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洛·F·纪廉 2025-10-06 21:02 浙江
“什么年龄，就该干什么事”吗？
19 世纪末到 21 世纪初，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建立了一种人生顺序模式：
即人生要依次经历四个不同的阶段——玩乐、学习、工作和退休。
这种生活方式看似理所当然，但真的是这样吗？
本文摘选自《多代社会：重新思考事业、 家庭和未来规划》，作者莫洛·F·纪廉深入探讨了这种传统人生顺序模式的局限性。
他指出，按照这种模式，人生只有一条线性路径，每个阶段似乎只有一种身份和选择。
这种看似有序的生活模式，其实隐藏着许多问题，如青春期压力、中年危机、退休后的孤独和价值缺失感、代际冲突等等。
希望这篇文章可以帮大家重新审视“什么年龄就该干什么事”的社会预期，探索是否有更好的方式去组织我们的生活。
以下内容摘选自《多代社会：重新思考事业、 家庭和未来规划》。作者莫洛·F·纪廉指出了传统人生顺序模式的负面问题，我们必须重新调整不同年龄段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的社会假定、观念和预期。
“我们的人生如溪流，汇入大海，遂告终止。”
——豪尔赫·曼里克《悼亡父》
说到“人生四站”，则类似于宇宙的季节历，是一个颇有诗意的术语。事实上，到21世纪初，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接受了这样一种理念，即人生要依次经历四个不同的阶段——玩乐、学习、工作和退休。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以这样的方式来组织我们的生活，似乎是自然的、理想的和不可避免的。
01
人生顺序模式
人生顺序模式的关键优势或许就在于它的可预测性，因为它可以简单明了地将人们划入以年龄为界定标准的不同群体。
既不工作也不寻找工作的人被称为“消极人口”，他们由位于年龄分布谱系两端的个体组成：一端是婴儿和学龄儿童，另一端是老龄退休人员。
中上阶层出身的女性也会成为消极人口的一部分，因为她们准备嫁人或全身心投入家庭，担起相夫教子、操持家务的责任，而那些为她们提供帮助的、出身工薪阶层的女性别无选择，只能成为积极人口的一部分。
处于劳动年龄的男性是积极人口中最大的群体。在查尔斯·狄更斯所称的“最好的时代”，大多数积极劳动者都实现了就业，而在他所称的“最坏的时代”，很多积极劳动者失去了工作或未实现充分就业。
时至今日，这些与工作相关的人口分类依然存在，既体现在劳动统计中，也体现在劳动力市场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要想了解我们的文化在多大程度上是受“人生四站”驱动的，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花点儿时间逛逛当地的书店。一排排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种实用指南和自助类图书，指导你如何度过“人生四站”，就好像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是一个事关生存的重大问题。
对孩子而言，无非就是自尊，比如《一举成名的赫尔加》(Helga Makes a Name forHerself)、《世界需要独一无二的你》(The World NeedsWho You Were Made to Be)或涂色书《我自信、勇敢又美丽》(I Am Confident, Brave & Beautiful)。青少年和青年是很多图书的目标受众，所以最好还是不要特意提及某一本。
但千万不要担心，在进入“真正的成年期”后，你可以去读《成年后如何度过童年时光》(How to Survive YourChildhood Now That You're an Adult)，这本书或许应该取个更合适的名字，比如“弗洛伊德的精神错乱”。
再接下来，关于教你如何忍受数十年工作的图书更是不胜枚举。自1936年戴尔·卡耐基出版《人性的弱点》以来，这便成了一种题材。
近期，这类作品有愈演愈烈之势，话题也更加直白，比如《我是在这里工作的唯一正常的人吗？——101个妙招攻克办公室心理病》（Am I the Only Sane One Working Here？: 101 Solutions for Surviving OfficeInsanity)和《拒绝浑蛋守则》(The No Asshole Rule)。
关于退休阶段的书，自然也是不缺，比如《永不褪色：从容应对退休生活》（Not Fade Away: How to Thrive inRetirement）、《退休指南》（Retirement for Beginners）和《富爸爸年轻退休》（Retire Young, Retire Rich）。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必读的《如何度过退休生活》（How toSurvive Retirement），就好像在人生这个阶段之后，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阶段等着我们。
人生顺序模式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文化，而且被载入了法律。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为未成年儿童、学生、劳工和退休人员规定了有别于一般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联合国设立了专门的组织机构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相应的事宜：针对儿童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针对教育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针对劳工和退休人员的国际劳工组织。
