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不爱建筑这行了，但刘家琨老师获普利兹克奖，很为他开心！

2012年的暑假，为了去看琨叔设计的房子，我在四川呆了大半个月。那时，我表哥在川大读书，暑期留校，告诉我说他的宿舍有空床位。于是，我睡在华西校区的宿舍里，白天出门“扫楼”，在外头逛到傍晚才回去。

说起来，那是一个百度、高德地图尚未普及的年代，为了找琨叔设计的何多苓工作室、鹿野苑等房子，费了好大的劲，言语又不通，得不时问路，夹杂了乡音的四川话似乎并没想象中那么好懂。鹿野苑是在郫县，读高中时我就知道“郫县”这地方，因为有个叫颜歌的小说家，就是郫县人。

去看琨叔做的每一栋房子，对我而言都是朝圣。这其中很大的缘故，是琨叔在当建筑师以前当过作家！琨叔是正儿八经写过小说的，如今很多人会自诩为作家什么的，其实我总觉得他们顶多是文学爱好者或评论家而已。一个人如果没写过小说怎么好意思被称为作家呢。

创作是“无中生有”，搞评论的经验其实很难甚至压根就用不到创作实践中。就这一点而言，建筑和文学还挺像的——因为建筑创作和建筑评论是两码事，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也是两码事。带着评论家式的眼光搞创作实践，无足观。

两年前，我在豆瓣看到有人批评鲁迅的小说，说他的小说不高明，只着眼于民族劣根性，只有断言。每当看到此类讨论，我都会想到琨叔当年设计鹿野苑，被朱涛批评“不建构”，琨叔轻飘飘回一句：“写文章有写文章的道理，不用给叙述学一个交代。”这话说得极聪明，极漂亮！将鲁迅作品归为“劣根性”这种单一维度的解释，才是那些搞文学理论的人最大的浅薄。张口就来的评论者恐怕自己都没真正写过东西吧，如此自大，再多的理论词汇也掩盖不了肤浅。

琨叔以前在采访里，经常会拿做建筑与写文章对比。犹记得我以前会跟人讲何多苓工作室和鹿野苑给我带来的震撼，琨叔以写文章的谋篇布局之法来形容做何多苓工作室的过程，让我突然间被打通任督二脉！不过，我现在也不敢说这种“被打通任督二脉”之类的话了，因为在这个行业里浸得愈久，那种难以摆脱的疲惫感就愈深，即使考出了注册建筑师证。

琨叔向来说话直白，不染评论界用各种高深术语包裹语言之恶习。当年看完《明月构想》，最末一篇《我在西部做建筑》很打动我，琨叔在文里谈及对儿子的教育是：“不管他长大干什么，有个建议我一定会给他提：早恋晚育，成家前独自上高原。”其实中国的很多父母是反过来的：晚恋早育。

2018年，我在杭州实习，琨叔来杭演讲，很直白地讲：“我想你们也有一样的感受，一个建筑都盖完了叨逼叨什么啊！”全场大笑。对谈的王骏阳老师很是尴尬。有人问琨叔：“怎么设计景观？”琨叔讲：“景观就是种树啊。”全场又是大笑。

后来，我看到那次邀请琨叔来杭演讲的机构对他的另一次采访。当被问：“您如何看待当代青年建筑师？”琨叔说：“教育比我完整，技能比我先进，信息比我迅捷，头脑比我聪明。如果有缺点，缺点可能就是太聪明。”当被问：“您认为怎样的建筑，是高品质的？”琨叔说：“如果我站在一个建筑物前，体验到一种感动，同时觉得自己似乎有什么没有做到，这样的建筑是我喜欢的。我喜欢的建筑不一定完美。”对方说：“举个例子。”琨叔讲：“不想举例。”

我很喜欢这句：缺点就是太聪明。

我也记得琨叔说他设计西村大院时的策略是“壮士断腕”，很新鲜的话语！琨叔的话，永远比别的建筑师们要有趣几分，直白几分，可爱几分。

本科时，有个后来去德国留学的学长，老爱和我聊琨叔，以及阿城的小说他跟我讲了关于琨叔的一事，不晓得真假，姑妄记之。

且说琨叔有天吃火锅正酣，有人问他：“建筑的本质是什么？”琨叔放下筷子，说道：“吃你的火锅去！”

我立马说：“很禅宗啊！这一句好比禅宗的‘当头棒喝’！”那位学长也深以为然。

即便有一天，当我彻底厌倦这行业，我依然能觉得琨叔性格之可贵，他让我明白了：

不装，不端着，也能做成事。

最末，说几句闲言。

老家金华，有个建筑艺术公园，一中离那儿不远，只隔了江。但我读了三年高中，也不晓得有这么一个地方，我的同学们也不晓得这地。琨叔在那边有设计过小房子，另外，做鸟巢的赫尔佐格和德梅隆也在那个公园设计过一个红色的大装置。我去年房子买在运河新城，琨叔的杭钢公园就在附近，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京杭大运河博物馆二期也在边上。时间以一种很巧妙的方式绾结起我的过去和现在，不得不承认我跟琨叔有缘！

我爱琨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