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开始于一块数字屏幕上，屏幕上是一幅光线明亮、边缘呈方形的图像，突出了一个小纸箱，里面装着一个名叫莫娜的四岁女孩，她的冰冻遗体被收集到一个盒子里，这个盒子成了一个临时棺材。

在另一段视频中，巴勒斯坦儿童在散落着弹片的地面上摸索，用白色塑料袋收集亲人的遗体。在一条安静的街道上，一个孤独的孩子走着，然后被“精确”的无人机袭击从画面中抹去。

这里的一切都是高清的：声音清晰，色彩鲜明，杀戮干净利落，如同高成本的视觉制作。科技与其说是拯救生命，不如说是美化了生命消逝的景象，将军事优势宣传为道德优势，让强者有权决定谁能活下来，谁会被消灭。

直到最近，人们还相信，如果世界拥有这些数字工具，情况或许会有所改变。我认为，如果这个发达世界能够意识到阿萨德政权在20世纪80年代叙利亚哈马大屠杀期间的暴行，或20世纪40年代纳粹德国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围捕犹太人的暴行，或1995年夏天塞尔维亚人对波斯尼亚斯雷布雷尼察市的袭击，那么它或许能够阻止其中一些暴行。

但今天，在以色列对加沙进行灭绝战争的现场直播两年后，我们知道，单凭图像并不能阻止任何事情，但它能够推翻以色列的叙述。

我们还知道，全球的愤怒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如果孩子是以色列人或乌克兰人，我们几乎可以预料到他们会成为头条新闻，但如果孩子是巴勒斯坦人，我们也可以预料到他们会采取消极态度，否认凶手的存在，并尽量减少悲剧的发生。

这就是科学与人性的悖论，在这个时代，人们善于用纳秒和飞秒来衡量一切，却无法用单一尺度来衡量痛苦和人类的价值。

有些话语如同子弹

随着时间的推移，目标似乎并非始于炸弹，而是始于文字，始于术语之争，始于意义之争，始于词汇的重塑，旨在剥夺他人的人性。屠杀不可能没有为其辩护的叙事，不可能剥夺受害者、他们的知识和文明的任何价值。

因此，种族灭绝并非始于战场，而是始于政客、媒体人和宗教领袖的平台。针对儿童、医院、大学、博物馆、知识分子以及记者和医生等有影响力的人物的屠杀，始于伤人的言语。

在这一幕中，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建立了一个他知道会引起西方听众共鸣的叙事，其中“光明”对抗“黑暗”，“文明”对抗“恐怖主义”，“热爱生命”对抗“热爱死亡”。

于是，这场冲突变成了一场看似简单的道德考验：西方人是人，其他人是野蛮人；他的国家是法治国家，而其他人的国家难逃动乱；西方人是一个有国家、有文明的民主国家，而阿拉伯人则是一个部落、一个交战的团体，赛克斯—皮科协定和山姆大叔可以随心所欲地为他们划定边界，宣示和平与繁荣。

以色列总理所推行的这些暴力分类不仅仅是术语，而是伤害他人、剥夺他人权利的武器，其力量来源于殖民心态的物质、政治和军事影响力。

听听内塔尼亚胡的演讲（如果可以的话！），你会发现他的演讲中充满了像口号一样的、富有节奏感的短语片段。他对声音波动的控制显而易见，他熟练掌握了音调的升降，偶尔会瞥一眼他的随行人员，然后适度停顿，让他们有机会鼓掌，最后露出一个暗示着满足和“胜利”的淡淡微笑。他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他的演讲策略也是如此。

内塔尼亚胡如同一位多面大师，擅长变换面具。除了借用19世纪法国和英国盛行的“文明”与“野蛮”的词汇外，他还像乔治·W·布什总统一样，在21世纪重新使用美国“反恐战争”的论调。他还借用了殖民时期高级专员的言论，为保护少数群体发声，并在2025年联合国大会的演讲中将该地区少数群体的安全与以色列的安全联系起来，仿佛他是古罗将军在为以色列发声，而他的政府却侵犯了巴勒斯坦和被占领土上基督教和穆斯林少数群体的权利。

