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陈佳慧 2025-10-16 12:46 广东
▲ 2025年，周新成调研的一所乡村小学。（受访者供图）
全文共4641字，阅读大约需要10分钟 “如果村小只保留最低限度的公平，却没有发展的可能，这些孩子就注定困在底层再生产的循环里。” “对于超小规模的村小，可以鼓励地方因地制宜探索撤并方案，前提是保证农村学生在撤并后上学便利性没有下降，农民家庭教育负担没有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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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记者 陈佳慧
南方周末实习生 李佳珩 潘奕忻
责任编辑｜谭畅
还要不要保留？这是不少乡村小学眼下面对的问题。
9月开学季，在中部省份的一所村小，操场上空空荡荡，教室里也寂静得出奇。二年级的教室里，只有两个孩子在上课，其中一个还是老师的孩子。
有的村小只有4个学生，却配了5个老师。与此同时，几公里外的县城学校，一个班却要挤进六七十名学生。一边是极度空旷，一边是严重拥挤。（详见南方周末报道《尴尬的村小校长：“只有4个学生也得正常运转”》）
作为长期关注基层教育的研究者，武汉大学社会学博士周新成曾挂职某县教育局副局长，近三年在东中西部十余个省份近三十个区县走访了几十所乡村学校。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河南、江西等地，有的县里有几十所学生不足30人的村小，部分村小学生是个位数。
周新成观察到，留在村小的孩子，往往是在家庭和社会竞争中已经被“筛选”下来的。对他们而言，学校还在，但“班级”的意义正在消失。他在多篇论文和媒体访谈中强调：“教育公平不能只理解为‘家门口有学校’，而要让孩子在一个正常的学习环境中成长。”
1 “最核心是财政”
南方周末：看到这些只剩个位数学生的村小，你的感受是什么？
周新成：在我挂职的那个县，2025年共有学生30人以下的村小近八十所，50人以下的一百二十余所，平均一个学校23人。通常五、六年级被合并到乡镇中心小学，因此，平均下来一个班不足6个人。其中随班就读的特殊儿童可能有一两个，剩下的普通孩子只有四五个。这种情况下，很难形成正常的班级氛围和社会化过程。反过来，县城学校一个班六七十人，大班巨校，也是极端不合理。这两个极端对孩子都不好。
我也上过村小，小学阶段就经历过撤点并校。我是江苏宿迁人，那时村小大规模被撤。我读博时再下乡，发现中西部很多村小还在凋零，落差让我很震撼。
南方周末：那时候政府为什么要撤并村小？出于什么考虑？
周新成：最核心是财政。过去教师工资是农民筹资，乡镇财政再到县财政承担，但地方财政一直紧张，撤并后可以节约开支。江苏更特殊，当时推行市场化改革，大量引进民办学校。一个撤，一个引进，速度特别快。后来这一模式向中部扩张，比如河南，每个县几乎都有江苏人开的民办学校。因为河南人口基数大，回本快，资本愿意投。
2019年后，国家对民办教育的政策调整，情况有所转变。但格局已经形成：能进城的家庭进城了，进不了城的才留在村里。
南方周末：村小凋零有没有明显的时间节点？
周新成：2012年是个分水岭，《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出台，遏制地方政府大规模撤并学校的行为。在那之前，沿海地区撤并速度相对较快，中部各地区撤并速度不一，西部一些地区相对较慢。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湖南、贵州一些地方在这个时间节点以前集中撤了一批村小，因为他们人口基数小，财政紧，就顺势把村小撤了。
学术意义上的“教育塌陷”在中部最明显。西部虽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但有大量国家政策扶持，比如教育扶贫资金。反倒是河南、江西等省份财政吃紧，却要承担庞大人口的教育，塌陷就比较严重。河南几乎每个行政村都有村小，但是凋零得非常厉害。
