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Atlantic 每日综述 - 2025年10月8日
Retribution Is Here
原文发布时间: October 8, 2025, 8:56 PM ET
文章核心论点指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报复威胁已不再是空话，而是正在通过一个顺从的行政部门，特别是司法部，积极地针对其政治对手实施。
文章强调，特朗普对自己的重罪判决将如何出现在其讣告中的痴迷，是其复仇行动的驱动力之一。他曾公开呼吁逮捕伊利诺伊州州长J.B.普利兹克和芝加哥市市长布兰登·约翰逊，尽管没有提供任何犯罪证据，这大概源于他们反对特朗普派遣国民警卫队前往芝加哥保护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官员。不久之后，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被指控向国会撒谎，这发生在特朗普通过“真相社交”平台直接向司法部长帕姆·邦迪发出起诉科米的私人信息后数天。文章还提及其他目标，包括参议员亚当·希夫和纽约州总检察长莱蒂西亚·詹姆斯。
文章指出，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护栏”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群纵容者，包括一位顺从的司法部长帕姆·邦迪，她在国会听证会上拒绝回答基本问题，并对特朗普表现出极度谄媚。政府还利用其他权力杠杆来惩罚敌人，例如威胁切断对大学的联邦资助、停止与大型律师事务所的联邦业务、剥夺安全许可、进行国税局审计、撤销执照以及提起昂贵的诉讼。文章特别提到，在查理·柯克被谋杀后，报复行动的步伐加快，官员们以此为借口打击他们认为是“左翼非政府组织”和乔治·索罗斯资助的组织。卡马拉·哈里斯的安全保卫被撤销，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布伦南受到调查，联邦通信委员会威胁吉米·坎摩尔。特朗普甚至试图将他自己曾面临的指控（如机密材料处理不当和伪造财产记录）施加给他人。文章引用特朗普的话：“他们史无前例地将司法部武器化，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很糟糕，所以我希望，坦率地说，我希望还有其他人。你不能让这种事发生在一个国家。”
Americans Are About to Feel the Government Shutdown
原文发布时间: October 8, 2025, 7:30 PM ET
这篇文章的核心论点是，当前的政府停摆虽然起初没有带来前所未有的混乱，但正迅速接近一个临界点，将给美国民众带来广泛而切实的痛苦，从而迫使国会和白宫认真协商解决方案。
文章指出，停摆的后果即将显现。国家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因人员短缺而面临崩溃，导致全国多个机场（包括芝加哥、拉斯维加斯、纽瓦克和华盛顿特区）出现延误。空中交通管制员和军人将首次错过工资。在延长报税截止日期前一周，美国国税局（IRS）在耗尽前一年的资金后，已让数千名员工休假。为低收入母亲及其婴儿提供配方奶和支持的政府项目（如WIC）资金迅速耗尽，预计本周末将有约600万人失去福利。总统特朗普暗示，如果本周末前没有解决方案，他将进行大规模政府裁员，并称许多工作“将永远不会回来”。
经济学家马克·赞迪（Mark Zandi）警告称，停摆可能引发“灾难性的连锁反应”，并可能导致全球投资者恐慌。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援引白宫报告称，政府每关闭一周，国内生产总值（GDP）将下降150亿美元。美国旅游协会也估计，政府资金中断每周可能给经济造成10亿美元的损失。
政治僵局依然存在。国会中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人几乎没有达成协议的努力。民主党议员表示，他们的选民敦促他们坚守阵线，反对特朗普的“反常”总统任期。共和党人则坚持任何谈判都必须在政府获得资金后进行。文章指出，与2013年政府停摆时政客们担心选民惩罚不同，现在“没有人害怕政治后果”。
尽管政府网站将危机归咎于民主党，特朗普政府仍试图通过重新利用关税收入来延长WIC项目的资金，这表明总统意识到自己将承担停摆对美国民众造成伤害的大部分责任。然而，停摆的连锁反应将在未来几天变得更加明显，例如史密森尼学会的博物馆和国家动物园将于周日关闭，国税局的大部分业务也已关闭。财政部甚至向休假员工提供了写给债权人的信件范本，建议金融机构为可能无法支付账单的借款人提供“重组安排”。
文章还提到停摆造成的浪费：国会预算办公室（CBO）估计有75万联邦雇员被强制休假，而2019年一项法律确保他们一旦政府重新开放将获得补发工资，这相当于每天支付4亿美元给不工作的员工。此外，停摆还可能导致私营部门员工失业，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估计，如果停摆持续一个月，可能导致超过4万私营部门员工失业。
Politicians Aren’t Cool Enough to Curse This Much
原文发布时间: October 8, 2025, 6:43 PM ET
文章核心论点是，美国政客日益频繁地使用脏话，从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到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及其他官员，这种行为不仅贬低了政治话语，也削弱了公职人员应有的庄重性，用一种试图显得“酷”或真实的粗俗表达取代了本应有的得体交流。
作者回忆起1981年《周六夜现场》节目中一次F词的出现曾引起轩然大波，并导致相关人员被解雇，以此与当前政客普遍使用脏话的现象形成对比。文章列举了多位政客使用粗俗语言的例子：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称本届特朗普政府“这些混蛋（motherfuckers）疯了”；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在谈及削减医疗保健资金时说“绝他妈不可能（No. Fucking. Way）”；共和党众议员马乔里·泰勒·格林则用“屁话（bullshit）”来形容奥巴马医改。总统特朗普也被指出经常公开使用“bullshit”，并曾对伊朗和以色列局势发表“他们他妈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言论。副总统J.D.万斯和面部美容部长皮特·赫格塞思也被提及，前者在谈论战争罪时说“我他妈的才不在乎你叫它什么”，后者则用“狗屎（shit）”来形容他不喜欢的一切“觉醒”事物。
作者坦承自己个人也喜欢用脏话来宣泄情绪，并引用研究表明这可能是一种智力表现，但坚持认为这种语言不应出现在公职人员的口中。他认为，脏话之所以有力量，在于其不寻常性，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的情绪释放。如果频繁使用，脏话就失去了其冲击力，变得平淡无奇。文章批评政客们用粗俗言辞来“装酷”，认为这只会让政治变得像“真人秀”，而不是一个崇高的职业。作者呼吁政客们应树立榜样，而不是通过粗俗来伪装真实性，并强调政治应是一个高尚的召唤，政治领袖应为孩子和所有人设定公共行为标准。