但最近，这一幕显得滑稽可笑，因为他在2025年9月26日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时，面对着几乎空无一人的会场。尽管他试图展现一种人为的心理力量，但这只会凸显以色列日益加剧的孤立及其公认的暴行，暴露出其殖民主义话语的脆弱性，这种话语已不再令人信服。因此，他急于动员多个阵营，加剧紧张局势，提升动员程度，为自己和右翼联盟谋求眼前的政治生存。

随着军事损失不断扩大，政治体系日益孤立，内塔尼亚胡再次提醒西方，以色列是“永恒的”受害者，认为以色列是代表“文明世界”打击恐怖主义的前线，四面楚歌，这是继续采取暴行的借口。

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上向西方发表讲话：“我们的敌人对我们所有人都怀有同样的仇恨。他们想让现代世界回到过去，回到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黑暗时代。”

两个术语的故事

在此背景下，我们必须认识到“恐怖主义”和“文明”这两个概念的模糊性和不光彩的历史。这两个概念在18世纪的欧洲，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同时出现。最初，“恐怖主义”一词具有积极或功能性的含义，雅各宾派政权和罗伯斯庇尔在“恐怖统治”时期用它来指代捍卫革命理想、威胁反对者的开明力量。

随着1794年7月罗伯斯庇尔被推翻，“恐怖”和“恐怖分子”这两个词开始带有负面含义，反映了革命者之间权力动态的转变。

由于欧洲精英担心法国大革命蔓延至欧洲，法国革命者在法国和英国开始被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从而被贴上“外国人”的标签，失去了合法性。“外国人”的含义迅速发生转变，成为两国统治精英抹黑政治对手、工人阶级和殖民地人民的工具。

英国统治阶级的成员开始利用恐怖主义的概念来抹黑爱尔兰的政治对手。

19世纪，精英阶层经常使用“恐怖主义”一词来攻击呼吁民主改革的群体。在西方知识界，“恐怖主义”一词的含义一直随着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变化，其内涵也逐渐被塑造成服务于统治精英的利益。

相比之下，根据纳伊夫·本·纳哈尔（Nayef bin Nahar）博士及其著作《社会科学中的互动本地化》（Interactive Localization in Social Sciences）一书，伊斯兰文化中“Rahab”一词的用法有所不同。根据《古兰经》战利品章第60节，它的意思是“威慑侵略者”和“准备武力”，以实现和平，而不是恐吓和平的人民或歪曲反对者。

至于“文明”一词，在法国大革命后被用作18、19世纪英法殖民扩张的正当性依据。当时的西方国家认为，其社会内部、不同阶层的“文明进程”已经完成，不再是贵族和中产阶级的专属领域。基于自身的文化优势，他们开始对“落后”的非欧洲民族进行文明化，从而引发了殖民扩张。

这种做法确立了西方的中心地位，殖民者的文化被归类为优越的，而被殖民的民族则被描述为“落后的”，从而使扩张主义战争看起来像是传播文明的“道德努力”。

2001年“9·11”事件之后，恐怖主义与文明的二分法在21世纪强势回归，当时在美国“反恐战争”的背景下，“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被与野蛮行为联系在一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依赖西方支持的以色列也采用了同样的种族主义殖民言论，声称它正在拯救世界免于“黑暗”，这表明这些势力可能会垮台，就像以前使用同样法西斯主义叙事的帝国主义列强一样。

通过深入考察这两个术语的负面历史，我们能够理解它们为何频繁出现在内塔尼亚胡的言论中，以及以色列如何运用“文明”的修辞来对抗“恐怖主义”，并将其与穆斯林、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联系起来。这是象征性、认知性和政治性暴力最严重的形式之一，其后果甚至波及无辜民众。其目标是在巴勒斯坦延续非法的经济占领、军事暴力、种族灭绝和族裔清洗，并阻止人民自治。

这种言论的意义远不止为种族灭绝暂时辩护。它重组了公共话语，重塑了大众的视野。它淡化了战争及其逻辑，使其成为对立价值观之间的哲学价值之争，它将讨论的焦点从谁被杀、如何被杀以及为何被杀转移到一个问题：你属于哪个阵营？但这种言论并非轻率传播。它受制于必须揭露的技术和方法，并揭示其道德和法律缺陷。那么，以色列的种族主义言论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呢？

