棒，那么这种自由其实就是一种虚假的自由，至少是不完全的，所以对大科学的这种私德，还是宽容不论为好。
至于杨先生与李政道友谊小船的翻船，固然连他们的导师费米都看不下去，规劝两人“去看心理医生”，但也要看到，杨李两人虽然后来交恶，却至少没有（准确的说，是双方都没有能力）把仇恨的利箭互相射出，至对方于死地。
其实，这在东方视角下，纵览古今大量知识分子的交恶史，也已经算是一件足以得诺奖的奇迹了。
须知，同时代很多其他中国知识分子的反目成仇，往往都是你死我活、残酷万分的。比如因为同样娶了年龄相差很大的娇妻，而经常被拿来与杨先生做对比的某位“当世名儒”、大画家，他之所以被网友们非议更多，说到底，还不是因为在特殊年代背师卖友，以至被恩师亲评为“人品低劣”么？
或许人都有不堪、向恶的那一面，就像人都有爱智求真、爱美求善的天生良知良能一样。但一个人，到底是更多发挥爱智求真、爱美求善的良知良能，在追寻真与美前行一辈子，流芳百世？还是更多的获得作恶的机会，写大字报、举报信、侮辱、构陷、毁灭他人，遗臭万年？
我们不得不说，这固然有个人修养、道德情操的因素，但更要考虑历史的大势——以及环境给个人什么样的机会。
如果时代给了个体一台显微镜、一个量子加速器，一个芝加哥大学、一个费米那样的好老师，一个法治的环境，那可能就让人走向了前者。反之，如果时代给了个体一把刀子，他最终亦有可能背刺他人。
而杨先生是幸运的，他所处的环境给了他在真理道路上前行的条件，也打造了笼子，把他与同事的龃龉之恶关在了有限的范围之内——这真是杨先生的莫大幸运。
设使杨先生与那位大画家异地以处，双方的行止是否会有所改变，乃至发生的彻底对调呢？
这是一个有趣的假设。
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假设对杨先生有道德的非议。因为人间走一遭，最终盖棺定论的时候，论迹难论心。
经云：君子恶居下流，居下流者，行不端则乱源生，天下恶行皆归焉。此之谓也。
所以我们应当尊重和纪念杨振宁先生——作为一个为全人类的科学奉献了才智的科学家纪念他，作为一个证明了华人才智上不弱于欧美人的先行者纪念他，作为一个给过中国学界“绝对乐观”鼓励的鼓励者纪念他。而忘掉对他私德的非议与评判——毕竟那些私德，一辈子被关在私权的牢笼里，没有重重的越界，侵害那些并非您情我愿的他人。
这难道不足够么？足够了。
而诺贝尔奖，依然是值得看重的，至少趁着杨振宁先生的去世，我们应该怀念、追忆一下那个开放胸襟、迎回杨振宁的时代——至少那个时代的民间舆论，没搞出如今如此多苛责与怪论，追问一个科学家搞出的研究到底是中国还是美国的“炮弹”，那么计较一个学者，到底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
我觉得，彼时舆论的这份世界眼光、与宽容、开放的胸怀，这份尊重为全人类做贡献的人的社会共识……
同样值得我们在此时此刻怀念与追忆。
全文完本文5000字，感谢读完。
因为怕惹蚊虫叮咬，本来想照例开个付费阅读的，不过想了想，这份公论，还是希望更多人能看到、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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