Today’s Atlantic Trivia
原文发布时间: October 8, 2025, 4:10 PM ET
这篇简短的文章是《The Atlantic》的每日趣味问答环节，旨在测试读者对近期发表文章内容的了解，并借此强调杂志内容的广度和深度。
文章以“本日《The Atlantic》小知识”为标题，并注明了更新时间。它提供了三组问题和答案，分别对应2025年10月8日、10月7日和10月6日的《The Atlantic Daily》文章内容。
10月8日的问题包括：伊朗的货币名称（里亚尔），该词源于“皇家”；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MLB）2023年引入的15秒计时规则主要影响了哪个位置（投手）；以及从七年战争到滑铁卢战役结束期间的英国君主（乔治三世国王）。相应的答案简要提及了里亚尔因联合国制裁而创历史新低、投球计时器加快了比赛节奏、以及乔治三世国王比传统刻板印象更为复杂的人物形象。
10月7日的问题涉及：林登·B·约翰逊总统的教育、医疗和扶贫议程（“伟大社会”）；哪个职业体育联盟的球员在全明星赛前穿着“支付我们所欠”T恤（WNBA）；以及一家AI公司以“朋友”为名，承诺为孤独用户提供可穿戴塑料盘（Friend）。答案解释了“伟大社会”的承诺在小镇俄亥俄州感受到的机会如今已渐行渐远；WNBA球员们正为自己的价值而奋斗；以及AI“朋友”技术被批评为“与神对话”的CEO。
10月6日的问题则包括：青少年穆罕默德·加扎维成为以色列奥菲尔奖最年轻得主，该奖项相当于美国的哪个奖项（奥斯卡奖）；罗伯特·杰克逊在哪个德国城市担任纳粹审判的首席检察官（纽伦堡）；以及自动驾驶汽车专家布莱恩特·沃克·史密斯对某AI叫车服务的评价（Waymo）。答案揭示了巴勒斯坦题材电影获奖，反对抵制以色列电影业的观点；杰克逊起草了排除前国家元首豁免权的法案，与特朗普的豁免权形成对比；以及Waymo在安全方面得分很高，行驶了9600万英里而未发生技术导致的死亡事故。
文章最后鼓励读者继续阅读，并提供联系方式以分享有趣的问题或事实。
Bari Weiss Still Thinks It’s 2020
原文发布时间: October 8, 2025, 2:30 PM ET
本文核心论点指出，《The Free Press》的联合创始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CBS News）新任主编巴里·韦斯，被批评未能适应当前美国文化环境的变化。她继续将焦点放在“边缘地带的非自由主义”（即左翼偏见）上，同时淡化甚至辩护特朗普政府的深层专制主义，这暗示了她可能为了政治利益而牺牲新闻诚信。
文章首先肯定了韦斯作为独立思想者的自我定位，以及她创办《The Free Press》在2020年填补了媒体空白，对抗当时主流媒体中盛行的左翼意识形态霸权。然而，作者认为，自2020年夏天以来，文化环境已发生根本性变化。现在美国文化面临的威胁是“一个专制总统任期，它威胁要粉碎韦斯承诺维护的言论自由和开放讨论的价值观”。但《The Free Press》却继续报道美国，仿佛仍停留在2020年，甚至将当前掌权的“欺凌者”（特朗普政府）描绘成被误解的人。
文章详细批评了《The Free Press》对特朗普政府的关注不足或叙事偏颇：它“仅仅粗略地关注”特朗普政府的经济野心、自我交易、对科学研究的破坏以及历史上最大的财富向上再分配的立法议程。在言论自由领域，它也未能充分传达政府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例如，当ABC电视台因联邦通信委员会的压力而停播吉米·坎摩尔的节目时，《The Free Press》发表社论表示担忧，但对特朗普的“暴行”却采取了不同的标准，将其框定为“棘手的问题”。在特朗普下令起诉詹姆斯·科米并撤换不愿起诉的检察官后，《The Free Press》刊登了一位宪法学教授的文章，探讨这“在道德、法律和政治上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当查理·柯克被谋杀后，共和党以此为由进行全国性“取消文化”浪潮时，《The Free Press》举办了一场研讨会，探讨解雇对柯克遗产持负面评价的员工的利弊，其中一位撰稿人甚至将其描述为“一种健康的文化在 asserting moral clarity”。
作者指出，《The Free Press》对左翼非自由主义的批判往往归因于“意识形态狂热”（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或教育中的激进时尚），而对特朗普的“不良行为”则仅限于“道德或宪法上不合格”，未能将其定义为“本质上的坏”。文章认为，韦斯在宣布担任CBS News新职时，仍强调“来自边缘地带的另一种形式的非自由主义”（指“憎恨美国的极左”和“抹杀历史的极右”），这似乎是在转移对白宫内部威胁的注意力。
文章最后暗示，特朗普政府与派拉蒙（CBS的母公司）和Skydance的合并交易，以及韦斯被任命为CBS News主编，可能是对总统及其政治化联邦通信委员会的一种“献媚”。作者质疑，这笔交易是否以新闻诚信为代价，并呼吁韦斯证明她对自由价值观的捍卫并非如此容易被交易。
Bring Back High-Stakes School Testing
原文发布时间: October 8, 2025, 1:30 PM ET
本文核心论点是，前美国教育部长玛格丽特·斯佩林斯（Margaret Spellings）强调，高风险考试和问责制对于扭转美国学生成绩长达十年的下降趋势至关重要，她认为，这些标准的放松，而非仅仅新冠疫情，才是导致教育下滑的主要原因。
斯佩林斯指出，从21世纪初到大约十年前，美国K-12学生在数学和阅读方面的表现持续强劲提升，但自2012-2014年左右开始，在新冠疫情之前，成绩就已停滞并出现下滑。她将此归因于对“学校问责制细节”的“放松”，允许各州“削弱问责制、评估的力度、透明度以及失败的后果”（例如，操纵及格分数线、降低课程标准）。作为《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的关键设计师，斯佩林斯认为，2015年该法案的修订及其后续实施中允许的宽松要求，对教育停滞产生了重要影响。
她承认新冠疫情通过未经准备的在线学习和学生缺课使情况“糟糕得多”，但强调下降趋势早在疫情前就已开始。斯佩林斯还提到，疫情期间大量涌入的联邦救济资金几乎没有带来任何回报，因为缺乏问责制。她将密西西比州、阿拉巴马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等地的成功归因于它们采用了基于研究的阅读教学方法（如自然拼读法），并有强有力的领导确保了这些方法的忠实执行。她观察到，一些“红色州”由于“工会影响较弱”，能够更快、更有效地实施这些改革。
斯佩林斯驳斥了将经济衰退作为教育问题主要原因的观点，认为教育是摆脱经济困境的“跳板”。她坚持，问责制可以确保包括流动学生在内的所有学生都受到关注。她认为，许多专业教育工作者不喜欢考试是因为这会带来“成年人的问责”，尽管存在其他因素，但不能以此为借口逃避工作，必须“聚焦”于阅读和数学等基本技能。她还指出，对考试的抵触情绪不仅限于K-12教育，还蔓延到医学院（MCAT）和法学院（LSAT、律师资格考试），但许多机构现在正重新引入标准化评估，因为它们比“作品集和其他东西”更可靠有效。她反驳了考试对受压迫群体不利的说法，指出考试的替代方案是“口口相传”，而这更容易“编码偏见”。
