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公司，本质上是不生产任何东西的。
这么说或许有些绝对。用钱总监的话讲，我们生产的是一种更高级的东西：解决方案、顶层设计、以及最重要的——“价值”。但我心里清楚，我们其实不生产什么，只是一种高深“投标”之術的操弄者。我们的生存之道，不在于根有多深，叶有多茂，而在于攀附得有多牢靠。我们不是种在土地里的庄稼，而是长在衙门墙壁上的青苔，不靠阳光雨露，只靠墙体的潮气和渗漏的养分。
钱总监就是这片苔藓里长得最用心的一株。他很讲究，手腕上那块表的牌子我认不出，但表盘在会议室的灯光下总能折射出一种克制而精准的光。他从不大声说话，更不会拍桌子。他最擅长的是用一种“为你着想”的语气，把最荒唐的要求包装成一种高明的指点。
要理解他，或者说，理解我们的这种“艺术”，只需看一个简单的例子。譬如说，某个衙门要一个扫地的簸箕，寻常市价五块钱一个。但这到了我们手里，便大有文章可做。我们会先写一本砖头厚的《关于提升环境清洁效能的综合解决方案》，引经据典，论证这簸箕须用“航空级复合材料”，“握把”要“人体工学设计”，“弧度”需经“流体力学建模”。如此一来，一个簸箕便不再是簸箕，而是“智能化末端清洁单元”，预算自然也要翻上几十乃至上百倍。
而上周，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比簸箕复杂，但性质完全一样的难题。
我们做了一个辅助办公的软件，按常理叫“XXAI 助手”再妥帖不过。报告递上去，衙门的王姓接头人打了个电话来。钱总监在免提旁，示意我旁听。
电话那头的声音不疾不徐：“老钱，方案写得不错，很扎实。就是这个名字，‘助手’……格局是不是小了点？格局一小，我们往上报的时候，分量就轻了。”
钱总监立刻心领神会，对着电话连声道：“王总您看得就是深，我们光顾着想技术，忘了拔高了。”
挂了电话，他转向我，目光温和：“小赵，听到了吧？这就是差距。我们想的是怎么做，王总想的是怎么成。”他指了指报告上的“助手”二字，“改改吧，得体现出前瞻性。”
我心里一阵无力，试探着说：“要不……叫‘智能体’？这已经拔高不少，有些勉强了。”
钱总监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浮沫，然后摇了摇头，脸上是一种近乎于惋惜的表情：“小赵，你的思路还是被常规束缚了。刚才王总又发了条信息来，他替我们想到了这一点。”他把手机屏幕转向我，上面是王总的“点拨”：“现在个个都叫自己是智能体，俗了。名字宣传起来不占优势，要做就做独一份的。我是真心为你们项目好啊。”
那一瞬间，我竟有些恍惚。他们用一种探讨学术前沿般的严肃态度，讨论着如何把一个苹果命名成一头大象。而钱总监更是由衷地赞叹：“你看看，王总这份心，真是周到。他比我们自己还在乎这个项目。”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默默地点点头，领下了这个给苹果想一个大象名字的任务。
夜里，对着空白的文档，我感到一种深刻的荒谬。在我看来，我即将写下的那份方案，它不是一个解决方案，而是一个个扭曲的汉字堆砌起来的怪物，散发着油墨和谎言的混合气味。内心深处，总有一个声音在质问：你受过的教育，你读过的书，就是为了做这些“精致的垃圾”吗？
但随即，另一个声音会立刻跳出来，更加现实，也更加有力：下个月的房贷、车贷，各方面的生活花销，哪一样不是靠这些“垃圾”换来的？我所面临的虽早已不是生存底线的挣扎，是一种勉强维持所谓中产生活的体面。体面，是需要成本的。而我的工作，就是用放弃一部分里子的方式，去换取那份看得过去的面子。
于是，我学会了自我和解。我告诉自己，我也是个“专业人士”，我的专业就是解决问题。既然“让预算通过”是当前最大的问题，那么我的所有工作都应该为此服务。鲁迅先生笔下的阿 Q ，是画个圈聊以自慰，而我们，则是写一份 PPT ，用“闭环”、“赋能”、“生态化反”这些词汇，给自己构建一个逻辑自洽的乌托邦。虽然我不知道这堵墙还能让我们依附多久，或许有一天墙塌了，或许是墙里的水分干了。但在那之前，我们这些苔藓，只能继续努力地生长，装点出一片虚假的繁荣。
最终，那个“助手”被我命名为“全域认知决策支持系统”。报告交上去，据说各方都很满意。
项目中标的庆功宴上，钱总监举着酒杯走到我身边，拍了拍我的肩膀：“小赵，你这次的方案写得很好，尤其那个名字，王总很喜欢。”
我笑着说：“都是钱总监指导有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