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岁，不再是考公考编天花板。

刚刚，2026年国家公务员招录公告发布，年龄上限从35岁放宽到38岁，应届硕士、博士生放宽到43岁。

此前，上海、江苏、四川多地已将部分公务员、事业单位招聘上限延至38岁，个别岗位甚至放宽到40岁乃至45岁。

从国家到地方，35岁门槛开始全面松动，释放了什么信号？

一、35岁门槛，早就过时了

所谓35岁限制，最早来源于1994年公务员招录，后被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借鉴，进而扩展到民营企业，最终形成“35岁天花板现象”。

最初的考公年龄限制，是基于“干部年轻化”的需要，有特殊的时代背景，不无现实合理性，但民营企业照葫芦画瓢，显然走歪了。

当然，彼时我国正处于“人口红利”黄金期，大量年轻人涌入就业市场，但经济爆发期机会无限，“35岁现象”尚不足以成为问题。

如今，30多年过去，从人口到产业再到经济格局，都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中国已经不再“年轻”，全国平均年龄早已突破35岁。

《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4》披露，全国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从32.25岁上升到2022年的39.72岁。

几年过去，深度老龄化不断逼近，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或已经突破40岁大关。

要知道，从幼儿园到博士毕业，年龄接近30岁，职业宏图尚未展开，就被35岁所拦，情何以堪？

从国际上来看，“中年危机”普遍出现在45岁以后，而我们整整提前了10年，显然不正常。

如果看人均预期寿命，我国更是从1990年代初的68岁提高到79岁，整整提高了11岁，劳动者职业生命周期大幅拉长。

延迟退休的横空出世，就是基于这一点而来。

根据方案，男性退休年龄要从60岁延长到63岁，女性则从55岁到58岁。

退休年龄延长3年，考公考编年龄也随之顺延3年，这是好的开始。

二、打破35岁限制，下一个是谁？

去年9月，中央出台稳就业“二十四条”意见，强调保障平等就业权利，消除地域、身份、性别、年龄等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畅通社会流动渠道。

今年9月，国务院批准大湾区、苏南、杭甬温、成渝等10个地区开展要素市场化改革配置试点，其中之一就是“畅通劳动力和人才流动渠道”。

这意味着，考公考编打破35岁限制，不是一些地方简单的自选动作，而是自上而下的统一部署。

最早从考公开始，自然也要从考公破除。今年国考主动破除35岁限制，无疑为地方做了示范。

不难预测，未来一到两年，从国家到地方，考公考编都将取消35岁限制，38岁将成为新的门槛。

担忧随之而来：35岁门槛不复存在，会否形成新的“38岁天花板现象”？

改革要一步步走。如果说国家层面的统一调整不易，一些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地区，完全可以先行突破。

问题是，有形的门槛容易破除，无形的限制最难消除。

“35岁焦虑”不是一天形成的，自然也不会随着一个政策就能立刻土崩瓦解。

三、35岁群体，太重要了

35岁，对应的是1990年出生人口。上下浮动各10年，恰是80后、90后两大代际群体。

这是中国第三次“婴儿潮”的产物，也是各大代际中最为庞大的群体。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测算，80后、90后总体超过4亿人，相比00后和10后，多了几千万人。

与00后刚步入职场、10后尚在求学阶段不同，80后、90后恰是中国当下就业的主力军，在稳就业大局中至关重要。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报告，30岁～49岁就业人群占比超过半壁江山，其中30岁～39岁年龄段占比为27.6%。

这一群体普遍“上有老，下有小”，且积累了数十年的工作、社会经验，不该被一道有形的年龄门槛所困住。

不容忽视的一点是，他们伴随改革开放大潮而生，与经济社会转型同步，随经济周期沉浮，对时代变化的体感最为敏锐。

毫不夸张地说，稳住80后、90后的就业大盘，就是稳住了社会最大的稳定器。

可见，打破35岁门槛，关乎公平，关乎现实，更关乎稳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