在谈到教育部的作用时，斯佩林斯将其描述为一个重要的资金提供者，特别是在高等教育领域，并强调其在确保全民机会方面的领导作用。她认为“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原则是对每个孩子都抱有期望，而现在这种期望正在降低，导致一种“废除教育”的态度。她对科技在教育中的应用持乐观态度，但强调必须在问责制框架内使用，并支持学校禁止手机。她还提到了教育决策的滞后效应，认为疫情期间的教育决定将影响未来几代人的生活。
斯佩林斯还表达了对部分精英阶层“轻蔑态度”的担忧，认为一些商界精英和政策制定者（如硅谷的超人类主义者和特朗普的“只教英语”言论）似乎愿意放弃大部分美国人口，将他们视为“多余”。她强调，民主理念和公共教育是共生关系，贬低教育就是贬低公民身份。最后，她向家长和选民提供了建议，鼓励他们关注学校数据，并要求各级民选官员具备跨党派合作解决问题的能力，以确保国家的未来。
Pam Bondi, Loyal Servant
原文发布时间: October 8, 2025, 9:18 AM ET
本文核心论点指出，司法部长帕姆·邦迪在国会监督听证会上，完全无视国会监督的宪法职责，而是作为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忠实私人律师行事，拒绝提供基本信息，并对民主党参议员进行人身攻击。
文章描述了邦迪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时的表现：她不断打断民主党参议员的发言，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并拒绝提供基本事实信息。相比之下，她对共和党人则表现得圆滑而殷勤，表达了对特朗普的“忠诚”，称他为“美国历史上最透明的总统”，并表示“喜欢”看到自己与总统共进晚餐的照片。近五个小时的听证会展现了一位司法部长作为总统的效忠者而非宪法官员的形象，缺乏对平级政府部门的应有尊重。
文章列举了邦迪拒绝回答问题和进行攻击的具体例子：她拒绝讨论白宫在部署国民警卫队前是否咨询了司法部，并反击参议员迪克·德宾说：“我希望你像恨总统一样爱芝加哥。”她还对参议员亚历克斯·帕迪利亚和谢尔顿·怀特豪斯进行了类似攻击，并告诉参议员亚当·希夫：“如果你为我工作，你早就被解雇了。”她还拒绝回答关于职业检察官是否建议不起诉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政府近期在加勒比海袭击船只的法律依据，以及司法部解雇大量公务员的原因等问题。
邦迪对希夫提到的“监督”一词嗤之以鼻，这表明她认为监督听证会应侧重于“保护我们的孩子”和提升共和党形象，而非问责。文章强调，监督听证会的目的是让立法机构有机会追究行政部门的责任，并为国会立法提供信息，而非吹捧行政部门。邦迪对委员会的蔑视，以及她只在能展示对总统忠诚时才表现出的奉承，体现了特朗普对国会与总统关系的基本理解：立法机构是下属。
What Not to Fix About Baseball
原文发布时间: October 8, 2025, 9 AM ET
本文的核心论点是，体育作家简·利维（Jane Leavy）的新书《让我当委员：我知道棒球有什么问题以及如何解决》（Make Me Commissioner: I Know What’s Wrong With Baseball and How to Fix It）对棒球运动提出了批判性的“瞎想”（spitballing），但本文作者认为，棒球运动通过近期引入的新规则（特别是投球计时器）已经显著改善，解决了其核心问题——比赛节奏缓慢，从而使其更具吸引力。
文章指出，利维是一位“精英瞎想家”和“五项全能的健谈者”，以其对桑迪·科法克斯、米奇·曼特尔和贝比·鲁斯的传记而闻名，文风不带一丝矫饰。利维在书中提出的主要抱怨是棒球“数据和分析过多”，失去了“人情味”和“不可预测性”，导致比赛“难以观看”。名人堂球员乔·托雷和桑迪·科法克斯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然而，本文作者持不同意见，认为自己“目前与棒球相处得更好了”，这主要得益于2023年大联盟引入的新规则，尤其是“投球计时器”。这些改革旨在加快比赛节奏、增加进攻，并消除比赛中的“死时间”。投球计时器要求投手在15秒内投球，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功：比赛时间缩短了约半小时，进攻也更多。作者表示，过去三年他观看的MLB比赛比之前三十年都要多，感觉棒球又重新回到了他的生活中。
文章提到，MLB在2007年至2022年期间，年度观赛人数从7950万下降到6450万，这促使联盟认识到危机并推出新规则。虽然利维对棒球的修修补补仍在继续，但作者认为她书中最好的想法与其说是规则改变，不如说是文化倡议，例如让10岁以下儿童免费观看比赛，赛后球员签名会，以及将大部分周末比赛安排在白天进行。
作者赞扬利维的书更多地是一种“棒球讲坛”，是对这项运动最佳口头和文学传统中讲故事和“瞎想”的颂扬。文章以利维在1995年巴尔的摩金莺队主场差点被界外球击中头部的开场场景为例，称赞其幽默感和对棒球“坚定不移的忠诚”。
The Atlantic presents special issue: “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原文发布时间: October 8, 2025, 8:35 AM ET
《The Atlantic》杂志隆重推出特刊“未竟的革命”（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旨在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该特刊汇集了顶尖学者、散文家和记者，重新审视美国的开国时代，衡量美国实验在两个半世纪后的成功与挑战，并强调其崇高的理想仍象征着人类的希望与自由。
主编杰弗里·戈德堡（Jeffrey Goldberg）在编者按中指出，杂志将以非简化、非沙文主义、非批判性的方式，探讨美国革命作为地球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其理想持续激励着人类。此次特刊的发布正值2025年末，旨在启动一项贯穿明年的项目，解释革命的意义及其后果。杂志认识到“美国实验目前正面临非同寻常的压力”，因此希望通过此举“尽可能地阐明我们面临的挑战”。
特刊封面由艺术家乔·麦肯德里（Joe McKendry）绘制，采用三折页形式，描绘了特刊文章中提及的人物群像，既有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等广为人知的面孔，也有乔治·华盛顿的被奴役者哈里·华盛顿等不为人知的历史人物。这些人物代表了战争、政治动荡和早期美国社会的不同侧面，体现了特刊旨在捕捉革命时代复杂性、矛盾性和独创性的宏大目标。
特刊共包含21篇文章，分为五个章节：“反抗”（Defiance）、“冲突”（Conflict）、“独立”（Independence）、“记忆”（Memory）和“危机”（Crisis）。今天在线发布的是前两个章节。其中：* 在“反抗”章节中，历史学家里克·阿特金森（Rick Atkinson）撰写了“疯王乔治的迷思”，揭示了乔治三世国王比传统刻板印象更为复杂。德鲁·吉尔平·福斯特（Drew Gilpin Faust）的“没有人像帕特里克·亨利那样演讲”探讨了亨利如何激励国家走向战争。罗伯特·A·格罗斯（Robert A. Gross）和罗伯特·M·索森（Robert M. Thorson）的“为何是康科德？”则探究了美国革命的地质起源。* 在“冲突”章节中，即将播出的PBS纪录片系列《美国革命》的联合导演肯·伯恩斯（Ken Burns）、莎拉·博茨坦（Sarah Botstein）和大卫·施密特（David Schmidt）描述了拍摄一部发生在摄影术发明之前的战争纪录片的挑战。斯泰西·希夫（Stacy Schiff）的“亲爱的儿子”审视了本杰明·富兰克林与忠于英国王室的儿子威廉之间的父子冲突。安德鲁·劳勒（Andrew Lawler）的“黑人保皇派”讲述了数千名非洲裔美国人为英国而战，然后逃离美国以避免再次被奴役的故事。职员作家凯蒂·韦弗（Caity Weaver）则通过亲身参与革命战争重演，揭示了重演的真正价值在于“强调人类所做的一切行动，无论是善是恶，都是由普通男女完成的”。