以色列仇恨言论

种族灭绝的策划首先是利用叙事及其象征和物质系统来制造虚假知识，这些虚假知识通常被用来服务和证明国家恐怖主义（State Terrorism）。

符号系统表达了如何通过使用语言、颜色、形状、音乐、图像、艺术和其他创造文明、想象、感知和现实的事物来对人类、个人、群体、文明和国家进行分类和描述。

制造二元对立，将他人推入落后与无知，而将自身抬高至进步与自由的顶峰，是法西斯殖民主义的发明，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文字的象征力量不仅描述现实，也塑造现实，超越地方和全球的集体记忆。因此，我们将探讨以色列精英阶层，尤其是内塔尼亚胡，所采用的一些基本话语策略。

以色列右翼话语通常试图将自己标榜为善良的。以色列的自我定义，是由“光明”、“道德”、“人性”、“文明世界”等象征性内涵和积极形容词，以及承诺进步、强调“合法性”和“民主”价值观的自由主义话语所定义。

内塔尼亚胡有时会引用《旧约》中的经文，比如他说：“我们是光明之子，他们是黑暗之子”，并间接引用《以赛亚书》（49:6）中的经文：“我已立你为列国的光……”，试图将自己描绘成将在 21 世纪拯救以色列子民的光明和“弥赛亚”，此外还有其他经文：《摩西五经》中说……他们将像狮子一样崛起……他们像狮子一样崛起，犹大的狮子，以色列的狮子。

与此同时，另一方则被打上绝对邪恶的标签。巴勒斯坦人被归类为“怪物”、“人类动物”、“恐怖分子”和“野蛮人”（Barbarians）。其目的是剥夺他们的人性尊严以及土地、历史和自卫的权利，仿佛他们不属于这个地方和这个文明。

在此背景下，以色列将我们之前提到的“文明”一词，视为一种利器，用来削弱和排斥他人，为种族灭绝辩护，并拒绝对话。它挥舞着“文明”一词，不断维护巴勒斯坦人野蛮的形象。然后，它又将“文明”一词本身转化为一种爆炸性的概念，解除对暴力的限制和法律，在心理上为士兵做好准备，以对抗想象中的“邪恶”，从而释放以色列士兵内心的兽性。

法国哲学家皮埃尔·布迪厄认为，象征性权力和虚假的真理只有在不同群体承认其合法性的情况下才会有效。因此，内塔尼亚胡寻求建立西方团结，使自己处于“捍卫文明”金字塔的顶端。

这些尝试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官方讲话中得到了呼应。你会看到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祝贺以色列停火和人质归来，却对巴勒斯坦受害者视而不见。你会看到欧洲人谈论人质、10月7日的恐怖事件和大屠杀，却对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及其众多受害者避而不谈，直到为时已晚。

这不是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野蛮与文明之间的冲突，是美化死亡与神圣生命之间的冲突

by 内塔尼亚胡于2024年7月25日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

这种做法的回响，正如你在种族灭绝中所发现的那样，也存在于感知、身体和情感中。我们看到以色列士兵嘲讽地模仿巴勒斯坦人的家，模仿他的衣着、食物、饥饿和睡眠，直接翻译了“人类动物”的想象力。

如果内塔尼亚胡成功地通过在他的军事想象中塑造我们——敌人——的黑暗、兽性形象来煽动民众，那么他将面临全球舆论的反对，他们会拒绝这种叙事以及反叙事。

由于内塔尼亚胡煽动针对全体巴勒斯坦人的仇恨和谋杀，以及煽动西方逮捕激进分子的演讲失败，他于2025年9月26日星期五在纽约以色列领事馆会见了支持以色列的美国有影响力的人物，以挽救他。

据媒体报道，宝桥公司（Bridges Partners LLC）已签约管理一个代号为“以斯帖”（Esther）的项目下的网红网络，以打击TikTok和X上所谓的“反犹太主义”。

当被问及如何重新获得对以色列日益减弱的支持时，他说：“我们必须对袭击做出回应。我们如何回应？通过我们的有影响力的人物。”他补充道：“我们必须使用适合我们所在战场的武器，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交媒体。”

这超越了传统的公共关系，聘请公司制作针对Z世代的内容，并寻求重塑人工智能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以及“文明灭绝”战争的反应。

