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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记录了作者在藏地偶遇一个特别的流动书摊，摊主是一位用藏语写诗、曾做过小学藏文老师的年轻人。作者与他交流，了解了他的身份、诗歌创作以及对《百年孤独》等作品的看法。文章还详细介绍了根敦群培的生平、思想和作品，以及作者对这位伟大藏族诗人的敬仰和探索过程，展现了藏地独特的文化魅力和作者的文学感悟。
📚 **独特的流动书摊与书摊主**：作者在藏地偶遇一个售卖藏文书的流动书摊，摊主一位名叫“长瓦”（意为念珠）的年轻人，他操着结巴的汉语，却是一位诗人，并且曾是小学藏文老师。他与作者分享了书店的名字“游牧的北方部落”，以及他对诗歌和生活的独特见解，例如不喜欢用“最”字来形容事物，认为万物平等。
🌟 **根敦群培的生平与影响**：文章深入介绍了藏族诗人、学者根敦群培的一生。从他早年的佛学与诗学学习，到打破戒律、游历南亚，再到回藏后对传统权威的挑战以及最终的监狱生涯和去世。根敦群培的叛逆、学识渊博以及对文学、哲学、政治的深刻见解，对作者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作者探索藏地文化的重要契机。
📖 **诗歌与文化的交融**：作者通过与长瓦的交流，以及对根敦群培作品的介绍，展现了诗歌在藏地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从古代歌谣到受印度诗学影响的新传统，再到根敦群培融合多种范式的独特风格，诗歌不仅是文学的表达，更是精神的载体。作者还提到了《百年孤独》、《追风筝的人》等作品的藏文翻译情况，以及《唐诗三百首》在藏地的流传，体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
🤔 **精神探索与“无最”的哲学**：文章贯穿了作者对“最”字的探讨，长瓦和作者都认为不应有“最”，所有事物都是平等的。这种哲学观也体现在作者对根敦群培的理解上，认为他是一位“完美的诗人”但不能用“最”来定义。作者在旅途中寻找精神资源，并将根敦群培视为“看不见的伙伴”，这种精神上的连接和探索，是文章的核心主题之一。
🎵 **《我们的故乡都在冥王星》的创作与演绎**：作者的朋友保罗受一首名为《我们的故乡都在冥王星》的诗歌启发，创作了歌曲。这首诗歌讲述了自由与死亡、重逢与告别的情感，触动了作者和同伴们。这首诗的创作背景，以及保罗用音乐表达的情感，为文章增添了艺术的维度，并引发了对人生短暂与旅程永恒的思考。
原创 沈颢 2025-10-14 10:02 北京
“嘿，你们，能帮个忙吗？”他操着结结巴巴的汉语，摊开举着的双手，靠近肩膀，像是托着一条无形的哈达。他仰头看了看天，刚才还是晴的，太阳还在，这会儿却飘起金色的雨丝，清晰可见。我有点迷茫，也抬头看了看天。细雨轻轻落在脸上，还挺凉的。然后又望向他，不明所以。他站在一辆推车的后面。说是推车，其实是一个蓝色的铁皮柜子，下面安装了四个轮子，这样就成了一个流动的柜台。柜台上铺了一块绿色的绒布，上面整整齐齐地排满了书，绒布很大，前面挂下来，盖住了柜体，看上去像是说书者的书案。柜角上焊了一个细小的圆筒，里面插着一块薄铁皮牌子，有一本翻开的书那么大。牌子上面是一行手写藏文，下面是歪歪扭扭的四个汉字：行走的书。风大的时候，这块牌子就在圆筒中转动，像个风向标。“帮我，用塑料布，盖住，上面的书，你们，可以吗？”他的声音是一点一点挤出来的，好像好不容易才想起来这些词。说完，他指了指背后，屋檐下的墙角叠放着两块透明塑料布。那是一个转经房的后墙，两扇藏式黑框窗户之间，还贴了一条红色横幅，上面的藏文看不懂。横幅右上角的胶布松开了，所以耷拉了下来。“好的，可以。”我说。这时，雨比刚才更密了，虽然我们都喜欢站在这样的太阳雨里，但柜子上的书似乎并不乐意。我和析静拉起其中一块塑料布，拉开后非常大，需要对折才能使用，而且有一面已经是湿的。看来之前就已经下过雨了，而我和三位同伴在寺院里转悠，没有注意到。此处的寺院范围特别大，占了好几处山坡，连现在这样的太阳雨，也不能完全覆盖它。我们把湿的那面折到里面，然后把塑料布盖到柜面的书上。他从地上捡起砖头，压在三个角上，最后一个角是由同伴小兵捡石头压上的。盖上塑料布后，那些书就显得更加朦胧，雨滴落在上面，露珠一样，透着一种莫名的神秘。对于像我这样一位爱书之人，既好奇又无奈，其实刚才我已经绕着这个流动书摊转了好几圈了，悻悻然发现，这一柜面的书，我一本也看不懂。书摊上摆卖的全是藏文书，偶尔我能从封面以及内页插图猜到，这可能是一本生活用书、医药用书、人物传记，或是一本传奇故事，等等。其中我还发现了几本诗集，诗集都有特殊的排版，从书中插图来看，非常诱人，但是干着急，一句诗也不会读。第一次，看着一堆书，而产生了隐隐的怯意。在高原稀薄的空气里，这种陌生感似曾相识。