未来几天还将陆续发布更多文章，包括乔治·帕克（George Packer）倡导的爱国主义、安妮·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对美国未能达到建国理想的思考，以及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关于美国如何摆脱专制主义的见解。
Trump’s Costly Cuts to the Civil Service
原文发布时间: October 8, 2025, 8 AM ET
本文核心论点指出，特朗普政府对联邦公务员系统进行的大规模且仓促的削减，并非出于提高效率，而是出于政治动机，这种做法代价高昂，损害了基本公共服务，危及生命，并以微不足道的节省为代价，淘汰了联邦劳动力中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
文章首先驳斥了美国联邦政府机构臃肿的说法。根据OECD数据，2023年美国联邦、州和地方政府雇员占总就业人数的14.6%，低于OECD成员国的平均水平（18.4%）。其中，联邦文职雇员（不包括军人和邮政工人）仅占总人口的不到1%。文章强调，削减这部分人员并不能带来显著节省：文职人员工资每年近3360亿美元，仅占联邦预算的5%。即使削减20%，也只相当于政府总预算的约1%。相比之下，2023年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计划的“不当支付”就超过1000亿美元。
文章还纠正了关于联邦公务员“薪资过高”的说法。虽然联邦雇员平均工资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其中92%从事白领工作，拥有学士或以上学位的比例也高于整体劳动力。联邦公务员薪资增长速度慢于私营部门，且政府在统计学、数据科学、技术、航空航天工程、医学、法律等高需求领域需要与市场竞争人才。
文章重点阐述了削减公务员的严重后果：* 生命风险： 德克萨斯州洪灾造成138人死亡，部分原因是国家气象局裁员近600人，导致缺乏协调气象员，未能确保紧急预警被接收和执行。* 人才流失： 约15.4万公务员接受了延迟辞职方案。国家公园管理局流失24%的常设员工，国税局流失25%，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流失9.5%。自愿买断往往导致高需求人才首先离开，留下能力较弱的员工。例如，国税局的审计员和税务代理人数下降了31%。* 服务受损： 雷达、着陆和导航设备维修技术员等关键安全人员被解雇，移民法官被削减。许多机构工作人员工作时间更长，承担超出其培训范围的任务（如国家公园管理局科学家暂停职责去打扫厕所）。政府网站甚至删除了显示绩效和客户服务下降的指标。* 难以逆转： 许多削减正在悄悄撤销，但有些难以逆转，例如培养一名雷达技术员需要两年联邦航空管理局培训，一名空中交通管制员需要数年。
文章批评道，这种快速、深度且往往笨拙的削减方式导致了频繁的错误和失误。作者认为，尽管联邦政府的招聘和管理方式需要改革，但应采用“手术刀”般的精准改革，而非当前政府所使用的“破坏球”式方式。对于那些以复仇和拆解政府为目标的人来说，这些后果可能无关紧要，但对其他所有人来说，这将是灾难性的。
Behind The Atlantic’s November 2025 Issue Cover
原文发布时间: October 8, 2025, 6 AM ET
本文详细阐述了《The Atlantic》2025年11月特刊“未竟的革命”封面背后的艺术与概念选择，旨在呈现美国革命的复杂性和多元人物形象。
文章指出，为纪念美国革命250周年，艺术家乔·麦肯德里（Joe McKendry）创作了一幅三折页封面画。这幅画作汇集了特刊文章中提及的人物，既有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乔治·华盛顿等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也有一些不那么为人所知但意义深远的角色，例如乔治·华盛顿的被奴役者哈里·华盛顿（Harry Washington），他为英国而战，但没有留下任何肖像。
在艺术创作上，麦肯德里对一些人物的描绘是基于历史肖像画（如保罗·里维尔的形象是对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画作的致敬），而对于那些没有留下肖像的人物，他则根据文字描述进行了想象。文章强调，画中人物代表了战争的不同阵营、那个时代的政治思潮以及早期美国社会本身，共同传达了特刊的宏大目标：以其复杂性、矛盾性和独创性来捕捉革命时代。值得一提的是，画中甚至包含了一个虚构人物——瑞普·凡·温克尔（Rip Van Winkle）。
封面人物清单包括：詹姆斯·麦迪逊、乔治三世国王、乔治·华盛顿、哈里·华盛顿、阿比盖尔·亚当斯、保罗·里维尔、本杰明·富兰克林、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庞蒂亚克、威廉·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托马斯·潘恩、罗伯特·海明斯、普林斯·霍尔、詹姆斯·阿米斯特德·拉法耶特、伊莱扎·舒勒、帕特里克·亨利、普里西拉·廷伯斯、瑞普·凡·温克尔、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邓莫尔勋爵和约翰·亚当斯。
You Have No Idea How Hard It Is to Be a Reenactor
原文发布时间: October 8, 2025, 6 AM ET
本文核心论点是，作者凯蒂·韦弗（Caity Weaver）亲身参与美国独立战争重演的经历，揭示了历史重演者为追求历史准确性所付出的巨大体力、后勤努力和深刻投入，以及重演活动中意想不到的社会动态，强调了这种亲身体验如何以一种生动、往往令人不适的方式将历史呈现在眼前，挑战了对历史的简化叙事。
作者首先描述了自己在重演活动中（包括提康德罗加堡夺取和邦克山战役的250周年纪念活动）所经历的艰辛：在雨中行军，穿着不适宜现代地形的时代服装，以及像本尼迪克特·阿诺德重演者那样，因靴子太紧而需要多人协助、用婴儿爽身粉、烹饪喷雾和橄榄油才能脱下。这些细节凸显了时代服装在功能性上的不足以及重演者对细节的执着。
重演者对历史准确性的承诺是核心主题。许多“进步派”重演者亲手缝制服装的每一层，花费数千美元购买“装备”（他们坚持这并非“戏服”）。他们致力于“研究完美”的境界，例如英国军队重演者力求展现专业士兵的形象。文章还提到，重演者社区通常不鼓励扮演特定的历史人物，而是扮演“印象”，即历史上可能存在的普通人类型（如农夫、富商），除非是高度编排的公共重演中少数关键角色。