南方周末：现在有一些教育学者强调“乡土教育”，认为村小是乡土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撤掉会割裂乡村文化。你怎么看？
周新成：乡土教育并不是一定要发生在村庄里，乡镇也属于乡土社会。比如我调研的乡镇初中，会把来自同一个村的学生分到一个班，这样家长、老师之间沟通更顺畅。学生矛盾也能用乡土关系去调解。乡镇教育完全可以延续乡土文化，不必执着于村小。
2025年，周新成（左）在河南一所村小调研时和学生聊天。（受访者供图）
2 “逃离”村小
南方周末：村小就在家门口，家长为什么宁愿多花钱，也要把孩子送去镇上或县里的学校？
周新成：两个原因。一是家长观念。80后、90后父母经历过残酷的劳动力市场，更重视文凭，他们愿意为教育投入。二是村小质量，很多是“包班制”，一个老师要兼几门课，英语师资尤其匮乏。英语学不好，孩子成绩落下太多，厌学情绪加剧。我在河南调研时发现，很多家长明知道进城未必好，但只能“逃离”。
南方周末：我听一些村小校长说，现在家长择校时常常显得很迷茫。他们频繁地给孩子换学校，有的孩子六年换了六所学校。
周新成：他们其实没有那么清晰的教育理念。对大多数农民家庭来说，好学校的标准很朴素：教学质量好，孩子成绩好，不用家长操心。至于所谓“回归人性”“回归自然”的教育实验，那是中产甚至富裕阶层才会追求的。普通农民家长更看重现实的成绩。很多人把孩子送进名声好的民办学校，过两三年发现成绩差了、孩子被欺负了，或者心理压力太大，就赶紧转去公办学校。这就是频繁转学的逻辑。
南方周末：这背后是不是也有一种“面子竞争”？比如谁家把孩子送进城里，谁就显得更有实力。
周新成：是的，河南尤其典型。我们称之为“小亲族社会”。和南方的宗族社会、湖北的“原子化”以小家庭为主不同，华北地区更强调血缘亲情，但又存在激烈比较。以前比的是谁家富裕、谁当村干部；现在比的是谁家孩子受教育程度高、工作体面。教育就成了面子竞争的新战场。你家孩子进了县城私立学校，我家当然也不能落后。结果大家一拥而上，村小学生越来越少。
南方周末：那留在村小的孩子一般是怎样的？
周新成：可以这样说。留在村小的孩子，大致有几类：一类是身体或智力有缺陷的；一类是父母离异，尤其是母亲离开、由爷爷奶奶带大的；还有一类是家庭条件不好的孩子。总体而言，他们在家庭和社会竞争中已经被“筛选”下来。村小逐渐演变成一种带有福利性质的托管机构。
南方周末：城市离婚家庭的孩子通常由母亲抚养，但在农村，好像情况相反？
周新成：对。在县域调研时，我发现农村离婚案例中，九成以上孩子留给父亲一方。很多母亲离婚后很快再婚再育，与原家庭断绝联系。父亲要外出打工，只能把孩子交给爷爷奶奶。这样的小孩，长期缺乏父母照料，也容易出现性格和行为问题。
南方周末：这样的孩子在学校会面临什么问题？
周新成：首先是学习落后。其次是社会化不足，容易在初中阶段成为校园欺凌的对象。我接触过一个辍学的孩子，父母长期在外，母亲有精神问题，他长年跟爷爷奶奶生活。到了初中，宿舍同学经常欺负他，把他的被子扔到水里。他在家里就整天玩手机，甚至深受网络极端思想影响。我去家访，劝他返校，最后他还是回去了。这说明大多数孩子并不是“不可教”，只是缺乏正常的教育环境和心理引导。
南方周末：这种情况听起来很危险。
周新成：是的。极小部分孩子缺少来自父母的关爱与管教，从村小升入乡镇初中，在学校如果再被忽视甚至被欺凌，久而久之，可能会形成偏激的性格或极端的社会情绪。当他们走出乡村社会，可能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我更想强调的是，教育既关乎公平，也关乎发展。如果村小只保留最低限度的公平，却没有发展的可能，这些孩子就注定困在底层再生产的循环里。这对他们来说实际上是不公平的。
2020年5月14日，重庆，竹贤乡下庄村学校，一名坚守了41年的老师和两名学生。这是一所只有3个人的学校。（视觉中国 / 图）
3 避免“只撤不建”