我们都转到屋檐下去躲雨。将近傍晚六点，阳光从远处的山顶倾斜着射过来，而白色稀薄的雨云正好就在我们正上方，所以，金色的细雨闪闪发亮，非常好看。这边狭窄的路沿草坪上就这么一个书摊，隔着一条石子路的对面，是小小的草地广场，广场后面是寺庙众多院落中的一个，矮矮的围墙挡着，但门口进出的人络绎不绝。广场上拦了几条挂着三角旗的细绳，在细绳外，杂乱无章地停满了牧区常见的各式汽车。这些汽车都呈现出一种高原上特有的疲惫感，车身两侧多多少少都溅上了泥浆，但是，正在下的太阳雨带给了它们某种不一样的光泽。广场最外围，有一辆货车改装的流动小卖部，吸引了不少孩子。小卖部左边，露天放着两个临时衣架，上面挂着几件崭新的藏服，不知是出租还是出售，现在也盖上了塑料布。这是藏地常见的场景。不过，广场上有一个高音喇叭，在不停地循环播报，“不许拍照”，但找不出它藏在哪里。不许拍照，指的是院落里的事情。不过院落里也有一个喇叭，也可能是一个音箱，时不时传出或高昂或低沉的人声。院落里正在进行辩经活动，来自不同佛学院的僧侣们整整齐齐地坐在地上，正在就某个理论问题进行针锋相对的争论。太阳雨没能阻止他们，反而增添了一种庄严感与戏剧性。音箱的声音来自无线麦克风。麦克风在僧侣之间递来递去，有的嗓音粗犷，有的平和。即使在雨中，听起来也是不慌不忙，有一种习以为常熟视无睹的感觉。附近不少藏民前来观看辩经，男女老少都有，他们或站或坐，听得入迷，非常安静，似乎还在等待什么发生。确实，没有人拍照打扰，广场喇叭的提醒或许是针对临时游客的。我们刚才也进去观看了一会儿，但因为听不懂，很快就出来了。这里的辩经不像别的寺院，双方没有肢体动作，没有丝毫表演的成份，规规矩矩，倒像是紧张有序的学业考试。当然，除了这些声音，还有咚咚的鼓声，从山坡上的佛学院方向传来，在金色的细雨中，显得缓慢而执着。我忽然想起什么，一边把墙上横幅的一角重新粘好，一边问一起躲雨的书摊的主人。这位穿藏袍的年轻人，皮肤黝黑，牙齿洁白，中分式中长发型，面容稍显严肃。说是年轻，似乎又显老成，有种忧心忡忡又无处着落的盲目沉重感。“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我指了指横幅上的藏文。“哦，这个词，是北方，的意思。”他指着最前面的藏文，说话很慢，“然后，这个词，是游牧，的意思，还有这个，是部落。这是我，书店的名字。”翻译结束，他一个字一个字地用藏语读，我们也跟着读，他又领读了一遍，我们也跟着重读，但很快又忘了。游牧的北方部落，以及行走的书，这两个流浪感十足的词，让我又联想想到了柜台上的那几本陌生的诗集，仿佛从中嗅到了什么气息。“你是一位诗人吧。”我脱口而出，稍微带着一丝疑惑。“啊，是啊，你，怎么知道。”他很惊讶，但似乎又带着骄傲。“因为，他也是一位诗人。”析静笑着说。她可能想再说点什么，但我示意她不要再说下去。
雨小了，我想，再过一会儿，在州府所在的这片土地上，在高原群山的某个角落，就会升起一条彩虹，也许我看不见，但我知道它会在那儿，存在那么一会儿，像太阳系一样短暂。“你还是一位老师吧。”我又朝着他说，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与诗人身份比起来，他老师的身份在我看来更明确一点。作为一名中学老师的孩子，在教工宿舍楼度过了整个少年时期的我，自然而然地，对老师身份有一种特别的敏感。说不出来是什么道理，就在刚才，他教我们念藏语时所呈现出来的状态，举手投足，以及眼中克制着的光亮，已经让我明显地产生了这个判断。“是啊，我做过，老师，不过现在，没有做了。”这次他并没有表示特别的惊讶。“你教什么课呢？语文吗？”“没有没有，我的汉语，很差，大概只有，小学一年级，水平。”他很谦虚，摆了摆手，“我在小学，教藏文。”“那你可以教我们藏文了。”我说，“那你用藏文写诗？”“是的，我的汉语，不好，写不了。”这时析静插话了，她说：“我最近学了几个藏文，但只记住了一个字。”“哪个，字？”他好奇地问，“这个，我写给你看。”析静蹲下来，从地上捡起一块小石子，在屋檐下的水泥地上写一个字。她写得很慢，与其说是写，还不如说是画一个字。“哦，这是嗡——，是吗？”我一看，还认识这个字。其实瑜伽习练者都认识这个从既像文字又像符号的图腾，它来自古老的梵文，代表宇宙原音，也就是宇宙最初形成时产生的声音，到现在还在宇宙中回荡。在当代，也有人把它解释为宇宙大爆炸时产生的波。在瑜伽唱颂中，它经常被用到，用于消除情绪的波动，象征身体与宇宙的共振合一。其实，它也是世上被念诵得最多的咒语、六字真言“嗡嘛呢叭咪吽”的第一个音。“哦，不是，这么写。”他也蹲下来，从析静手中拿过石子，在边上一笔一划地重新写了一个，一边写还一边解释笔画。“先是，这样，再这样，这样，……”果然，他写出来的跟析静写出来的不太一样，但究竟哪儿不一样，也说不太清楚，就像作业本上学生与老师之间的差别。写完之后，他感觉意犹未尽，开始教我们学习藏文的第一个辅音字母的书写。他在地上认真地写下字母的书写顺序。我们都蹲了下来，用右手指在左掌心里写，嘴上还念着。就这样，一个字母，两个字母，三个字母。写完三个字母后，他收住了，抬头问我们：“记住，了吗？”“没有记住。”我们异口同声，哈哈大笑。这大概就是我们的第一堂藏文课了。
