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既不是人类的自然状态，也不是不可避免的悲剧：它是政府和经济体系选择对不平等视而不见，甚至助长不平等的结果。

同样的全球秩序，让6.73亿人无法获得充足的食物，同时也让仅包含3000名亿万富翁的特权群体拥有了全球14.6%的国内生产总值。

2024 年，最富裕的国家推动了自冷战结束以来军费开支的最大增幅——在当年达到了2.7万亿美元。然而，它们却未能兑现自己的承诺：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7%用于促进贫穷国家发展的具体行动。

今天，我们看到的情况与80年前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成立时的情况并无二致。然而，与当时不同的是，我们如今不仅目睹了战争与饥饿的悲剧交织，还面临着紧迫的气候危机。为应对1945年的挑战而建立的国际秩序已经不足以应对当前的问题。

全球治理机制必须得到改革。我们需要加强多边主义，创造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投资流动，并确保各国有能力实施一致的公共政策，以消除饥饿和贫困。

必须将穷人纳入公共预算，将富人纳入税基。这需要税收公平和对超级富豪征税，我们在2024年11月巴西担任主席国期间首次将这一问题纳入了二十国集团峰会的最终宣言。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历史性变革。

我们在世界各地倡导这种做法——我们也正在巴西实施它。我们的议会即将批准一项重大的税制改革：这将是巴西首次对最富有人群设置个人收入的累进税率，同时免除数百万低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

巴西在担任二十国集团主席国期间，还提出了“全球反饥饿与贫困联盟”的倡议。尽管该倡议的成立时间不长，但目前已经拥有200个成员——103个国家和97个合作基金会与组织。这项倡议不仅旨在交流经验，更旨在调动资源并争取承诺。

我们希望通过这一联盟，使各国能够实施真正减少不平等并确保充足食物权的公共政策。巴西在2023年将抗击饥饿列为政府优先事项后，其所采取的政策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几天前发布的官方数据显示，自2023年初以来，我们已经帮助2650万巴西人摆脱了饥饿。此外，巴西第二次从粮农组织发布的《饥饿地图》（该地图被载于其全球粮食不安全报告中）中被移除。只要在我的前两个总统任期（2003-2010年）和迪尔玛·罗塞夫的总统任期（2011-2016年）推出的政策不被废除，我们就不会再回到这张地图上。

在这些成就的背后，是一系列多方面协调一致的行动。我们加强并扩大了国民收入转移支付计划，而该计划现已覆盖2000万户家庭，并为850万名6岁及以下儿童提供支持。

我们增加了公立学校免费餐的资金，以惠及4000万名学生。通过公共粮食采购，我们保障了小规模家庭农民的收入，同时还为真正需要的人提供了免费的营养餐。此外，我们还扩大了低收入家庭的免费燃气和电力供应，进而释放了家庭预算空间，以用于加强粮食安全。

然而，如果没有经济环境的推动，这些政策都无法持续。有了就业和收入，饥饿就不会再困扰我们。正因如此，我们采取了优先提高工资的经济政策，从而使巴西的失业率降至历史最低，人均家庭收入不平等也降至最低。

巴西距离实现全民全面粮食安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事实证明，国家行动确实能够战胜饥饿的祸害。然而，这些举措取决于全球优先事项的具体转变：投资于发展而不是战争；优先打击不平等（几十年来，正是这种不平等导致了财富的大规模集中）而不是限制性的经济政策；以人为本地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巴西将于下个月在亚马逊地区的城市贝伦主办第30届联合国气候大会（COP30），并以此表明应对气候变化和消除饥饿必须齐头并进。在贝伦，我们的目标是通过一份关于饥饿、贫困和气候的宣言，以承认气候变化造成的极其不平等的影响，及其在加剧世界某些地区饥饿状况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我还会将这些信息带到世界粮食论坛和全球反饥饿与贫困联盟倡导者理事会会议上，以及我今天，即10月13日，将在意大利罗马出席的这些活动上。这些信息表明，变革迫在眉睫，而且是可能的。创造出饥饿这种毒药的人类，也必定能够为此制造出解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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