文章揭示了重演社区的多元性和政治倾向。参与者来自各行各业，包括前朋克摇滚乐手、飞行员、护士、律师和教师等，大多是白人，年龄跨度大，但政治立场普遍偏左，比内战重演者更自由。他们渴望与陌生人分享历史事实，例如18世纪法国火器机制的细节。作者还提到，扮演保皇派的重演者（如布莱恩，一位公立学校教师）认为自己是“好人”，是守法公民，反对叛乱，并对美国革命的后果（如奴隶制增加、债务、对士兵食言）持批判态度。
文章探讨了安全与真实性之间的矛盾。重演者将安全放在首位，真实性次之，这导致一些历史细节无法完全复制（例如，禁止在国家公园内假死，战斗中预设饮水休息）。作者本人为了能开枪，甚至被要求进行长达六个月的“劳动密集型”训练，学习1764年的训练手册和操作沉重的燧发枪。
邦克山战役的重演吸引了两万人观看，炮火轰鸣，烟雾弥漫，英国红衣兵的有序进攻与殖民地民兵的无纪律反击形成了鲜明对比，最终民兵因弹药耗尽而失败。作者指出，最艰难的工作是扮演阵亡的英军士兵，他们必须在烈日下趴在草地上近一小时。
提康德罗加堡夺取战的重演让作者感到“出乎意料的沮丧”。那些友善的重演者，在扮演格林山男孩时，将穿着睡衣的英国军官家属（包括一名两个月大的婴儿）拖出营房，并用枪指着他们，要求投降。这种场景促使作者反思：这些曾经友善的“朋友”竟然会扮演如此残酷的角色，这让人意识到，历史上的善恶行为都是由“普通男女”所为。
文章最后总结，历史重演的真正价值不在于颂扬过去的成就或谴责过去的失败，而在于强调历史事件是由普通人所为，这是一种“令人振奋又不安”的理解历史的方式：历史并非通向必然目的地的逻辑行进，而是一场受普通人意愿支配的“混战”，结果可能走向任何地方。
The Black Loyalists
原文发布时间: October 8, 2025, 6 AM ET
本文核心论点在于，讲述了美国独立战争期间“黑人保皇派”被遗忘的故事：数以万计的被奴役非洲裔美国人为了获得自由而为英国而战，他们的战后大流散，以及他们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如何最终为大西洋两岸更广泛的解放运动埋下了种子。
文章以哈里·华盛顿（Harry Washington）为例展开叙述，他出生于非洲，被贩卖为奴，后被乔治·华盛顿买下。在独立战争爆发后，他像数千名其他被奴役者一样，冒着被折磨和监禁的风险逃离种植园，加入了英国军队。弗吉尼亚皇家总督邓莫尔勋爵（Lord Dunmore）于1775年发布解放宣言，承诺给予为英王乔治三世效力的爱国者奴隶自由，从而组建了“埃塞俄比亚军团”，其座右铭是“奴隶的自由”。
爱国者们对武装起来的黑人感到恐惧，乔治·华盛顿称邓莫尔为“人性权利的叛徒”。邓莫尔的多民族军队（包括英国红衣兵和白人保皇派）发动了美国历史上内战前最大规模的奴隶起义。弗吉尼亚代表团在1776年5月，因邓莫尔与黑人的联盟而认为与英国谈判无望，最终打破僵局，一致呼吁脱离母国，这表明黑人保皇派对美国独立进程产生了直接影响。
战争结束后，约2万名黑人美国人积极参与英军（是爱国者军队的三倍），另有数万人逃离种植园支持英王。他们的动机很明确：大陆会议没有解放奴隶的议程。尽管英国领导人并非都反对奴隶制，但许多人愿意将大规模解放作为镇压叛乱的工具。
1782年《巴黎和约》谈判期间，奴隶主亨利·劳伦斯（Henry Laurens）坚决要求英国归还“黑人及其他美国财产”。然而，英军总司令盖伊·卡尔顿爵士（Sir Guy Carleton）拒绝了这一要求，援引邓莫尔和克林顿的解放宣言，坚持黑人保皇派已经自由，并认为“对任何肤色的人违背公共信仰”都会损害新国家的声誉。尽管乔治·华盛顿威胁动用大陆军，但国会最终因担心战事再起而未予挑战。乔治三世国王也热情批准了卡尔顿的解释，称之为“对他们（黑人保皇派）的公正行为”。
在1783年夏天，哈里·华盛顿、波士顿·金（Boston King）及其妻子维奥莱特（Violet）等数千名黑人保皇派，获得了自由证书，并乘坐船只前往新斯科舍（Nova Scotia）。然而，他们在那里遭遇了当局的冷漠和白人美国人的敌意，土地和物资被剥夺，被迫从事低薪杂役。托马斯·彼得斯（Thomas Peters）等领袖前往伦敦申诉，最终促成了塞拉利昂公司（Sierra Leone Company）的建立，旨在西非海岸建立一个自由黑人殖民地。1792年，包括哈里·华盛顿在内的1196名黑人保皇派乘坐15艘船只，带着土地权利文件，远航至塞拉利昂，建立了弗里敦（Freetown）。
弗里敦的定居者带来了独特的“福音基督教、商业资本主义和政治共和主义”美国特色。然而，他们面临着与当地土著居民的冲突，以及与白人管理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哈里·华盛顿最终因领导一次起义而被流放，其最终命运不明。尽管塞拉利昂公司未能成功，但英国政府于1808年接管塞拉利昂，并于1807年立法禁止奴隶贸易，1833年在整个帝国废除奴隶制。
文章总结道，黑人保皇派的故事揭示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讽刺：数千名在争取自由方面拥有最大利害关系的人，最终不得不逃离一个以“人人生而平等”为前提建立的国家。他们的斗争削弱了种族劣势的观念，并在新斯科舍和塞拉利昂大胆要求平等的正义和政府代表权。他们的经历为后来的废奴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先例，并最终影响了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的《解放奴隶宣言》（1863年），为美国废除奴隶制奠定了基础。
Why Did Benjamin Franklin’s Son Remain Loyal to the British?
原文发布时间: October 8, 2025, 6 AM ET
本文核心论点探讨了美国革命时期，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与其私生子威廉·富兰克林（William Franklin）之间深刻的政治与个人裂痕，揭示了这场革命如何引发了深层的家庭和意识形态冲突。
文章开篇指出，富兰克林父子曾是彼此最亲密的知己和合作者，本杰明对威廉溺爱有加，给予了他自己未曾享受过的优越条件。威廉在英国军队服役后，步入政坛，并于1763年被任命为新泽西殖民地总督，表现出色。然而，父子间的裂痕始于1773年，当时本杰明富兰克林将一份机密王室信件寄给波士顿，引发轰动。威廉对此感到震惊和道德上的不安，而本杰明则认为议会无权为殖民地制定法律。
1774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在枢密院受到公开羞辱，他建议威廉辞职以示团结，但威廉拒绝了，因为他相信父亲在美国的声望会因此飙升。本杰明随后指责威廉是“彻头彻尾的朝臣，一切都用政府的眼光看待”。威廉则在母亲去世后，对父亲长期滞留伦敦感到愤怒，认为他应回美国平息动荡。
1775年，本杰明富兰克林乘船返回费城，途中写下长达196页的信件，记录了他试图调解英美冲突的失败经历。与此同时，威廉则秘密向伦敦传递大陆会议的情报。父子在威廉的新泽西家中爆发激烈争吵。本杰明警告威廉的处境将变得艰难，而威廉则将美国爱国者称为“冒牌爱国者”、“亡命赌徒”和“被迷惑的傻瓜”，坚称自己才是忠于国王的“真正爱国者”。1776年7月4日，威廉因拒绝承认大陆会议的权威而被捕入狱。
文章还提到威廉的私生子坦普尔·富兰克林（Temple Franklin），本杰明将其带到美国并亲自培养，这实际上取代了威廉在他心中的地位，也是一种“报复性”的举动。威廉在狱中饱受折磨，即使他向乔治·华盛顿求情，本杰明也未干预。出狱后的威廉，面容憔悴，失去了妻子。