雨已经彻底停了，但倾斜的夕阳仍然是潮湿的。几位红衣僧侣正在往书柜方向走来，看样子熟悉这个书摊。屋檐下，他先站了起来，然后我们几个跟着站了起来，我、析静、小兵与福利。正欲跨脚离开，他似乎想起什么，忽然又单膝触地蹲了下来，看向地面，举起双手示意别动，嘴里嚷道：“小心，小心。”“怎么啦。”小兵问。“不能，用脚，踩上，这些字。”“哈，为什么？”“我们这儿，就是这样。不能，用脚，踩字，字是，怎么说，神圣的。”他一本正经地说。然后他皱了皱眉头，好像对什么事情有所怀疑或后悔，接着说：“其实，也不能，把字，写在地上。这样，不好的。”“那怎么办？我把它们擦掉吧。”析静开始有点着急了，也蹲下来，拿起石子。“哦，哦，不能擦，不可以。擦掉，也是不好的。”他摆了摆手，似乎考虑了一下，“就这样，让它们，自己离开吧，雨啊，风啊，都能带走，它们。”就这样，宇宙原音图腾，与几个字母，被遗弃在地面上。这让我回忆起小时候的家乡，在那儿有个习俗，任何写着文字的纸，都不能被扔进火里。当然，这个习俗，很早以前，就消失了。我们又回到书摊边。我和析静又把塑料布掀开，对折，刚放到地上，又听见摊主说：“你们，再帮个忙，好吗？”他摊开半举着的双手，像托着无形的哈达，微笑着。“好，不过，你能先告诉我们你的名字吗？”析静说，然后先自报了姓名。当他看向我时，我也报上名字，然后是小兵。“我叫……”他说了一个词，但不常见，记不住。问他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他比划了一会儿，但似乎没有找到一个对应的汉语用词，难以解释。“这样吧，你们叫我，长瓦。”最后他改了口。“长瓦，是什么意思呢？”小兵问。“念珠，的意思。”“这是你的什么名字呢？朋友间用的？”小兵追问，同时用手机拍摄前来看书的人，有些人很大方，有些人扭转了头。“笔名。”他有点害涩地说。“那你希望自己是谁的念珠呢？”我问。“嗯，你知道，文殊菩萨吗？”他又摊了摊半举着的双手，仿佛又献上一条无形的哈达。“哦，诗人的保护神。我这儿有一个。”我从抓绒衫里掏出一块唐卡挂坠，尼泊尔那边来的微形唐卡，这是前几天收到的礼物。
来看书的人越来越多，把书柜围得满满的。长瓦让我们帮忙，把塑料布铺在旁边草地上，摆成一个地摊。我们又打开它，塑料布两面都湿了，我们对折后铺在地上，然后又去屋檐下取另一块干的，展开后铺在上面，尺寸正好，看来他早有准备。他打开书柜侧面的铁门，从中抱出更多的书，递给我，让我把书放在地摊上。因为人多，他忙着结账，我就直接去取了，没想到里面有大半柜子书，不过也都是藏文书。这时地摊周围也来了不少僧侣，非常认真地看书选书。和我预想的不一样，僧侣们买书都很干脆，一买都是好几本，什么类型的书都有。问了几位，他们所在的佛学院都挺偏远，平时很少来州府，买书的机会不多。来了两位红衣的觉姆，其中一位披着白色头巾，翻书的时候，时不时转头望向跪着整理书籍的析静。刚开始我还以为，她好奇析静汉藏混搭的穿衣风格，后来见她绕了半圈，走到析静旁边，蹲下来，轻声说：“不要把膝盖顶在书上。”高原的落日，越靠近山脊线就越刺眼。同时，把来往路人的影子拉得特别长，特别清晰，其实，很多路人都踩在前人的影子上。我们继续布置着地摊上的书，出于好奇，时不时地翻开浏览，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就会问前来看书的僧侣，或者问长瓦。忽然发现，我和长瓦共同读过藏地一些作家的书，不过，我读的是汉语版，他读的是藏文版。这样就拉近了聊天的话题。“你知道吗？我也想，卖汉语书，但是不太熟悉，不会挑书。”他忽然从藏袍内的口袋里拿出一张折起的纸，打开，递给我。“我找朋友，写了，一份目录，汉语书的，你看看。”我拿过来，一打开，写在最上面的是《百年孤独》。“你读过这本《百年孤独》吗？”“我很喜欢，马尔克斯，《百年孤独》，没有读过。没有藏文版。”他有点尴尬。这时析静又插话了，“我在西宁认识一位藏族翻译老师，汉语特别好，他正在翻译《百年孤独》，估计很快就要出藏文版了。”“那太好了。”长瓦说。“那这本呢？”我指着目录上的《追风筝的人》。“也没有，但是，有电影。”他说。这时跑来了几个藏族小男孩，相互之间说着普通话，边走边打闹着，看到我们，忽然问是不是跟一个长头发戴眼镜的人一起的。是谁呢？这时他们指着山路上下来的一群人，“就是他。”仔细一看，人群中有个穿黄衣服的熟悉的人，长头发戴眼镜，正是福利，不知啥时候跑开了。“我刚去上面找找彩虹。”福利说，“不过没找着。应该有的，可能时间过了。”人群中还走出两个藏族小女孩，相互之间也讲着普通话。她们走到书摊左侧的草地上，其中一个身材高挑的女孩，忽然跳起了舞，反复做着跳起空中转身的动作。这可能是一个芭蕾动作吧。这时暮色升起来了。
是风吹来了暮色，但夕阳的余光还没完全散尽，像打碎的镜子。在准备离开之前，我想让长瓦念一首他的诗。“挑一首你最好的诗。”我说。“没有，最好的。”他答。“那挑一首你最喜欢的？”“没有，最喜欢的。”他皱起眉头笑了笑，算是苦笑吧，也可能在找一种解释，“我，不喜欢，最字。”“是不喜欢，某个东西，永远超越于其他东西，高高在上吧？”我试探性地问。“哈，你也，这么想的？”“所以，没有唯一性，所有东西都是平等的？”我又问。他没有回答，正在低头专心翻看手机，可能没有听见。终于找到了，他整理了一下带暗银色花纹的黑色藏袍，捋了捋头发，他头发的长度跟我差不多。“就念，这首吧。”他走到书柜前，直接坐在草地上，背后绿色的绒布似乎把他的轮廓淹没了，他找了找光，最后的夕阳正好打在左脸上。他举着手机读起来，尽量拉直了背，让自己稍显严肃。这应该是他第一次向非藏语听者朗读自己的藏语诗，虽然有点不太自在，但老师的经历帮助了他，没有丝毫怯场。我其实一句也听不懂，只能凭直觉，去感受内在的节奏和语感。节奏很平和，有些句子有韵脚，多处出现神的名称，以及赞叹的语气词，可能是受宗教道歌影响的类古体诗。读到一半的时候，对面院落里的辩经活动散场，人群涌出，车辆齐动，嘈杂的场面让他的朗读显得孱弱，但他显然加大了声量。我其实非常喜欢这种被市井气息包围着的读诗现场，显得既顺从，又对抗。这时，一阵突起的风吹来，带走了他的诵读，我完全听不见了。我转头一看，那风来自山坡，再往上的山顶，有一尊巨大无比的佛像，俯瞰众生。而在佛像之上的天空，有一群黑色的大鸟有盘旋。但他仍然专注地念着自己的诗，可能都没有留意到，风把它刮向了何处。风呼呼地吹着，消除了我们听不懂却又很想听懂的语言，可能也带走了屋檐下那几个刚认识的字母，所到之处，留下一片空白。从我的角度，只见到他的嘴巴在动，似乎故意没有发出声响，也似乎语言本身消失了，只剩下了某种振动的波，又像是一场哑剧表演，你可以填入任何想像中的句子。
