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重新翻开了《月亮与六便士》。倒不是加班到想离经叛道，只是压力倍增导致的失眠，想换个睡前的习惯。它是恰好就有的纸质书。

细想下来，这已是我第三次读它了。
第一次是在中学。
同学把它当礼物送给我。我读到五十来页，觉得写得深刻，却不觉得有多“厉害”。十七八岁的年纪，谁不向往自由？
后来这本书被父母发现，它和其他若干个计划一起被关进了“考后事项”的柜子里，对“自由”的好奇也一并停在五十页的折角。

上大学后，没有人再提起斯特里克兰的绘画梦想。
我那时迷上了日本文学——读东野圭吾的悬疑，读村上春树的孤独，也读《我是猫》《雪国》和《人间失格》。
学生时所谓的“文艺”，像是刚踏入社会的人表达迷茫的方式，用激情去掩饰对现实和未来的恐惧。只是激情过后，空虚依旧如潮水袭来。

工作后，我认识了一个标签写着“英国文学”的男孩。我们在寻求与人连接的社交平台上谈论夏目漱石和狄更斯。为了制造更多的共同话题，我读《双城记》，读《雾都孤儿》，聊那些为爱甘愿赴死的浪漫。
当我还没将《月亮与六便士》读完，不记得看到多少页的时候——他去了千八百多公里外的城市从政，而我也在那时陷入失业的焦虑。

这一次，我终于读完了。
书中那种难以言说的社会规训与自我解放的对抗，像一把锋利的刀，剖开了我早已习以为常的价值观。
从年少时渴望的“自由”，到成年后在“月亮”与“六便士”之间反复拉扯的自己，我忽然意识到——我似乎一直停在十七八岁的某个午后，五十来页的那个折角里。

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有些书不是读给当下的自己，而是留给未来某个孤独的夜晚。
原来自由并不浪漫，它只是诚实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