文章深入分析了威廉忠于英国王室的原因：他终于摆脱了父亲的阴影，成为总督；他深受亲英情绪的影响；他重视“体面”和“名誉”，这与他蔑视传统的父亲不同；他对国王的忠诚，以及他从英国政府那里获得的认可，都超过了父亲。
然而，本杰明富兰克林对威廉的“不宽恕”也同样强烈。他声称失去独子给他带来了巨大痛苦，并强调“自然义务先于政治义务”。在1783年的和平谈判中，本杰明强烈反对赔偿保皇派的损失，甚至引用自己图书馆被英国军官（与威廉有往来）洗劫的经历。他在一篇未发表的寓言中将保皇派称为“自相残杀的杂种”，其中也包括自己的儿子。本杰明富兰克林曾写道：“我们被命令宽恕我们的敌人，但我们从未被命令宽恕我们的朋友。”
父子俩在1785年有过短暂重聚，但本杰明坚持威廉将其在美国的财产转让给坦普尔，以偿还多年的资助。威廉感到自己被父亲“偏爱儿子而忽视自己”，但为了家庭和睦还是同意了。此后，本杰明对威廉置之不理，父子再未相见。
本杰明富兰克林1790年的遗嘱中，威廉再次被剥夺继承权，遗嘱中明确指责威廉在战争中反对父亲的“众所周知的”行为。威廉对此感到“可耻的不公”，但也因未能从英国政府获得赔偿而愤怒。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他提交了本杰明写给他的冷酷信件（现已遗失），强调自己对主权的责任超越了“受尊敬的父亲的意愿”，从而失去了父亲所有的感情。
文章总结道，本杰明富兰克林那本经典自传以“亲爱的儿子”开头，但故事却止步于18世纪50年代末，即革命爆发前，巧妙地回避了这段痛苦的父子决裂，这反映了他对这段“战争最大牺牲”的痛苦回避。
What We Learned Film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原文发布时间: October 8, 2025, 6 AM ET
本文核心论点是，肯·伯恩斯（Ken Burns）、莎拉·博茨坦（Sarah Botstein）和大卫·施密特（David Schmidt）三位导演在拍摄PBS新纪录片系列《美国革命》时，面临着历史久远、神话笼罩的巨大挑战，但他们通过深入探究，获得了对天气、地理、疾病以及普通民众多元经历的意外洞察，从而以生动的方式呈现了这场战争的复杂性和人类层面。
导演们指出，拍摄一部发生在摄影术发明之前的战争纪录片充满挑战，无法像拍摄二战或越南战争那样采访在世证人或获取影像资料，也缺乏内战时期数以万计的照片。此外，美国革命被神话所包裹，使得人们对其意义和现实的理解“不真实且脱离实际”。
然而，拍摄过程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发现：* 天气作为角色： 变幻莫测的气候是制作过程中“最意想不到且令人烦恼的对手”。华盛顿和美国士兵在战争中不仅与敌人作战，也在与“美国的气候、地理和地形”搏斗。例如，1775年魁北克城袭击中的“恶劣”风暴，以及1776年长岛战役后“天赐的浓雾”拯救了华盛顿的军队。* 疾病的威胁： 1775年至1783年间，死于疾病的人数远超死于战斗的人数。斑疹伤寒、伤寒、痢疾以及最可怕的天花在肮脏的军营中滋生，并蔓延至整个大陆，甚至远离战场的太平洋沿岸、西班牙墨西哥和加勒比地区的人们也因饥荒或流行病而受苦。* 地理的复杂性： 档案地图虽然精美，但往往带有制作者的视角，信息不准确或故意扭曲。团队为此制作了100多张新地图，纠正了地形、水文和制图师精度上的变化，特别突出了1775年北美大陆的原貌，包括未绘制西部边界的13个殖民地，以及显眼标注的原住民部落（如切诺基、肖尼、特拉华和豪德诺索尼部落）。* 原住民的中心地位： 历史学家指出，当时北美大陆70-80%的土地仍由原住民控制，他们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至关重要，并积极参与全球市场经济。* 广阔的战场： 英国人错误地估计了战争的规模，将“查尔斯顿与波士顿的距离比作伦敦与威尼斯的距离”，他们面对的是一场“对抗农民和农舍，散布在广阔大陆荒野中的战争”。* 通信与行军： 伦敦与北美之间的消息传递需数周，甚至“世界范围内的枪声”在英国40天后才被知晓。军队在酷热、潮湿、蚊虫滋扰的条件下行军数百英里，凸显了当时的极端困难。* 风景的呈现： 纪录片在150多个地点拍摄了165天，捕捉了北美东海岸的自然美景和植物多样性，提醒观众被“沥青、混凝土和钢铁”覆盖的地区仍有壮丽之处。
纪录片的核心是那些经历战争的人们。导演们深入研究他们的生活细节，不仅关注少数精英的肖像，还通过手写文字在屏幕上呈现更多不为人知的人物。重演者和历史解说员的投入至关重要，他们以精准的时代服装和对历史人物的深入研究，帮助还原了战争的规模和士兵的艰辛。女性在战争中的作用也被强调，例如洗衣是女性的必需工作，也是对抗疾病的关键。历史学家杜瓦尔（Kathleen DuVal）指出，女性在战后处理战场尸体、清洁和辨认遗体的工作，是战争中“处理死亡”的一部分。
纪录片揭示了革命核心的“血腥内战”，其残酷性远超传统认知中的“无血、英勇神话”。尽管如此，这并不减损其振奋人心的结果，反而突显了人们为创建美国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历史学家布朗（Christopher L. Brown）指出，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其独特之处在于“如此不同的地方走到了一起”，围绕着“一套共同的目标和理想”而团结。
文章总结道，战争改变了美国人对自身、彼此关系以及与政府关系的看法。理解这些背景，尤其是《独立宣言》、《宪法》和《权利法案》的诞生环境，只会更加强化这些开国文献的生命力。尽管贝琪·安布勒（Betsy Ambler）等人在战争中经历了个人苦难和家园的丧失，但她仍认为战争最终为国家奠定了独立和繁荣的基础。
Why Concord?
原文发布时间: October 8, 2025, 6 AM ET
本文核心论点深入探讨了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独特的地理和地质优势，认为这些自然特征，而非仅仅其政治激进主义或思想运动，从根本上塑造了它作为美国革命起点和后来超验主义中心的独特历史地位。
文章首先概述了康科德的历史意义：1775年4月19日，康科德作为独立战争的起点，在老北桥与英军发生冲突，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37年的名言“响彻全球的枪声”巩固了其地方认同。在内战前四分之一个世纪，康科德也是超验主义运动的摇篮，吸引了爱默生、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等思想家。
作者驳斥了康科德历史地位的传统解释：* 田园美景论： 范·维克·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的观点认为康科德是诗人哲学家理想的田园之地，但作者认为这不完整。* 思想继承论： 耶鲁大学历史学家拉尔夫·亨利·加布里埃尔（Ralph Henry Gabriel）将超验主义者视为民兵的知识继承者，但作者指出民兵为集体自由而战，而超验主义者则强调个人权利，与传统决裂。* 非独特性： 康科德并非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而是经济活跃、宗教多元、种族多样、阶层分化、政治对立且乐于接受社会政治改革的，是内战前美国的主流社会。* 革命前沿： 康科德并非因其特别好战而站在革命前沿。它最初对英国税收和“暴政”采取观望态度，不愿挑战权威。其温和性以及与波士顿的距离，使其成为储存军事物资的安全地点。* 超验主义中心： 这种说法被夸大了，该运动在波士顿地区得到了广泛支持。康科德之所以成为象征性而非字面上的中心，是因为其作家们以引人入胜的自然与自我观念来处理社会转型。