这个场景在我脑海里盘旋了好几天。而在这几天里，我与同伴们每天都在阿尼玛卿群山中游荡。另一位朋友保罗，也开着车，从成都前来跟我们会合。直到有一天，天气预报说可能暴雨，我们被迫停留在城里的旅馆。我又想起长瓦，想去看看他在城内的书店。他发来书店地址，在一个民贸市场里。找了很久，才在一个偏僻的角落找到招牌，书店的左边是一个杂货店，右边的几个铺位都拉上了卷闸门，门前堆着废弃的杂物。推开落地玻璃趟门，门吱吱嘎嘎地响。他见到我们很高兴，再次摊开半举着的双手，仿佛手里托着一条哈达。我从背包中取出一本新出的诗集送给他，算是一个惊喜。他特别高兴，双手接过后，把书放在额头顶礼了一下，这才打开。这是书店里唯一的汉语诗集吗？我在猜想。这本新诗集，今天一早我也给了保罗一本，刚才出门的时候，他说对其中一首诗特别有感觉，想趁着灵感来袭时谱上曲写成歌，所以他没有一起过来。书店很小，大概也就二十个平方左右，两边靠墙各三个书柜，中间拼着两张放书的桌子。房间最里面是一个后台区，有一架咖啡机，他说是以前的一位学生的，有时那位学生会在这里做咖啡，但今天没在。我问他流动书柜去哪儿了，他说还停在寺庙那边，不过今天可能下暴雨，所以也开不了张。我脑中又出现了塑料布盖着流动书柜的样子，以及那些神秘的诗集。说话时，我瞥到中间的桌子上有一个小型雕塑，青铜的材质，大约二十公分高，在一个立方体上站着一位光脑袋的中年藏人，戴着一副圆形眼镜，双目有神，脸型削瘦。他穿着一件长袍，但不是藏袍，也不是僧衣，背着一个老式背架，背架上放着一捆经书，一副苦行僧的模样。他的左手握着一本书，贴近胸口，右手自然垂挂。脚下的立方体上刻着一个应该是名字的藏文，我问长瓦这是谁。“根敦群培。”他迅速地回答。看他眼神，仿佛意料到了我会问他。“谁？”“根敦群培，我的，偶像，榜样。”他有些自豪，但没有惊讶于我的疑问。“那是什么人呢？”“诗人，也曾经是，僧人，流浪者，唐卡画师，很有学问，的人，大师。”“他是哪里人？”“热贡，现在叫，同仁县。后来到甘南，拉卜楞寺，又去拉萨，哲蚌寺，又去了印度，斯里兰卡，在南亚一带旅行，最后回来，死在拉萨。”“你是怎么知道他的？”“小时候，读小学，的时候，我去一个，食堂，在墙上，看到一句，诗，很喜欢，是根敦群培写的。后来，读他的书，越来越多，越喜欢。”“是你最崇拜的人？”“不，不，没有最字。”我有种奇怪的幻觉，与根敦群培这个名字有过一面之缘，但又想不起来是在哪里。另外，我还有种明显的预感，这可能就是我渴望在路上偶遇的那种人。当然，不一定是具体的血肉之躯，也可以是带来启示的精神资源。
当我正想在手机上搜索根敦群培时，长瓦递上来一本书。“我的，诗集。”他嘿嘿一笑。和我一样，上次见面时他也没有说起自已的诗集。“真是惊喜，太好了。”我们站着，迅速把对方的诗集翻了翻，因为阅读能力太不对称了，感觉都有一些话想说。这时他指了指后台，说：“到楼上，喝茶吧。”后台右侧有块门帘，门帘后面原来是一个靠墙的转角楼梯。楼梯间狭窄昏暗，靠着二楼漏进来的一点光，才依稀可见，墙的下方挂着一块白布，上面写满了藏名。楼梯中央的墙上，挂着一个小木框，显得郑重其事，凑近一看，有点眼熟，原来是马尔克斯的黑白照。阴影里的马尔克斯头发半白，额头皱纹深刻，用巨大的右手掌托着了下半部脸，与其说是托，还不如说是抓，他抓住了自己的下巴、嘴以及鼻子，仿佛那些都是多余之物，只露出深邃的双眼直视镜头，像一只苍老的雪豹。楼梯最上端的左侧，贴着一张图片，似乎是从杂志上撕下来的。图中一位西装革履的男士，正在斜坡上推着一块圆形巨石，摇摇欲坠，这是一位痛苦的当代西西弗，还在跟万有引力较劲。二楼有一堵玻璃墙，隔开了后面的洗手间与前面的茶室。站在茶室门口往里看，对面墙上有一扇大玻璃窗，也设计成了书架，放了几层书。外部的光线先透过玻璃，再从书架之间的缝隙映射进来，赋予了狭长房间强烈的透视感，以及错觉，仿佛那些光，是从书本中逃出来的。茶室中间，两张矮长桌拼在一起，两侧各有两张双人沙发。三面墙壁漆成黄色，是那藏地最常见的明黄，也是僧袍的颜色之一。天花板漆成赭色，贴上了一些散乱的纸片做装饰，而纸片上又故作粗糙地抹上了一层绿漆，可能想伪装成爬藤植物的叶子，难道是葡萄，或者牵牛花？天花板的右前角，挂着一个燕窝，上面站着两只燕子，这是我在这儿第一次看见燕子，可惜是人造燕子。明显地，房间的左前角，也就是窗户左下方，是主人的位置，它处于小心营造的舞台的中央。它与窗台之间还有一张矮桌子，上面放着一尊尊小佛像，佛像前又整齐地摞了一排横放的书。最醒目的是主人位的后墙上，挂着房间里最大的一幅唐卡，是那种在白布上只勾勒了黑色线条的简易唐卡。画中的黄财神左手抱着吐宝鼠，横眉怒目，好像钱财一旦入了他的法眼，就如魔鬼一样无法挣脱。