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六十年里，美国见证了一场复杂的意识形态运动的兴起，它将宗教信仰、民族身份认同和国家忠诚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被称为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的模式。

这一运动成功地从社会边缘走向了政治生活的核心，它能够影响公共话语的形成，并动员广大民众支持其口号，并在过去十年中随着民粹主义倾向的出现和极右翼的崛起而达到顶峰。

这场运动已不再仅仅是宗教或文化现象，而是一项旨在重新定义美国民族身份认同的综合性政治工程。它基于这样一个神话：美国诞生于一个白人基督教国家，而背离这一“传统”正是当今危机的根源。因此，任何改革社会或扩大权利和自由的尝试都被描绘成一种需要动员和对抗的生存威胁。

随着唐纳德·特朗普于2025年重返白宫开始第二任期，这一项目获得了新的动力。显而易见，这场冲突不再仅仅是不同派系之间的政治辩论，而是一场关于美国身份认同本质的斗争：它将保持一个体现公民平等的多元化空间，还是会沦为一种沦为单一宗教和单一种族的身份认同？

这场深刻辩论所造成的两极分化，从性质和影响上看，几乎与一场长期的国内冲突相似，尽管它尚未发展成公开的战争。

1月6日：一个揭示性的转折点

2021年1月6日冲击国会大厦事件，标志着当代美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这不仅仅是一场针对选举结果的喧嚣抗议，更是宗教符号与政治口号并置的独特场景，预示着宗教与权力关系新时刻的诞生。

印有特朗普名字和宗教含义的旗帜、袭击过程中伴随的赞美诗和祈祷词以及广场上举起的宗教横幅，都表明这一行为不仅仅是对政治建制的挑战，而是一场体现“圣战”理念的仪式表演。

这一事件并非突然发生，而是保守宗教团体内部长期意识形态动员的结果，这些团体采用了“上帝选择的民族”和“反对基督教价值观的阴谋”等言论。多年来，广泛的社会基础被动员起来，其前提是多元民主是一种威胁，保卫祖国只有通过推行白人基督教身份认同的主导地位才能实现。

在此背景下，这次冲击似乎是数十年来煽动和敌意的具体表现，仿佛爆发的时刻被推迟了很久，直到突然出现在世人眼前。

1月6日的事件表明，美国民主不仅受到外部力量的威胁，还受到来自内部的威胁，那些自认为是祖国保卫者但实际上正在摧毁其基础的人群的威胁。

这一事件不是一个阶段的结束，而是一个新篇章的开始；在这一篇章中，政治辩论和暴力对抗之间的界限正在消退，紧张局势变得更像一场面向未知的“冷内战”。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历史根源和重大转折点

要了解1月6日发生的事情，我们必须回顾几十年前，因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

在那个十年里，民权运动兴起，破坏了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框架，为非裔美国人更广泛地参与政治和社会领域打开了大门。

要求教育和就业机会平等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而广大白人保守派人士认为这直接威胁到了他们的历史地位。

与此同时，该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学生抗议越南战争的活动，并出现了呼吁摆脱传统限制、要求建立更加公正和开放的国家的文化浪潮。

这些变化在保守派中造成了一种焦虑的气氛，他们认为美国正在脱离其根源，联邦政府已经成为强加与他们认为的国家原始身份认同不一致的愿景的工具。

这种担忧在共和党内以政治形式体现出来，即所谓的“南方战略”，该战略吸引了那些在民主党通过民权立法后感到失落和被背叛的南方各州的白人选民。

于是，民族和宗教身份认同就成为了一种可以进行政治投资的选举资产，“保护传统价值观”和“保卫祖国”的言论就成为吸引数百万人加入右翼阵营的手段。

20世纪70年代，这种趋势通过媒体网络和游说组织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这些组织旨在对抗所谓的“激进的文化变革”。一些组织能够动员保守派信徒反对他们认为对其生活方式构成威胁的事物，并发出警告，称国家正受到来自内部的政治和社会力量的威胁，这些力量不尊重“自然秩序”。

