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作家抄袭事件引发广泛关注，AI查重技术使得证据确凿，追责更为便捷。文章探讨了文学抄袭背后的利益驱动与人性弱点，并借鉴高校学术诚信的鉴别经验，分析了抄袭者常见的借口及“诚实的错误”。文中引用亚历克斯·哈雷、多丽丝·科恩斯·古德温和杰森·布莱尔的案例，阐述了抄袭对个人声誉和职业生涯的毁灭性打击。文章强调了出版方连带责任的重要性，并指出，相较于道德谴责，经济赔偿和严谨的制度能够更有效地遏制抄袭。同时，文章区分了抄袭与借鉴化用，认为后者在文学发展中具有合理性，并呼吁作家保持诚实，借鉴经典时应明确致敬。最终，文章以杰森·布莱尔的“自我救赎”为例，传递了承认错误、勇敢面对并服务他人的积极信息。

📝 **抄袭行为的根源与警示：** 文章指出，文学抄袭背后存在多重利益驱动，如稿费、文坛地位等，并与作家对短期虚荣的追求以及注意力经济时代的焦虑相关。AI查重技术的应用使得抄袭证据更易被发现，追责也更为便捷，这既是对文坛的净化，也对潜在抄袭者构成了警示。文章强调，不诚实手段喂养的虚荣终将反噬，并提醒读者，文坛的腐败不仅限于抄袭，还包括“文二代”现象、编辑互推等多种形式。

🎓 **借鉴与抄袭的界定及高校经验：** 文章借鉴高校在识别学术不诚信方面的经验，指出抄袭者常以“不懂规范”或“诚实的错误”为借口，但这些往往难以逃脱教授的“火眼金睛”。文章区分了赤裸裸的抄袭与创造性的借鉴化用，前者如逐字逐句照搬，后者则包括借鉴类型、叙事传统、经典主题或神话史诗框架，并进行再创作，这在文学发展中是普遍且可接受的。高校的学术查重和对学生申诉权的尊重，为文学界提供了处理抄袭问题的参考。

⚖️ **严惩机制与自我救赎：** 文章通过亚历克斯·哈雷、多丽丝·科恩斯·古德温和杰森·布莱尔的案例，揭示了抄袭行为对个人声誉和职业生涯造成的毁灭性打击，以及巨额赔偿和信用危机带来的严重后果。相较于国内泛道德化的追责方式，文章认为美国的“告那杂种”式的赔偿和出版方连带责任是更有效的遏制手段。同时，文章也传递了希望，以杰森·布莱尔为例，说明即使犯下严重错误，通过承认、反思、服务他人和自我转变，仍有可能找到“自我救赎”的道路，重新出发。

✍️ **作家诚实与文学的继承发展：** 文章强调作家在创作中应保持诚实，即使借鉴经典，也要明确致敬，如福克纳在《押沙龙，押沙龙！》中对《撒母耳记下》的运用。真正的文学价值在于原创性和创造性，而不仅仅是“取其骨肉，换其皮囊”。作家应通过高超的艺术技巧和深刻的洞察力，将借鉴的素材转化为具有独创性的作品，探索新的表达领域，而非简单复制粘贴。文学批评家在鉴别抄袭与合理借鉴方面应发挥权威作用。

抄袭被揭露后，布莱尔被迫辞去《纽约时报》的工作。

近来频频被报道的作家抄袭，引起的波澜不亚于当年方舟子的学术打假。AI查重，致使证据更加确凿，追责更为简便。普通人对于文学作品也比对科学论文更熟，你一言我一语，迅速形成舆论漩涡。此事也算是文坛的净化行动，但愿能有所吓阻，让潜在的抄袭者放下剪刀，立地成佛。

当然，这可能只是一厢情愿的异想天开。凡有利益的地方，就有江湖，有铤而走险。这种利益不光是稿费，也包括文坛地位、协会参与和领导权，颇有可趋之利。另外，有些作家长期的艺术雄心不敌短期的虚荣心，需要不断添料喂养。在这个注意力经济时代，他们也难脱俗，希望瞬间满足，光环永在。只是，用不诚实手段喂养起来虚荣，终将反噬。

这样的人性弱点，如同种子被播撒，必将开出各种恶之花。在详细谈及抄袭问题之前，我想提醒读者的是，人性弱点发出的文坛奇葩中，抄袭只是其一，还有文坛“文二代”的关系发表，编辑同行互相发表，设立虚假奖项，等等，不一而足。文坛之腐败并不比其他领域轻微。