而在主人位的左侧墙上，挂着一幅老年泰戈尔头像，头发胡须全白，通过鬓角连成一片，与圣诞老人略有相似却不能同日而语。他眼神宁静，那种宁静是宇宙级的，仿佛多看一眼就会让人冰化，一代宗师的气象跃然纸上。专色印刷的萤光绿，让这幅头像成了整个房间的视觉中心，显示了主人的偏爱。“你最喜欢泰戈尔？”我不禁问道。“哦，不，没有最字。”他应激式地摆手，仿佛这个最字如同某个女人一样，曾经深深地伤害过他。“对，对，没有最字。你喜欢他的哪个作品？”“《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哦，是藏文版吗？”“诗歌是很难翻译的。但这首藏文的也很好。”这让我产生了好奇，我想听听藏文版的《距离》是怎样的，请他坐下，读了给我们听。这首诗在汉语里很流行，但事实上，泰戈尔并没有写过一首这样的诗。不过，不能否认，这确实是一首容易打动人的诗，也比较接近泰戈尔的风格。这首诗最初只有四句，但在网络流传过程中被不停改写。我挺喜欢这种流传方式，类似古老的民间歌谣，传播者参与了创作。它有不同版本，但开头几句总是一成不变的：“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有你最喜欢的，噢不，喜欢的汉语诗人吗？”我问。“有，杜甫。”“他的诗都翻译成藏文了吗？”“有些吧，我读，《唐诗三百首》。”“这样啊，藏文版的《唐诗三百首》？你这儿有吗？”我有点惊讶，想看看它的样子。因为觉得，《唐诗三百首》最初只是一本诗集，到现在，其实成了圣经般的存在。所以每次在不同场合遇到，总是想打听它与拥有者之间的故事。“有的，我找找。”他半起身，弯着腰翻看左边桌子上那一排书。我坐在他对面，也凑过去，这时发现书后面的那排小佛像，有六七个，造像各式各样，但似乎都是文殊菩萨的各种变体。“这么多文殊菩萨啊。”我不禁感叹。“是呢，都是，别人拿过来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不约而同，都送我，文殊菩萨。”他说话慢。这时我发现，他说话的时候，汉语语法逻辑还是挺严密的。他抬起头，停顿了一下，又打开手机，翻找东西，然后伸到我眼前。我一看，是一个聊天记录，他点开了一张图，还是一幅文殊菩萨的像。“你看，就在刚才，还有人，发我这个。”“是啊，为什么呢？总是有原因的吧。”我不经意地点点头。“你觉得，我和，文殊菩萨，有什么关系吗？”他微微一笑。我抬起头，盯着他的脸。方形的轮廓，额头中间有一粒痣，细眉毛，单眼皮，笑起来眼神专注，嘴角上有一种难以察觉的自负。“难道，你是文殊菩萨的转世？哈哈”“哈哈哈。”他大笑起来，然后是同伴们的笑声，“哈哈哈。”笑声平息。这时析静问他，“你结婚了吗？”“没有。”他略显意外。“有女朋友吗？”“有。”“为什么不结婚呢？你们这儿结婚都挺早的啊。”析静保持着好奇。“是啊，为什么，要一样呢。结婚的话，要应付很多，本来不存在的事情，很累，感情反而不好，没必要。我们这样，在一起，简简单单，就很好。”他继续找书，用手指划过一本本书脊。“你这观念，在藏地很少见啊。”析静感叹。这时，我看见他的手指掠过了几个汉字，仔细一看，是《苏格拉底的申辩》。“这本你看过吗？”我指着这本书。“朋友送的，说很好，但我看不懂。”“当代的汉语诗人，你看过谁的？”我想起了之前准备的问题。“嗯，现在的吗？我知道，海子。”“海子的诗有藏文版的？”“有一些，我记的他的那首《德令哈》。”“哦，就是在青海写的呢。”我说。想起就在昨天，在去阿尼玛卿的路上，小兵还在车上正儿八经地背诵了这首诗。原诗题目是《日记》，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最普通的两句：“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你喜欢，谁的诗呢？没有最字。”他见我发愣，忽然反问我。“嗯，汉语的吗，不分古今？”“是的。”“嗯，选一个的话，陶渊明吧。”
没有在窗台下找到《唐诗三百首》，长瓦说到楼下去找找。乘着这会儿工夫，我们开始仔细打量墙上琳琅满目的大小图片，以及挂件。通过它们，或许可以了解主人的性格。在主人位的对面，也就是房间右侧的墙上，最大的是一张日本艺术家村上隆的仿制画，是他最著名的彩虹太阳花笑脸。世界是超平的，我仿佛听见那朵笑脸这么说。在太阳花上面，最高的位置，挂着一张黑白照片，它太小了，似乎它的存在是为了检测旁观者的视力。细看，才发现也是根敦群培，比楼下雕塑的形象苍老不少。窗口的右边，与泰戈尔画像对称的地方，贴着一张韩国作家韩江的海报复印件，她是去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复印的时候可能快没油墨了，所以画面上有很多条纹，像是商品条形码一般。韩江眯着眼睛，注视着这个房间，显得非常困惑。这张照片并不大，在它上方，还贴着一张佛像，图中只有一团逆光里的黑影，凭轮廓才能认出。其实在主人位置的后面，也就是黄财神的右边，也有一张佛像。那是出家之后、成佛之前，正在苦修的悉达多王子，光着上身，皮肤深陷，肋骨突出，瘦得不成人样，但骨相依旧完美。他面部紧绷，骷髅一般，仿佛死神正要夺取他，而他正在苦苦挣扎，也可能是将计就计，从濒临死亡的体验中，获得正见。