南方周末：从财政的角度看，现在维持这些个位数学生的村小，是划算的吗？
周新成：一点都不划算。对国家、社会、家庭来说，都是“两头不经济”。村小留着，老师编制占着，学生却没多少；而城镇学校人满为患，却没编制招新教师。财政上也很紧张，很多县已经连续几年不再招新老师。于是出现了一个悖论：总体上老师“过剩”，但城镇学校又严重缺老师，始终解决不了。
南方周末：村小的教师群体，处于什么状态？
周新成：可以分三类。第一类是四五十岁的老教师，他们中不少人有了躺平心态，也有一定的“既得利益”，为什么很多村小撤不掉？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村小教师工资比城里教师高一千多，还能享受职称评定的“绿色通道”，这是巨大利益。表面看是家长反对撤并，背后很多时候是老师和校长在推动。尤其是校长，手里掌握着职称、评优的指标，在地方关系社会中，意味着可变现的权力。
南方周末：那年轻老师呢？
周新成：年轻老师分两类。一类是有“躺平”心态的老师。比如一些只教几个学生、任教村小离县城不远的老师，拿着稳定工资，生活轻松。另一类比较有积极性，但他们中不少老师的目标还是回县城学校任教。总体上，他们承受的压力和城镇老师没法比。城里一个老师要教六七十个学生，还要管寄宿；村小老师可能只教三五个孩子，却享受更高待遇。这个结构必然带来不公平。
社会利益不会无缘无故产生。村小老师的超额利益，是以城镇老师的超负荷为代价的。我要强调一下，这与老师个体的心态、行为关联不大，我不是要从道德或价值观层面评判老师，而是从资源配置与制度安排视角讨论这个问题。对于村小老师而言，他们在村小各方面的条件整体来说也比较艰苦，很不容易，很值得敬佩。
南方周末：我采访时也遇到过一些很有热情的老师，他们说哪怕只有一个孩子，也要认真教。
周新成：个别有情怀的老师始终存在。但从社会学的视角，我们更关注结构性问题。不能指望个别人的热情去解决体制性矛盾。体制的问题，需要用体制的方式解决，比如调整资源配置、优化学校布局，而不是寄希望于个别老师的奉献。
南方周末：现在提倡“办好家门口的学校”，但现实是村小越来越空。
周新成：什么叫“家门口”？在河南这样的平原地区，学生上学几乎都要靠车接送，不存在自己走回家的情况。如果学校能提供校车，把孩子送到乡镇学校，10分钟就能到家，这不也算“家门口”吗？关键在于如何定义“家门口”，而不是机械地保留村小。
南方周末：所以你倾向于加快撤点并校，而不是让村小自然消亡？
周新成：政策需要转向。如果因为一个弱势学生，就让一个学校存在十年二十年，对班上其他正常的四五个孩子及其家庭来说，可能就是一代人的教育被耽误。那才是真正的不公平。对于超小规模的村小，可以自上而下考虑采取支持性政策，鼓励地方因地制宜探索超小规模村小撤并方案，撤并前提是要保证农村学生在超小规模村小撤并后上学便利性没有下降，农民家庭教育负担没有加重。
南方周末：有人担心，撤掉村小，这些弱势孩子会更难。
周新成：相反。如果撤并得当，他们进入乡镇学校，会有更大的发展机会。教育公平不能只是把人留在村小“兜底”，而要在发展中体现公平。否则，这些孩子会被“钉死”在底层，既不能顺利就业成家，又可能带来社会不稳定。我们要避免的，不是“撤并”，而是“只撤不建”。只要乡镇学校有校车、有寄宿、有资源，就能兜住这些孩子。
南方周末：你觉得村小的“终点”在哪里？
周新成：五年之内，中西部大多数村小都会迅速凋零。很多村一年只生一两个孩子，五年后根本无法支撑一所小学。村小的消失是必然的，只是速度快慢不同。沿海很多地区早就撤光了，中部正在塌陷，西部因为十年前就撤过一波，反而状况好一点，但趋势无法逆转。
南方周末：在这个过程中，你最担心的是什么？
周新成：最担心的是政策继续停留在口号层面，不敢触碰现实的矛盾。教育既要公平，也要发展。我们要面对的是一个新生儿正在急速减少的局面，如何用有限资源保障绝大多数孩子接受良好教育，这是必须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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