在高校从事教育技术和设计，我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帮助老师从技术角度，鉴别学生的学术诚信。或许我这个经历对于文坛的净化有一定的借鉴作用。高校学术查重早已轻车熟路。相对而言，文学刊物可能还是新手，或许可以向前者学习。

学术抄袭和文学抄袭一大共同处，是抄袭者借口多多，只是借口完全不同。我在关于学术作弊的调查中，处在学生（包括中国留学生）和老师之间的有趣境地。曾经有个最荒唐的例子：有个老师跑来告诉我，有学生找枪手写作，被抓住，学生反问：我是花了钱的，你情我愿，有何不可？学生的说法很“萌”，老师很蒙，系领导的做法很猛：课程零分。还曾有老师发现，学生把其他语言的材料翻译为英文作为作业上交。更多的借口是不懂学术规范。例如有中国留学生跟我说，他们文末分明引用了出处，为什么文章仍被视为抄袭？这是一种对于学术引用的无知。哪怕你文末标明了出处，但是没有加引号地“融入”到自己文章里，仍属抄袭。

此间却有一些，可视为“诚实的错误”（honest mistake)，我曾经帮学生洗脱过罪名，让系里“念其初犯，下不为例”。学生选课，学科相互穿插比较严重，一个学科使用的标准，到了另外一个学科的地盘上就行不通，有时候学生并不知道。学术规范多如牛毛，不同学科的文献引用标准是不同的。我们教育学，以及社会学、心理学多使用APA格式 (APA Style)，即美国心理学会格式。一个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平日使用APA, 同时选了门英文系的课程，对方可能要求用MLA格式 (MLA Style)，即现代语言协会格式。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江湖”，不同江湖有不同的规矩。我是让学校提供一些指引和培训给学生。如果学校没有这些，学生到学校以后，写作业前一定要搞清楚不同地盘上的规矩是什么。学术规范往往是不同课程之间的三不管地带，不是所有学校都专门去教。不知者不为罪的说法也讲不过去。我任职的一个学校，这个问题屡屡发生，教务长找我商量此问题的解决办法，我建议学校提供一些关于学术引用格式的培训。

学校一般也强调程序正义，尊重学生的申诉权，学生可以向老师提出申诉，再接着可以找系主任院长提出申诉。选择利用这种申诉权的学生并不多，被抓住，本来就不光彩，老师往往也做了功课，通过技术手段发现了真凭实据，不然也不会贸然提出。再往上申诉，可能会越描越黑，反而是那些及早道歉的学生，往往能被从宽处理。别的借口，老师都听多了，不管用的。

大部分学术不端的行为，一个人做了，心里是有数的。那种诉诸不懂学术规范、时间管理之类的理由为自己开脱的说法，教授们是洞若观火的。长期批改作业的老师都火眼金睛，你上一篇作业和下一篇作业文风大变，或是英文突然一下子在三两个星期内从量变到质变，都会让人生疑。

同理，文学上的抄袭，其实抄袭者心里有数。“天下文章一大抄”这个谚语，在一个讲究诚信的社会，作为一个虚弱的借口都已经站不住脚了。我有多个作家朋友在议论鉴抄事件时表示，写作的一大乐趣和贡献，就是其原创性。拿抄的东西凑数，有何面目立于文坛？

学术不诚信应有严重后果。在美国高校，但凡被发现为学术不诚信的行为，是会被视为有道德问题的，通常处理是：一旦发现，作业零分；二次，整门课不及格，三次以上惯犯，会被开除学籍。美国文化界如果有人被发现为抄袭，后果也相当严重。不知有人听说过亚历克斯·哈雷（Alex Haley）没有？如果没有听说就对了。抄袭让他声誉扫地，没有作为名家做大做强，让我们知晓。

亚历克斯·哈雷的小说《根：一个美国家庭的传奇》。

亚历克斯·哈雷是著名小说《根：一个美国家庭的传奇》（Roots: The Saga of an American Family）的作者。1978 年，另一位作家哈罗德·科特兰德（Harold Courlander）提起诉讼，指控哈雷的《根》抄袭了他的小说《非洲人》（The African）中的81个段落。尽管哈雷否认是故意行为，公开承认他使用了对方作品中的部分内容。《根》曾获得普利策奖，并具有巨大的文化影响力。可惜一次抄袭曝光，使得亚历克斯·哈雷没有可能再次腾飞。很简单，你吃饭的时候吃到了一只苍蝇，你即便解决了一盘菜的问题，又如何能相信别的菜是卫生的？