如果站在二楼入口往里观察，会觉得主人与黄财神、泰戈尔、苦修的佛陀在一起，但如果坐到主人位，一抬头，眼里看到的是太阳花、根敦群培、韩江、阴影里的佛陀，以及两只人造燕子。这意味着什么呢。想着想着，我又拿起长瓦送我的诗集，这时发现诗集的藏文书名下有两个细小的英文词，是汉语“俗语”的意思。难道，这本诗集使用的也是去神性化的日常语言？如果真是的话，就和我那本诗集很相似了。正琢磨时，长瓦上来了，手里拿着一本书，但并不是《唐诗三百首》，正是我刚才送他的那本。“没有，找到。”他说，“之前，一直在的。”“没关系，你可以读点别的。”“好，我想读一首，宗喀巴大师的诗，也是，我喜欢的。”他又想了想，“我刚才，一直想问，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这个。”他举起我的诗集，读起封面的书名，“我们的，故乡，都在，冥王星。这冥王星，是什么意思？”
在回旅馆的路上，我才打开手机，这时发现保罗之前发过一条短信。他说，他已经用那首诗写好了曲子，如果我们还在书店，他就赶来唱给我们听。这么快就写完了，我有点意外，但更多的是期待。回到旅馆，上到四楼，我刚出电梯，就听见吉他声。他的房间掩着门，他在里面唱歌。我坐在床沿，听他现场唱了一遍，又听了一遍他之前的录音版。不由得生起了一股悲伤之情，仿佛再次染上了诗中的晚霞。早上给他诗集的时候，很巧，他一翻就翻到了书名用到的那首诗，《我们的故乡都在冥王星》，一首并不起眼的短诗。他当时站着很快读完了。“我感觉，这首诗里有我们这一代人共有的东西，但它们消失了。”他说，“这首诗有什么故事吗？讲讲。”说是故事，其实更像是一种情绪。六年多前，在我重获自由后不久，在陪伴了父母一段时间之后，我登上了返回南方的火车。在火车上，我收到一位好久不见的老友发来的信息，说是我们一位共同的朋友，在泰国意外离世，他问我是否参加这位朋友的葬礼。葬礼的地点就在我要前往的城市。我思考了一路，最后在火车上写下了这首诗。“朋友，请原谅我无法去参加你的葬礼虽然我已获得了自由正在回到南方的火车上我仍然不想朋友们因见到我的喜悦，而冲淡了对你的哀伤今晨的星星与昨夜没有什么两样为什么我会觉得如此特别我的朋友，别忘了我们的故乡都在冥王星它像露水一样遥远，当我在火车上染上粉色的霞光”保罗采用了一种小夜曲式的调子，几乎是独白式的轻声吟唱，他说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出这首诗的原汁原味。“你觉得怎样？能否成为一首永别之歌？”他问。摘下眼镜看着我。“这首诗讲到了重逢与告别，自由与死亡。但在重逢与告别之间，只能选择一样。”我说。听上去有点答非所问，但这句话突然在脑海中出现，我怕不说出来，一会儿就忘了。“需要一首能够在葬礼上唱的歌。葬礼上能释放的情绪，这样的词太少见了。”保罗又说，仿佛在解释吟唱时所沉浸的情绪来自脑海中的何种想像。“嗯，我明白。”我明白他的意思，在人生进入下半场之后，遇见葬礼的密度将会越来越高。他非常敏锐地把握到了文字间那种隐而不发的气息。“露珠，霞光，自由，重逢，人生，都是短暂的，但旅程永恒。”他放下吉它，看了看窗外，暮色包围了远处的群山，有一盏霓虹灯过早地亮起，在街边闪烁。我在手机上呼叫了另几位同伴，福利与析静都过来了。我们都坐在床沿上，保罗又唱了一遍，这时我发现，他每次唱的时候都有些变化，融入了当下的情绪。听完之后，福利与析静也都陷入了沉默。析静抬起头说，“原来，你是这样一个歌手啊。”这时房间忽然轻微地震动起来，带着一种节奏。我寻着震动的来源，才发现这个房间的外墙，紧贴着旅馆餐厅的排烟管。排烟管的风机开动了，正是晚餐时间。打开房间的门，这时才发现门外站着好几个人，他们都是这层楼的服务员，一色的藏族人。“唱得，真好啊，还有吗？”他们问。
接下来的一个阶段里，我把所有的阅读时间都给了根敦群培。我买了他的大部分著作，开始时几乎每天，都要走去旅馆附近的几个不同的快递点，排队取书。有时队伍很长，混迹于一群当地人之间，看他们从窗口里取出各种各样的东西，脸上带着各式各样的满足感，自己都觉得被感染了。取出书，我会当场拆开，有时指着照片或名字，问排在后面的人。“你知道这个人吗？”“不知道。”我已经想到了，上次看到他的雕塑，听到他的名字时，为什么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那是在几年前的拉萨八廓街，我绕着大昭寺磕长头，中途大雨，我在一个屋檐下休息，曾经抬头看到过他的名字，并产生过短暂的好奇。那个地方就是根敦群培博物馆，也是他最后的住所。除了图书，我还在网上搜索相关的资料与论文。这类的文件还真不少，令我惊讶。所以有时候，即使在路上，在山里，我也把手机联接上车的音响，播放这些下载文件的语音。根敦群培短暂的一生让我着迷，我得感谢长瓦，他是我与根敦群培之间的缘起与桥梁。慢慢地，由遥远的陌生到相对陌生，再到精神上的相识，他仿佛远道而来加入我们，成了看不见的伙伴，有时，我还会跟他进行沉默的对话。当然，如果真有时光穿梭机，我还挺愿意跟随他回到他的时代，流浪那么一段时间。就这样，为了根敦群培，我才开始接触藏地的诗歌传统。藏地有记载的诗歌，始于古代藏王时期的歌谣与挽歌。印度佛教进入藏地后，梵文诗学被广泛接受，融入了藏地诗人的创作之中，成为一种新传统。但其中本土特质的声音并没有消失，比如隐修者米拉日巴的《十万道歌集》，流浪说唱艺人的《格萨尔王》，还有仓央嘉措的情诗，成了三种可传承的诗歌范式。