文章重点阐述了康科德独特的地质优势：* 河流系统： 康科德河向北流淌，冰川消退后形成了一个“潮湿肥沃的低地”。“Musketaquid”（意为“草地之河”）是一个长达20英里的沼泽，吸引了殖民者在此种植淡水干草（支持英式畜牧业），丰富的鱼类和淡水贻贝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 大草甸与大田： 大草甸每年因洪水而肥沃，梭罗曾将其比作尼罗河般古老肥沃的河流。大田是一片平坦、肥沃、排水良好的台地，原住民曾在此耕种，殖民者则在此种植谷物和印第安玉米。* 宜居土地： 广阔平坦、无石块的土地，使其能发展成高效农场。* 战略位置： 康科德位于Musketaquid的中间，阿萨贝特河（Assabet River）从西侧汇入，将草甸一分为二，使其成为“非同寻常山谷的轴心”。* 与波士顿的距离（18英里）： 足够远，可以作为省军事物资的主要仓库（英军行军艰难）；也足够近，可以接触到教育机构、文学文化、市场和州议会。* 水系分界： 波士顿与康科德分属不同的流域（查尔斯河与康科德河），地质构造也不同，这影响了定居模式。* 水力发电： 米尔布鲁克（Mill Brook）上的水坝（建在原住民渔堰遗址上）在两个世纪内为小型制造业提供动力，促进了中心村落的形成，体现了清教徒的社区理想。* 河岸森林（Gallery Forest）： 沿三条河流两岸茂密的柳树、桤木、桦树、红枫等组成的森林带，即使在19世纪中叶森林覆盖率大幅下降时也得以保留。* 瓦尔登森林/池塘（Walden Woods/Pond）： 干旱贫瘠的高地（布里斯特山），其中瓦尔登池塘是马萨诸塞州最深的湖泊，成为超验主义者的灵感源泉（梭罗的《瓦尔登湖》）。
文章还指出，瓦尔登池塘成为美国环保运动美学流派的奠基文本，尽管商业化曾侵蚀其纯净。康科德在20世纪成为环保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进步领导者，38%的土地被“永久保护为开放空间”。梭罗的物候学笔记如今成为科学家评估气候变化的宝贵记录。
文章总结道，康科德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从岩石到生态系统再到文化”的一系列事件的偶然结果。其优越的自然景观和历史优势，使其居民能够建立地方感和社区意识，而正是这种捍卫社区的坚定决心，激发了对英国正规军的反抗。老北桥的地理位置及其周围的地质特征，塑造了康科德战役的特点，解释了英军的溃败，并增强了民众对军事胜利的信心。
The American Experiment
原文发布时间: October 8, 2025, 6 AM ET
本文是《The Atlantic》主编杰弗里·戈德堡（Jeffrey Goldberg）的编者按，旨在介绍杂志的特刊“未竟的革命”。文章核心论点是，美国革命的目标依然崇高且不可或缺，“美国实验”虽然目前正面临非同寻常的压力，但它仍然是一个值得追求的项目。
文章引用了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1775年在《宾夕法尼亚杂志》创刊号中的话，潘恩将杂志誉为“天才的摇篮”和“智慧与功用的市场”。潘恩的过早离职（因薪资纠纷）反而让他有时间撰写《常识》，这无意中推动了自由事业。文章随后提及了《宾夕法尼亚杂志》1776年7月号的奇特内容，其中《独立宣言》被“藏在”杂志的后半部分，与防止坏血病和发夹危险等文章并列。戈德堡认为，尽管当时编辑可能出于版面结构考虑，但《独立宣言》及其所代表的意义理应获得更显眼的位置。
戈德堡强调，《The Atlantic》不会低估《独立宣言》和1776年的事件。杂志的视角并非“简单、沙文主义或不加批判”，而是坚信美国革命是“地球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其理想至今仍象征着“人类的希望与自由”。特刊选择在2025年末出版，是为了在建国250周年之前启动一个为期一年的项目，旨在解释革命的意义和后果，并“走在竞争对手的前面”。更重要的是，杂志认识到“美国实验目前正面临非同寻常的压力”，因此希望通过此举“尽可能地阐明我们面临的挑战”。
此次特刊也是对肯·伯恩斯（Ken Burns）即将推出的PBS系列纪录片《美国革命》的补充。戈德堡认为，这本配套杂志将对那些担忧“美国理念持久力”的读者和公众有所助益。伯恩斯及其联合导演的文章也刊登在本期杂志中，他们描述了拍摄一部发生在摄影术发明前的战争纪录片的困难，并指出革命被神话所笼罩，以至于需要一生才能厘清其利害关系。
戈德堡还列举了特刊中部分杰出作者及其贡献，包括里克·阿特金森（Rick Atkinson）揭示乔治三世国王的复杂真相，安妮特·戈登-里德（Annette Gordon-Reed）审视美国尚未实现的承诺，斯泰西·希夫（Stacy Schiff）探讨富兰克林家族内部的“内战”，凯蒂·韦弗（Caity Weaver）亲身体验燧发枪射击，乔治·帕克（George Packer）倡导根植于1776年理想的开明爱国主义，芬坦·奥图尔（Fintan O’Toole）探讨开国元勋们会如何看待今天的美国，以及《The Atlantic》内部历史学家杰克·伦德伯格（Jake Lundberg）撰写林肯如何召唤1776年精神，以提醒美国同胞仍有未竟之功。
戈德堡总结，这个项目“仍然未竟，且充满困境，但它仍然是一个值得追求的项目”。文章最后感谢了英国图书馆和约翰·卡特·布朗图书馆对特刊研究的支持。
The Myth of Mad King George
原文发布时间: October 8, 2025, 6 AM ET
本文核心论点是，里克·阿特金森（Rick Atkinson）的文章重新评估了英国国王乔治三世，超越了“疯王”的刻板印象，揭示他是一位复杂、有成就且值得尊敬的君主，他对自己的原则深信不疑，尽管最终在美国殖民地独立这一“巨大灾难”中失利。
文章通过对比乔治三世在伦敦（被尊崇为马可·奥勒留式的君主）和纽约（被反叛者推倒、斩首、熔铸成子弹）的两尊雕像，展现了他受到的截然不同的评价。传统上，美国人将他描绘成“傲慢顽固”、“反动呆瓜”，甚至在百老汇音乐剧《汉密尔顿》中，他被塑造成“浮夸、阴险的小丑”。
然而，英国王室在过去十年中公开的乔治三世文献（经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批准数字化）揭示了一个“远比普遍漫画形象更复杂、更有成就、甚至更值得尊敬”的人物。他有时也冷酷无情、自以为是，甚至固执到威胁退位，除非政府对美国独立保持强硬立场。在他统治下，英国失去了美国，估计耗费了1.28亿英镑，数万英国人伤亡，帝国版图缩小了50万平方英里。尽管他希望“后世不要把这个曾经受人尊敬的帝国衰落归咎于我”，但历史确实将他视为“英国历史上直到1947年印度失去为止的最大灾难”的责任人。
文章描绘了乔治三世的个人特质：他于1760年登基，年仅22岁，是两个多世纪以来最年轻的英国国王。与前两位德国出生的乔治国王不同，他“生于斯长于斯”，自豪地宣称自己是“不列颠人”。他从一个“沉默、谦逊、容易羞怯”的王子成长为一位强壮自信的国王，具有君主风范，生活节制（卧室不铺地毯，偏爱大麦水而非葡萄酒）。他精明而非绝顶聪明，不易受骗，并“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着惊人的洞察力”。他的“不可饶恕的虔诚”使他抵制政治妥协，并将道德缺陷归咎于反对者。他憎恶混乱和不服从，认为自己的观点“基于原则，而非事件”，因此“不容改变”。