同样，多丽丝·科恩斯·古德温（Doris Kearns Goodwin）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历史学家和普利策奖得主。2002年，有人揭露她1987年的著作《菲茨杰拉德与肯尼迪家族》（The Fitzgeralds and the Kennedys）中存在多处未加引注的逐字抄录段落。事件公开后，古德温面临巨大的信誉危机：她被迫辞去了普利策奖委员会的职务，并暂时停止了她在公共电视节目上的评论工作。她的出版商销毁了该书的剩余库存并发行了更正版。

这两个例子中，抄袭者都对原创者支付了赔偿，职业公信力也遭到严重打击。亚历克斯·哈雷被起诉后选择了庭外和解，向科特兰德支付了高达65万美元的巨额赔偿金。我都不知道他稿费有没有这么多，这是伤筋动骨的惩罚。古德温也与一位原作者进行了秘密的经济和解。这或许是独特的美国解决问题的方式，那就是“告那杂种”(sue the bastard)，用赔偿来说话，让抄袭者从此抄不起。我们的抄袭往往通过泛道德化的方式在追责，试图通过舆论战和道德谴责的方式追责，纠结的无非是是否道歉，道歉是否及时、诚恳，等等。

让人抄不起的另外一个方式，是出版方负连带责任。杰森·布莱尔（Jayson Blair）是《纽约时报》的一名年轻记者。2003年，得克萨斯一家小报编辑致函《纽约时报》，指出布莱尔的报道涉嫌抄袭该报。《纽约时报》展开调查之后，发现布莱尔不仅大面积抄袭其他报纸的报道内容，更令人震惊的是他进行了大规模的捏造。他虚构了引语、捏造了地点，甚至编造了伊拉克战争等重大事件中的事实。被揭露后，布莱尔被迫辞去《纽约时报》的工作。该报史无前例地在头版刊登了一篇长达7239个单词的报道，详细揭露了布莱尔的欺骗行为，公开承认了编辑部内部的严重失察。这丑闻成为阿Q头上的伤疤，常被特朗普揭开，称之为假新闻（fake news)。

《纽约时报》刊登的关于杰森·布莱尔的报道。

极具讽刺的是，特朗普夫人梅兰妮在共和党大会上的发言，被发现是逐字逐句摘抄米歇尔·奥巴马的一篇演讲，却没有引起类似的轩然大波，原因之一，是梅兰妮自己不写这些演讲稿，就如同特朗普讽刺拜登签字是用自动签名机一样。众所周知，政治家的演讲，常常是撰稿人写的。梅兰妮抄袭新闻出来之后，特朗普政府的撰稿人梅雷迪思·麦克艾沃(Meredith McIver)迅速背锅，说是她的错误。再者，这是一种期望值的相对论：人们对一个前模特和移民出身的第一夫人的写作是没有过高期望的，而《纽约时报》这样的新闻媒体，则在严谨、真实和原创性上，被赋予更高的期望值。

布莱尔的抄袭，使得《纽约时报》承认该事件是该报152年历史上“最低谷”，信誉遭受重创。丑闻导致新闻编辑部失去了支持，最终促使高管霍威尔·雷恩斯（Howell Raines）和杰拉尔德·博伊德（Gerald Boyd）双双辞职，这是顶级新闻机构罕见的重大领导大换血。这些报纸聘用“事实核查员”（fact checker）这么一个职位，也是为了避免类似的声誉危机。这种事的发生，新闻出版机构只能百密，不可一疏，疏则输也。

庆幸的是，在鉴抄事件发酵之后，媒体也知道了需要珍惜各自羽毛，不因作者错误而躺枪。防火重于灭火，与其在事后尴尬地应对，不如事先防患于未然。不如告诉撰稿人各自的规矩，例如发现一次抄袭后，稿件不再考虑，让投稿者自己警惕。我通常建议老师在课程里放一个查重的Turnitin自检作业，让学生将自己的作业放进去自动查重，这对他们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也省了后来的很多纠纷。这种自我查重后交稿，也迫使作者在这个问题上自我教育。如果一味谴责一些人不诚信，容易落入“君子、小人”这种静态二元论和道德说教的窠臼。中国古代一直强调道德的可塑性，不认为这是一成不变的特质。有些品质，是可以习得，也可以习失的，人是可以变化的，这是一个中性“性乃迁”的大定义。没有人出娘胎就自带抄袭基因，人可以因为一些细小的行为和失察，一步步走向错误。