而根敦群培，就是将这三种范式结合在一起的诗人。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唐纳德·小洛佩兹，是将根敦群培的诗歌系统介绍给英文世界的研究者之一，他在《消逝在林中的智慧》一书中，一共从藏文英译了一百零四首诗。导论中有一段话，初读时我吓了一跳，他说：“西藏一直盛产诗人。在近代历史上，没有一位诗人比根敦群培更为著名。他在短暂而充满争议的人生历程中，既吸引了喝彩和称赞，也引起了苛责和批判。“但无论他的虔诚的支持者，还是他的尖刻的对手，都有一个共识：他是一位完美的诗人。“在诗学被视为人类语言的最高形式的一种文化里，根敦群培被推崇为西藏最伟大的现代诗人。“他是西藏多种韵文形式的大师：古代抒情诗、印度古典诗论，字母诗（嵌字诗）、宗教经验歌谣（道歌）。他也以其双关语、俏皮话，以及激发悲悯和嘲讽情绪的能力被视为诗词技巧娴熟的著名诗人。“他的词汇量巨大，就像他的佛教知识和西藏历史知识一样。他以通过一个单词传播的隐喻丰富了自己的诗词艺术，有时还采用一种古体的拼写联想起一个更早的时代。“他是西藏韵文的大师巨匠，然而在他的诗词中也有一种自发性。”这简直就是高山仰止了，更强化了我对这种语言表达能力的好奇。
“精炼微妙的精华由火光净化无限的光的形式在身体中聚合为一你是老师、学生和听众”据说，这是根敦群培十一岁时写下的诗，献给格鲁派的一位上师。这一年特别重要，他作为一个宁玛派家庭出生的孩子，却进入了一座格鲁派寺院学经。根敦群培一九零三年出生于热贡，属于安多藏族，出生前就被认定为一位活佛的转世。他的父亲是一位宁玛派的密咒师，精通伏藏文献，在根敦群培三岁时，就教他藏文、诗学，并带入附近寺院学习经典。六岁时，父亲去世，他留在寺院学习。八岁时，他通过藏文译本学习了梵文诗标准手册《诗镜论》。这部由七世纪印度宫廷诗人檀丁撰写的诗论，主要探讨诗歌的修辞与风格，十三世纪被翻译成藏文后，成为藏族的诗学经典。九岁时，他已熟练掌握藏文，学会了写作与绘画。这一年，他创作了人生第一首回文诗，回文诗是藏文诗歌中最难的体裁，震惊了寺院里的高僧。十一岁时，因不满足寺院的刻板教学，转入家乡的西关寺，师从拥有格鲁派最高学位的格西楚臣，继续学习文法与诗学。格西楚臣欣赏他的诗歌天份，教导他依循天性，不拘泥于规则。于是他就写出了上面这首诗，献给格西楚臣。这也是一首回文诗，尽管翻译后，并不能呈现藏文原诗圆融完美的图形之美，但仅从含义上，也可以看出少年诗人的才华。十四岁时，他离开家乡，来到邻近的夏河甘加，跟随宁玛派高僧卡加德东大师，学习宁玛派佛法经典，并受灌顶。也是在同一年晚些，他前往化隆，再次进入格鲁派寺院底察寺，并且由活佛根敦丹增嘉措正式剃度，授予比丘戒，法名根敦群培。自此，根敦群培开启了寻法之路。他在底察寺学习因明与佛法，以异于常人的速度，汲取知识。他在寺院的辩经会上屡战屡胜，震惊四座，然而往往在辩经之后陷入长时间的沉寂。上师根敦丹增嘉措不拘一格，呵护了他的质疑精神，同时督促他学习梵语，培养阅读经典原著的能力。他还目睹了格鲁派内部的一场思想变革运动。“日绰巴运动”由底察寺年轻一代僧人发起，批判传统佛教的繁文缛节，要求回归原始佛教“破除执念，普度众生”的核心精神，推动藏传佛教的人间化转型。这是一场带有人本主义色彩的宗教运动。虽因年少而没能参与，但日绰巴运动对根敦群培产生了深远影响，应该说，他后来所有挑战权威的叛逆行为，不求名利的生活态度，以及追求进步的现代思想，都根源于那个时代的耳濡目染。
十七岁时，根敦群培由上师推荐，进入格鲁派主院之一拉卜楞寺。规范与自律锻造了他的专注力，学经成绩斐然。辩经会上依旧辩才无碍，成功捍卫了其离经叛道的立场，声名远扬。为此，他还写了诗，献给保护神、辩才天女萨拉斯瓦蒂。“愿您让我的嗓子出色发挥用言辞来澄清这个世界”在拉卜楞寺学习期间，他还结识了一位基督教牧师，开始学习英语和数学，同时也将基督教纳入了佛学的参照系。根敦群培在拉卜楞寺获得了“雄辩家”的外号，褒贬不一。他的非主流观点，以及对寺院传统教材的质疑与挑战，得罪了不少人，受到了孤立。七年后，即使被公认为最优秀的学僧，也免不了遭到寺院驱逐的结果。那一年他二十四岁，似乎感受到了自已未来的命运：“蓬勃的欲望在烈火中滋长把不愿持守的戒抛入灰烬想到什么就尽情去做吧像疯子似的在世上流浪”他返回家乡，在儿童时期待过的寺院住了大半年，在此期间，系统研学了同乡前辈、十九世纪宁玛派瑜伽师夏嘎巴的道歌。然后，他跟随一支商队，经过四个月的跋涉到达拉萨。开始时以绘制唐卡维持生计，没多久进入向往的格鲁派三大寺之一哲蚌寺，哲蚌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寺院。他继续学经，与以往一样，在辩经场上节节胜利，并以离经叛道而著称。他甚至与自己的上师、同样以离经叛道而著称的喜饶嘉措公开争辩，而被上师称为“疯子”。不过，功力深厚的上师欣赏他，带着他继续修习了七年。漫长的学业终于完成，此时的根敦群培已成了通晓五明的学者，最高的格西学位唾手可得。但他再次公开抨击格鲁派传统教材，并且在辩经场上挑战更高的权威，并将对方一一击溃。又一次，他遭到了报复。最后，就在考取最高学位之前，他离开了哲蚌寺。当然，他另有所求。一九三四年，三十一岁的根敦群培跟随印度学者罗睺罗前往印度，追寻佛学的源头。在离开西藏前，他已协助罗睺罗遍访南部寺庙的藏经楼，寻找梵文贝叶经，并加以研究。