像往常一样，他转而讲述故事，在接受i24电视台采访时声称，阿拉伯人伪造古代和现代历史，否认以色列对这片土地的权利，并通过社交媒体、机器人、算法、大学、组织和对这种宣传的影响者和推动者的财政支持来传播谎言：“他们拒绝接受我们在以色列土地的任何地方或他们所谓的巴勒斯坦的遗产。”

指责他人为自己开脱的策略：“他打了我，然后哭了”

占领国使用的另一个重要策略，也是内塔尼亚胡所采用的策略，就是通过声称以色列“不想打仗”，而是“被迫打仗”来否定自身的负面意图，并将全部责任推卸给巴勒斯坦抵抗派别，甚至国际舞台上的全体人民，指责他们迫使以色列违反战争法。

为了强化这一策略，巴勒斯坦部队不断鼓吹一些已被证实为虚假的指控，例如“强奸”、“斩首儿童”和“折磨幸存者”。所有这些画面都承载着犹太人的负面记忆，并被再次援引，声称这些画面在10月7日的行动中重演。这样做的目的是引导以色列和国际公众的情绪，利用恐惧、愤怒和记忆来制定决策和采取行动，并构建一个带有法西斯色彩的虚假的国内和国际记忆。

这种自我开脱和指责受害者的观念与西方新旧话语相符，这种话语含蓄地宣称，规范“文明国家”战争行为的战争法并不适用于与“不文明”对手的战斗。在此背景下，内塔尼亚胡的言论与美国将军麦克阿瑟在1900年12月20日菲律宾战争期间发表的著名言论类似，麦克阿瑟认为，美国领导的针对“武装团伙”的战争本质上违反了战争“传统”，而自由世界必须无情地对抗邪恶。

那么，目标是相同的，都在于竖起一道修辞的面纱，为践踏保护平民的规范和规则的犯罪者开脱，并颠倒过来，使受害者成为被告，而违法行为则成为以安全需要为“条件”的行为，迫使凶手出于必要而实施种族灭绝！！

因此，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禁止的，被重新定义，平民的种族灭绝、集体惩罚和酷刑被合理化为以色列“文明斗争”中“正义”、“合法”和“必要”的手段。而巴勒斯坦人则被剥夺了道德和法律的保护，被视为“人类动物”。由此，你就能理解饥荒、燃料和水资源的匮乏、“严重流行病”的蔓延以及“苦难”的逻辑，所有这些都是迫使巴勒斯坦人——也就是“野兽”——“投降”的“合法”施压手段。

歪曲国际法为种族灭绝辩护的策略

内塔尼亚胡及其极端分子团队认为，宗教文本及其字面解释凌驾于国际法之上，宗教叙事可以强加违背法律规范和协议的扩张主义计划。这正是目前构成以色列的宗教团体行为的逻辑。

内塔尼亚胡还认为，人权组织和人道主义活动家都在系统性地反对以色列。他声称，尽管以色列是“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但在他提出受审请求后，以色列却遭受了“反犹太主义”的攻击，甚至来自国际刑事法院的攻击。

以色列系统性地、蓄意地歪曲保护平民的基本国际原则，该原则明确禁止以平民为目标，即使平民被用作人盾。然而，以色列违反了这一禁令，并扩大了其适用范围，声称医院、场所和空间被“恐怖组织”用作盾牌和隧道，导致以色列无法区分平民和肇事者。

此外，自战争爆发以来，内塔尼亚胡一直奉行预谋邪恶的策略，为他提前将责任归咎于受害者铺平道路，他声称：“哈马斯将利用巴勒斯坦人作为盾牌……它将利用清真寺和医院……它将窃取燃料和援助。”通过这种方式，他代表对方发言，将自己的声音置于真理之上，预测未来事件，以证明他自己打算采取的当前行动是正当的。

因此，以色列在道义上为其军队将加沙每个人和每个地方都作为合法目标的决定辩护，将受害者的责任推卸给占领方。以色列利用这种论调来破坏区分原则（该原则规定必须明确且严格地区分平民和战斗人员），并挑战禁止以平民为目标的普遍禁令，因为平民构成了危害全人类的罪行。以色列的做法是将现代战争视为不包括平民在内的职业军队之间的战争。以色列少将戈拉·艾兰德说：“加沙的可怜妇女是谁？她们是哈马斯刽子手的母亲、姐妹或妻子。”