随着1980年罗纳德·里根就任总统，保守派和共和党之间的联盟得到加强，因为双方都认为对方是战略盟友：保守派提供了坚实的选举基础，而共和党则赋予他们前所未有的政治和制度影响力。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这一运动的影响力通过宗教电视媒体和广播节目不断扩大，进入了数百万家庭，呈现出一种将福音传道与政治信息相结合的言论。

在这个阶段，问题不再局限于捍卫价值观，而是演变成一项寻求重塑公共领域的计划，其核心是保守主义的愿景，这种愿景自认为是真正民族的代表。“重建家园”和“保护我们的孩子”的反复讨论表达了这种倾向，将宗教信仰与民族忠诚混为一谈。

到20世纪末，这些力量也获得了影响外交政策的能力。他们的言论与呼吁美国政策军事化以及为海外军事干预辩护的主张紧密相连，认为这些干预与维护国家身份认同密不可分。因此，“反共产主义战争”以及后来的“反恐战争”都与该运动所宣扬的宗教和政治信息息息相关。

这段漫长的历史历程清楚地表明，1月6日发生的事情不是紧急情况的结果，而是数十年的动员、组织以及让广大美国人相信他们的身份认同核心受到威胁的结果。

人们构建了一个连贯的叙事：美国不仅是一个现代的、多民族的、多宗教的国家，而且是一个特定民族的神圣家园，任何扩大公民概念的企图都是旨在从内部摧毁这个家园的阴谋。

后“9·11”时代与安全至上论调的兴起

2001年“9·11”袭击事件标志着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发展轨迹的一个新的转折点。这次袭击是一个关键时刻，该运动利用这一时刻来强化其国家受到内外势力威胁的论调。然而，新情况是，这种威胁现在被定义为“伊斯兰敌人”，这为针对穆斯林和非西方国家移民的仇恨言论敞开了大门。

这一运动的领导人利用恐惧和震惊的气氛，重新唤起“神圣国家”面对潜伏敌人的旧观念。然而，这一次，他们的话语不仅指向保护国内身份认同，也指向为干涉主义和侵略性外交政策辩护。因此，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与一种宗教民族主义的愿景联系在一起，这种愿景认为美国同时肩负着防御和传教的使命。

在国内，这种环境使得国家可以通过《爱国者法案》扩大其安全权力，以打击所谓的恐怖主义，并采取其他主要针对穆斯林和移民的措施。

但更深层次的影响是“真正的美国人”与“可疑的外国人”之间文化和政治鸿沟的加深。在这里，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发现自己处于强势地位，因为它展现出对抗这种“危险”的最坚决的声音。

在新千年的第一个十年，这场运动通过与呼吁限制移民和加强边境管控的运动结成新的联盟而不断扩张。政治话语逐渐转向关于“夺回边界”、“保护身份认同”和“坚守根基”的持续讨论。

人们的关注不再仅仅集中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社会和文化变革上，对“人口入侵”的恐惧已经成为基本话语的支柱之一。

媒体在延续这一形象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新闻频道和网站反复传播有关移民或穆斯林威胁的报道，将他们与每一次经济或社会危机联系起来。通过这种重复，形成了一种集体意识：美国正在被其原住民“取代”或“替代”，保卫美国既是宗教责任，也是国家责任。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这种论调找到了滋生针对政治和经济精英的愤怒的沃土。这场危机非但没有追究金融机构的责任，反而被描绘成针对普通美国人的更广泛阴谋的一部分。这催生了新一波右翼民粹主义浪潮，进而助长了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

特朗普之路

2008年贝拉克·奥巴马就任总统时，保守派右翼群体内部的这种威胁感被放大了。一位非裔美国人当选总统，似乎是这个“古老国家”正在失去控制力的最终证据。

对许多人来说，奥巴马的拒绝不仅仅是政治分歧，更是一场生存危机。“夺回国土”的言论成了战斗口号，而关于总统身份认同和信仰的谣言，尽管毫无根据，却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担忧。