当时，他已被认为是梵文最好的藏人之一。这一走就是十二年。根敦群培在南亚广泛地旅行，印度、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缅甸，大多数时候只身游学。他一边朝圣，一边更深入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几种印度方言，同时提高英语水平。这其中的一九三七年，他还在噶伦堡拜访了印度文豪泰戈尔。他拒绝了在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担任藏文教授的邀请。在旅途上，根敦群培打破了少年时的誓言，放弃了僧侣的身分。戒律不再束缚他，但破戒也带给了他难以忘怀的创伤。从此，他以学者的身份示人，同时成了一名游吟诗人，但贫穷始终追随着他，有时他不得不重拾画笔，卖画为生。也是在这十二年里，他完成了几项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与人合作，把西藏的典籍《青史》、《释量论疏》等翻译成英文。还用藏文翻译了一些印度古代典籍，如《沙恭达罗》全本，《薄伽梵歌》以及《罗摩衍那》的部分篇章。另外，还翻译了巴利文的佛教经典《法句经》。他边走边记，写下了《印度圣地朝圣指南》，一部到现在还为藏人使用的攻略。还有一部《智游列国漫记》，是他认为最重要的作品，他在书中批判了殖民主义，也对种姓制度表达了反感。当时的印度，正在为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而斗争，他成了一位见证人，并因此探索政治思想，他开始以国际视野回望他曾经生活过的土地。
他仍然用英文与藏文写诗，有些发表在印度当地的媒体上，有些则通过朋友的传诵、木版印刷而流传。尽管学者声誉越来越高，但根敦群培依然是那个热情敏锐、愤世嫉俗、批判虚伪的观察者，继续发布惊世骇俗的言论。他主张科学，为底层社会鸣不平，批判宗教政权，质疑历史传统，行为风格仍然是对抗而叛逆的。甚至，他还参与了西藏革命党的活动。另一方面，他是孤独的，是一个迷失在别人土地上的陌生人。他怀念家乡，总是害怕被遗忘，而这种害怕又加深了他内心的迷茫。在诗中，他把这种感受类比为穿行在今世与来世之间的中阴阶段。但是，对于脚下的土地，他却称之为“人类的土地”。或许，与泰戈尔的那次相遇，使他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一个世界主义者。他的作品中最让人震惊的，是一本在藏传佛教背景下探讨世俗欲望的性书，《欲经》。这是他以印度古典《爱经》为蓝本而撰写的藏文性爱指南。《欲经》倡导，人欲是真正伟大的自生喜乐。这本书以手抄本、油印本的形式在藏区流传而得以保存下来。书中写道：“愿所有生活在广阔世界上的谦卑人们从无情的枷锁中解脱出来自由地去享受各种愉悦，如需所求”在游历中，他遇见了一些西方的藏学家，从他们那儿，他第一次阅读了吐蕃时期的敦煌藏文写本，深受启发。他立志以严密的考据，撰写一本真正的西藏古代历史书，以此反对当时以神话代替事实的宗教史学观。《白史》这本书写得异常艰难。一九四六年，根敦群培经过二十天的跋涉，回到阔别十二年的拉萨。在路上，他还绘制了一幅详细的中印边境地图。因更加显赫的名声，他受到僧侣与贵族的欢迎，受邀讲授诗学以及中观哲学，很快形成一个独特的朋友圈。龙树的“空性”曾是思想史上革命性的概念，其锋芒锐不可挡，有着现实意义，并奠定了中观哲学。但中观内部自从分化出应成派与自续派后，这种直指人心、旨在解脱的实践，逐渐变成了经院式的争辩，一代又一代的学者为此皓首穷经。但与以往一样，根敦群培坚持以深受争议的方法阐释中观哲学，希望回归龙树的初心。这里就有着他少年时代目睹的“日绰巴运动”的影子。这些讲义，后来被他的学生整理成《中观精要》。同时，他开始撰写《白史》，之所以叫这个书名，是表明不偏袒任何一个教派，倡导理性。当年年底，嘎夏政权以“伪造货币”之名逮捕了根敦群培，真正的理由可能是其所持有的政治见解。他先被关在八廓街的朗孜夏监狱，一年半后，又被转去布达拉宫的雪列空监狱。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深受折磨，为了抵御痛苦，他在狱中养成了酗酒的习惯。但他依旧在纸片上、在墙上写诗。三年过去了，也没有找到确凿的罪证。一九四九年冬天，根敦群培被哲蚌寺担保出狱。此时的他病魔缠身，行为上疯疯癫癫。他住在八廓街上，求教与挑战的人依然闻声寻来，但他已很难照射出从前的光芒了。不过，他继续撰写着《白史》。他大量地喝酒抽烟，带着一种自暴自弃的绝望，身体逐渐崩溃，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五日，四十八岁的根敦群培在家中去世。哲蚌寺的僧人们为他送葬，马车在八廓街转了一圈后，将他送到了色拉寺附近的天葬台。在他被囚禁的牢房里，后来发现了一首诗：“可怕的咆哮在丛林中回荡顽固的老虎饮醉了嫉妒之血诚实的小孩被遗弃一旁愿智者能够以慈悲为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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