以色列还违反了预防规则，即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将对平民的伤害降到最低，从选择武器的时机和类型，到警告转移到“安全区”，以“远离哈马斯，因为哈马斯正在利用你们作为人体盾牌”。

内塔尼亚胡在国会和2024年联合国大会上宣称：“没有哪支军队比以色列在减少平民伤亡方面做得更多。我们散发传单、发送短信、拨打数百万个电话，以确保巴勒斯坦平民撤离危险地区，我们为这项崇高事业不遗余力。”

卫星频道和媒体记录的现实证实，这些媒体操纵并未对当地产生任何影响。英国广播公司（BBC）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从2024年5月到今年1月，以色列军队要求居民“为了自身安全”而撤离的加沙“安全区”遭受了97次空袭。

加沙政府新闻办公室和内政部多次警告称，占领军正在对途经所谓安全走廊前往南部的平民实施处决。流离失所者营地也成为袭击目标，而占领军还经常在其声称安全的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地区实施屠杀。

以色列声称遵循比例原则（Proportionality）——不造成过度附带损害——并将对巴勒斯坦人的屠杀描绘成“比例”和“意外”的种族灭绝，而这起事件是由一支训练有素、专业化、严谨、道德高尚的军队实施的，他们深知自身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尽管抵抗力量中存在邪恶，将巴勒斯坦人推入火线，以色列仍然坚持这样做。

9月，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时，批评一些西方国家对加沙战争的迟来的谴责。这场战争发生在以色列侵略的第二年年末。他说：“令人震惊的是，当我们与杀害你们众多公民的恐怖分子作战时，你们却在与我们交战。你们在谴责我们。你们对我们实施禁运，你们在对我们发动一场名为‘法律战’的政治和法律战争。我要对这些国家的代表说：这不是对以色列的谴责。这是对你们的谴责！这是对软弱领导人的谴责，他们姑息邪恶，而不是支持一个拥有英勇士兵保护你们免受野蛮侵扰的国家。”

地图、图像展示的象征意义以及声音的主导地位

正如所有殖民计划一样，地图是权力、统治和知识的工具，也是挪用想象力的手段。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著作《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中阐述了地图如何成为控制计划的一部分，并在国家和帝国的建构中承担着统治的重任。安德森认为，“殖民三位一体”的关键在于人口普查、地图和博物馆。

内塔尼亚胡对地图的痴迷是众所周知的，他一直致力于成为以色列帝国的国王或期待已久的救世主，并让一个国家节日永垂不朽。

他使用地图是为了增加演讲的可信度，就像他在2024年和2025年联合国大会上所做的那样，当时他展示了一些地图：地缘政治阵营地图分为两类，一类是促进联盟和贸易走廊的“祝福”地图，梦幻般地写道：“在印度洋和地中海之间，通过这座桥，我们将延伸铁路线、能源管道和光纤电缆，这将有助于改善20亿人的生活”（2024年联合国大会），另一类是将整个地区涂黑为绝对邪恶的“诅咒”地图。

内塔尼亚胡希望通过地图来树立人们对其叙事的认知，界定哪些是可见的，哪些是被抹去的，从而重新定义地理和道德。在接受i24采访的部分内容中，内塔尼亚胡向妻子展示了一张他自称保存的大以色列地图，并回忆起他的父亲以及前辈和后代，这一幕旨在吸引西方。

经过两年的艰难岁月，巴勒斯坦人民凭借其根深蒂固的土地和昂扬的胸怀，凭借着他们历史性的坚韧，终于在2025年10月10日揭露了种族灭绝的真相，并阻止了战争的爆发。巴勒斯坦的战争——就像叙利亚的战争一样——证明了黎凡特地区的人口密度和文明的阿拉伯人民，比所有未能征服他们的帝国的武器库都要强大。

如今，真正的战争体现为试图控制人类及其意识——有时通过战争，有时通过繁荣昌盛和“历史性和平”的承诺——以剥夺人类灵魂中的一神论，奴役地球。历史在文明冲突和真理与谬误的斗争中重演。在这场文明之战中，你会感觉到——直到世界末日——除了上帝，没有胜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