我也希望鉴抄者莫要错怪好人。如果说逐字逐句抄袭是红灯的话，借鉴和化用常常是可以接受的做法。视情节严重，可亮黄灯甚至绿灯。谁能作出合理或者说最终鉴别？我觉得还是高校的文学批评家，他们应有更为全备的知识结构，能梳理文学作品的继承和发扬的脉络，对此应该更有权威性。

作家借鉴和利用他人的作品是文学发展中一个普遍现象，不同于简单复制粘贴，而是包括创造性化用，目的是为了向经典致敬、探索新的表达领域，或为自己的主题找到一个稳固的叙事基础。成功的借鉴着重于借用作品的类型或结构框架，而非其独特的表达细节。例如，如下几种做法是可以接受的。

首先是借鉴类型与叙事传统，作家会借用既有的文学类型作为作品的骨架，并在其上注入全新的内涵。文学史上常有跨文体的借鉴与“雅化”过程，即将民间或通俗形式的生命力与结构，用精英文学的笔法和主题进行提升。俄国作家契诃夫就是一个典范，他能够将当时报刊上市井故事作为基本素材，但通过其高超的艺术技巧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将其改造为具有独创性的短篇小说。

其次是化用经典的主题或母题，将古老且具有普遍意义的结构置于新的语境中，进行再创作。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借鉴了当时通俗的“欧洲惊险小说传统”的叙事元素和布局，但他利用这一框架来承载深刻的哲学和伦理主题，从而将通俗形式提升为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作品。

许多作家也会将古老的神话或史诗框架（如《西游记》或《奥德赛》等希腊神话）应用于现代都市故事，保留其核心的探险或宿命冲突，但用当代人的视角和情感来重新填充。这种主题和故事的结构框架，可能电影创作中使用得更多，例如无关人物碰撞、身份错误、孤儿复仇、英雄历险、小人物翻身，都是故事类型，其中套路多多，尤其在好莱坞大片当中，这使得很多大片在骨架上大同小异，如同香蕉，吃多少都那个味道，无非是“取其骨肉，换其皮囊”。即便如此，我个人更喜欢的电影是独立电影，也就是没法预测情节发展的、“不按套路”出牌的影片，这也该是文学作品的走向，单纯模仿而无提升原创，是没有多少价值的。

更为重要的是，作家要诚实。我常想起福克纳的小说《押沙龙，押沙龙！》，这本小说深刻地借鉴了《撒母耳记下》，将这个古老的原型嵌入美国南方庄园萨德本家族的兴衰史中，以此探讨原罪、傲慢与毁灭的普世主题。小说中，庄园主托马斯·萨德本对应着大卫王，是一位因自身的骄傲和道德缺陷而导致家族悲剧的父亲；他的儿子亨利·萨德本则对应着押沙龙，是一个叛逆、最终成为弑兄者的儿子，他杀死了同父异母的哥哥查尔斯·邦德（对应被押沙龙所杀的暗嫩），以阻止一场被视为乱伦和对“计划”的玷污。福克纳借用大卫王失去爱子时“我儿押沙龙！”的痛苦呼喊作为书名，强调了萨德本家族的毁灭是其原罪（特别是奴隶制和种族歧视）的必然报应，使这部地方性的南方历史获得了神话般的悲剧力量。

但是福克纳毫不掩饰《撒母耳记下》中大卫王和押沙龙的悲剧故事对他的影响：小说的标题就是一种致敬，这标题是《押沙龙，押沙龙！》，而不是《萨德本，萨德本！》

我也希望被鉴定为抄袭的作者能找到各自的自我救赎道路。上述《纽约时报》记者杰森·布莱尔，职业生涯曾因大规模抄袭与造假而断送，他也因此成为美国新闻史上的丑闻人物。但在经历丑闻与崩溃之后，他试图重建自我：先是完成学业，反思过往；又通过写作、演讲和公开忏悔，把自己从“耻辱案例”转化为“警示教材”。他在治疗双相障碍的过程中，逐渐将个人创伤转化为帮助他人的力量，先做心理支持志愿者，后成为生活教练。近年来，他又回到媒体领域，以播客和专栏的形式重新发声，尤其倡导更具道德感的新闻写作。他的事迹说明：抄袭和造假固然能让人瞬间坠落谷底，但承认错误、勇敢面对疾病与自我，并通过服务他人实现转变，仍可能找到一条“自我救赎”的道路，一个人总是可以重新出发，他的故事也可以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