乔治三世的统治原则包括：君主必须避开罗马天主教，维护英国宪法，并促进商业发展。他虽然拥有比现代君主更广泛的权力，但从未行使否决议会法案的权利。他与夏洛特王后（Charlotte）育有15个子女，并以开明的君主身份推动艺术和科学发展，如资助皇家艺术学院的成立，并在里士满宫建造天文台。他擅长多种乐器，曾以笔名“拉尔夫·罗宾逊”撰写农学论文，并积累了6.5万册藏书，成为大英图书馆的核心。他的藏书反映了其广泛的兴趣，包括关于美国殖民地骚动的书籍。
尽管乔治三世从未访问过他在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甚至北英格兰的领地，更不用说欧洲或美洲，但他通过七年战争的胜利，获得了加拿大、佛罗里达和广阔的北美内陆，使伦敦成为西方世界的中心。然而，这一帝国的建立也带来了烦恼：战争债务沉重，殖民者对议会未经其省议会同意征税感到不满，并反对英国禁止殖民地制造与母国竞争的商品。文章指出，这场关于税收和孝顺的争论“演变为一场关于主权的斗争”。
在1773年波士顿倾茶事件后，乔治三世的态度变得强硬，他谴责美国“被迷惑的臣民”中的“危险的反抗精神”，并认为“打击必须决定”他们是臣服于英国还是独立。他主张采取“最强制性的措施”。文章指出，英国的战争政策存在战略误判，例如认为武力可以阻止其他殖民地叛乱，以及高估忠诚派在殖民地人口中的比例（实际约20%）。乔治三世还深信，未能重申伦敦的权威将导致帝国的分裂。
乔治三世虽然缺乏军事经验，但他将军队视为“自己的部门”，亲自投入到远征战争的细节中，包括指挥官的选择、秘密代码的使用和补给运输等。他雇佣了约3万名德国辅助部队（“黑森佣兵”）来增援英军。尽管叛军最初避免直接指责国王，但潘恩（Paine）的《常识》出版后，乔治三世被公开谴责为“大不列颠的皇家野兽”，他的画像被焚烧，名字被列入《独立宣言》的“罪行清单”。
英国在战争中面临指挥官内讧、资金短缺、补给系统低效等问题。乔治三世及其大臣们还错误判断了美国人的气质，未能理解他们对共和未来的愿景和因英国焚烧城镇而产生的强烈怨恨。在特伦顿战役和萨拉托加战役失利后，法国、西班牙和荷兰相继参战，英国陷入孤立。乔治三世拒绝给予美国完全独立，称其为“帝国的毁灭”，并曾考虑退位，但最终仍是“最后一个同意分离的人”。
乔治三世在革命后还有近40年的生命，充满了荣耀（如滑铁卢战役）和痛苦。他年轻时曾患一种神秘疾病，后被诊断为“躁狂症”，即严重的“躁郁症”。从1810年起，他因病失去行为能力，由长子威尔士亲王摄政。他在1820年去世，享年81岁，在位59年。纽约的乔治三世雕像头部下落不明，只留下了一些碎片。
No One Gave a Speech Like Patrick Henry
原文发布时间: October 8, 2025, 6 AM ET
本文核心论点指出，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虽然常被视为“二线开国元勋”，但他实际上是美国革命的“说服大师”。他无与伦比的演说天赋，以人心和民主冲动为重心，改变了政治话语，激励了整个国家走向独立，使革命不仅显得不可避免，而且至关重要。
文章开篇指出，亨利没有签署《独立宣言》或《宪法》，甚至反对后者，也非军事英雄，在1775年后一直留在弗吉尼亚州担任州长。然而，他的演说天赋无人能及。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称他为“那个时代的德摩斯梯尼”，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赞誉他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演说家”，埃德蒙·伦道夫（Edmund Randolph）则认为他的口才“开启了人类心灵的秘密源泉，剥夺了危险的一切恐怖，打破了王权的拱顶石”。
文章强调，在录音技术出现之前，我们无法听到过去的声音，这导致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不完整甚至扭曲。亨利生活在口语尚未被印刷品超越的时代，他的影响力需要我们认识到演说的核心地位。尽管我们无法听到他的声音，但近百份听众反馈记录了他的言语影响，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Andrew Jackson）等人都曾慕名而来，称他的口才超乎想象。亨利最具影响力的演说没有留下文本或笔记，他的“不自由，毋宁死”（Liberty or Death）演说是在他去世几十年后，由传记作者威廉·沃特（William Wirt）根据目击者证词重构而成。
亨利独特的天赋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他所采用的修辞风格本身就是一场革命。他将自己塑造为“普通人”，摒弃了当时流行的古典演说惯例，转而将人类情感而非理性作为其言语的目标。他的听众不仅限于少数受过教育的精英，更包括广大普通公民。乔治·梅森（George Mason）观察到：“当他演说时，你的激情不再属于你自己。”亨利的演说是一种民粹主义和民主的修辞。
文章追溯了亨利的成长背景。他来自弗吉尼亚内陆更为崎岖的皮德蒙特地区，而非沿海的精英阶层。他受教育不系统，通过自学成为律师，通过土地投机积累财富，并拥有60多名被奴役者。他的演说使他成为“人民的声音”，但经济和社会地位使他跻身弗吉尼亚特权乡绅之列。亨利的修辞深受其福音派母亲和18世纪40年代席卷弗吉尼亚内陆的“大觉醒”（Great Awakening）宗教复兴运动影响。这场运动强调情感而非理性，向所有听众提供救赎希望，无论其教育或社会地位如何，这隐含甚至明确地挑战了特权和地位。亨利积极捍卫浸礼会教徒的传教和集会权利。
亨利在1763年的“牧师案”（Parson's Cause）中声名鹊起，他超越法律条文，以抽象的、鼓舞人心的地方自治原则成功打动陪审团，反对王室暴政，这预示了他日后反对英国权力的立场。两年后，他提出“弗吉尼亚决议”，引发了殖民地对《印花税法》的统一反对。他善于将具体问题提升到正义和美德的超然境界，将论点塑造成生死攸关的问题。
1775年3月23日，亨利在里士满的第二次弗吉尼亚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不自由，毋宁死”演说。当时殖民地已临近与英国开战，但许多乡绅仍犹豫不决。亨利以谦逊的姿态开场，随后迅速转向主题的“重要性”——“不亚于自由或奴役的问题”。他运用福音派宗教框架，警告听众“希望的幻觉”的危险，并发出了一系列修辞性反问，迫使听众审视自己的信念，并最终呼吁采取行动：“我们必须战斗。”他以排比句和重复句式，用铿锵有力的节奏将听众团结起来。在演说的最后，他以戏剧性的姿态，先是弯腰如被锁链束缚，然后猛然挺直，双臂展开，仿佛挣脱枷锁，高呼“不自由，毋宁死”，并将手刺向心脏。
亨利的演说使代表们陷入沉默，他们被要求审视自己的勇气和正直，面对自由与奴役的抉择，被生死攸关的表演所震撼。亨利使革命不仅显得不可避免，而且成为必要，他将代表们转化为自己的事业支持者，无论这会带来多大的风险和代价。
文章总结道，演说推动并定义了美国革命，使美国“被言语创造出来”。亨利的口才体现了权力不仅从国王手中转移，而且转移到即将被承诺“人人生而平等”的新公民手中。他的言语——诉诸情感与理性，音乐与逻辑，超然与世俗——使革命势在必行，为新兴国家走向这些不断展开的自由（如投票权、妇女选举权、非裔美国人选举权）铺平了道路。在新的美国，权力和权威依赖于“说服”的“武器”，而帕特里克·亨利正是革命的“说服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