在这样的环境下，极右翼民粹主义茶党运动应运而生，其言论既拒绝国家干预，又要求在“外来者”面前保持排他性的美国身份认同，从内部重塑了共和党。

这一运动为唐纳德·特朗普后来的崛起发挥了关键作用，为更明确的反移民和政治精英言论开辟了道路。

特朗普在这种氛围中找到了2016年竞选的沃土。他关于“建墙”、“美国优先”和“恢复伟大”的口号，不过是数十年来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的回响。但他增添了新的元素：大胆地将这些口号转化为直接、正式的政治话语，摆脱了传统语言的束缚。

因此，这场运动不再仅仅是对共和党的压力，而是成为了政治权力的核心。随着特朗普当选总统，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的影响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言论从州最高职位传播开来，并转化为关于移民、国际关系以及公民身份认同概念的实际政策。

从爆发到重新崛起

2021年1月6日国会大厦被冲击后，美国政治史似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一事件暴露了民主制度在痴迷于“恢复美国”这一虚幻理念的群众动员面前的脆弱性，并表明内部分歧已经超越了政治辩论的界限，达到了更加危险的程度。尽管各机构能够遏制政变企图，但暴露出来的裂痕并未弥合，反而在随后的几年里愈演愈烈。

在乔·拜登任期内，这一运动依然强劲存在，甚至在行政部门之外也是如此。其追随者利用每一次危机——从新冠疫情的影响到经济通胀和移民问题——来再次强调他们关于国家被劫持、真实身份认同丧失的叙事。

他们的反对不仅仅是对政策的批评，更是认为现政府并不代表“真正的民族”的观点的体现。随着这种压力的持续，民族主义右翼重新掌权的基础已经准备就绪。

与此同时，另类媒体网络和有组织的团体不断扩张，加剧了美国正处于一场生死攸关之战的论调。社交媒体平台成为传播动员信息的主要平台，虚假新闻与阴谋论和煽动性的宗教言论交织在一起。通过这些网络，支持者普遍认为，他们是一场更大规模的历史运动的一部分，这场运动并不止于选举。

当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参加2024年大选时，他不仅仅是一位寻求重夺总统宝座的政客，更是一场运动的象征，这场运动将他视为肩负拯救国家重任的领袖。因此，他2025年重返白宫标志着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漫长进程的顶峰，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的影响力空前高涨。

这次回归不仅仅是一场选举胜利，更是深刻的内部两极分化的体现，如同一场冷战。当今美国社会分裂为两种截然相反的愿景：一种将多元化和融合视为未来的基础，另一种则认为救赎在于将国家重新定义为一个拥有单一身份认同的封闭实体。这种矛盾不仅限于言辞，它还体现在政策、日常生活以及公民之间的关系中。

走向十字路口

当今美国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的兴起并非昙花一现，而是一场根深蒂固的工程，横跨宗教、政治和媒体机构，并建立在根深蒂固的历史叙事之上。更危险的是，他并不认为多元民主本身具有价值，反而认为它是承诺的“恢复美国身份认同”的障碍。

近代历史表明，这场运动有能力从一支抗议力量转变为一支执政力量，并且拥有重塑国家公共话语的工具。随着特朗普入主白宫，这项长期以来边缘化他人、强化白人和基督教身份认同历史特权的计划，如今找到了广泛实施的新机遇。

但令人担忧的不仅仅是这股思潮的当权地位，还有将美国社会分裂成两个互不冲突阵营的两极分化。他们使用的语言、援引的符号以及相互威胁，都表明美国正在经历一场旷日持久的冷战，其间不时出现紧张的爆发时刻。

如果这种态势长期持续下去，预示着美国未来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陷入真正民事对抗的风险。

当前的危险就在于此：历史告诉我们，国家不会突然陷入内战，而是经过长期积累的过程，政治演变为身份认同之争，分歧演变为敌意，共存变得脆弱，随时可能崩溃。

如今，在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兴起的阴影下，美国似乎正在加速走上这条令人不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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