此外，联合国还指定了世界儿童日（11月20日）、国际教育日（1月24日）、国际劳动节（5月1日）和国际老年人日（10月1日）等，以便每年提醒我们关注不同的人生阶段。
由于人生被划分为不同的阶段，专家和学者便向我们解释每个阶段的意义所在。就个人发展而言，一个较为普遍的心理社会理论是由爱利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1902—1994)在其1950年出版的《童年与社会》(Childhood andSociety)中提出的。
按照埃里克森的这一理论，人的一生被划分为8个不同的心理社会发展阶段，而且每个阶段都对应一对相互冲突的偏好：婴儿期（0～2岁，信任对不信任）、童年早期（2～3岁，自主对羞怯和怀疑）、学龄前（3～5岁，主动对内疚）、学龄期（6～11岁，勤奋对自卑）、青春期（12～18岁，身份认同对角色混淆）、成年早期（19～40岁，亲密对孤独）、成年中期（40～65岁，繁衍对停滞）、成年晚期（65岁以上，自我整合对绝望）。
每个阶段都是累积性的，因为解决了某一特定阶段的内在冲突，也就为下一个阶段做好了准备。
此外，每个阶段还需要掌握一项关键技能，分别是摄取食物、如厕训练、探索、学习、社交关系、亲密关系、工作和为人父母，以及人生反省。由于各个阶段的顺序是预先确定好的，如果一个人不能有效掌握任一阶段的任一关键技能，那么就会产生可怕的终生影响。
“人生四站”的具体化在我们的脑海中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不仅将其视为理所当然，而且对那些未能及时从一个阶段过渡到下一个阶段的人大加指责，除非他们患有某些生理或心理疾病，使其无力适应原本适用于每个人的普遍发展模式。
那些未能从婴儿期过渡到作为成年期前奏的青春期的人被称为“彼得·潘”。从未长大成人的青少年被界定为叛逆者，不能负担自己退休生活的人被认为是失败者、败家子或不负责任的人。众多心理学家和理疗师由此走上台前，为那些落后于各个人生发展阶段的人提供建议和治疗方案，并以此谋生。
埃里克森20世纪50年代提出心理社会理论，这在时间上并非巧合。到20世纪40年代末，受普及教育、基于工资的就业和强制性退休的影响，欧洲和美国的大部分人口及东亚和拉丁美洲的部分人口已经接受人生顺序模式。
这一模式的设计者和确保所有人都遵循该模式的国家官僚厚颜无耻地辩称，上学、就业和退休的先后顺序对民众是有利的。
就学校教育而言，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有益的，这一点我当然赞同。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20世纪70年代发起的旨在挑战国家教育垄断的“在家教育运动”清楚表明，学校的课堂环境已经变得相当压抑，而且主要的驱动力是把儿童培养成顺从的工人。
在这里，我想谈的是基于工资的就业及退休的普遍化问题，以及从教育到工作的单行道问题，即只能是从教育到工作的顺序，这两者之间是绝无可能来回颠倒的。
20世纪80年代自雇人员的增加和21世纪零工经济现象的出现，为我们的辩论增添了新的紧迫性，而我们所要辩论的正是目前普遍存在的以年龄为基础的生活组织方式。
困扰养老金制度的财政紧缩，为人生顺序模式的批评者提供了更多弹药。
接下来，就让我们逐个阶段探讨，看看把人生划分为不同阶段并按顺序排列所产生的不一致性及负面影响。
02
痴迷于培养一个成功的孩子
21世纪初，东亚、欧洲和北美洲的生育率已经呈现大幅下跌的趋势，一名妇女一生平均生育不到两个孩子，即已低于人口的正常更替水平。
据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2018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接受过大学教育的22～44岁的美国女性生育子女的平均数恰好是1.0，相比之下，同年龄段没有高中文凭的美国女性生育子女的平均数则为2.6。（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男性的平均生育率为0.9。）由此来看，美国女性接受大学教育就相当于实施了独生子女政策。
正如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所提出的那个著名的观点：孩子数量减少了，但质量提高了。他认为，收入的增长使得人们更关注质量，而不是数量的增加；换句话说，他们会用更新的、更大的或更豪华的轿车或运动型多功能车替代原有的旧车，而不是在车队中增加更多低档次的汽车。
“孩子的数量和质量之间的相互作用，”贝克尔写道，“是孩子的有效价格随着收入增加而增长的最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说，当父母看到自己的收入增加时，他们更愿意把钱花在每个孩子身上，进而为他们创造更好的人生机会。
从东亚和印度到欧洲和美国，一些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父母已经不再执着于用成功的方式抚养孩子，而是痴迷于培养成功的孩子——或者痴迷于培养一个成功的孩子。
在培养子女的问题上，当代父母总是不遗余力地想把孩子送入最好的大学。在TED演讲中，迄今为止点击量最多的视频来自教育学教授肯·罗宾逊(Ken Robinson)，其在演讲中指责父母破坏了人生中教育的目标。
“如果你认为教育的全部目的是让你的孩子上大学，或进入某所特定的大学；如果你认为这么做的理由是他们可以拿到学位，可以得到一个有保障的未来，可以谋得一份很好的中产阶级工作并获得长期收入；如果是这样一种心态，你就明白为什么父母会给孩子施加压力了。”
2018年在都柏林召开的人才峰会上，罗宾逊指出，“这种对特定教育形式的执念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忽略了孩子在其他很多方面的才能和天赋，而这些才能和天赋是他们现在及将来都需要的。”
教育领域的这个问题已经蔓延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在印度，父母的高期望值与以考试为基础的课程教育的结合已被证明不利于学生的学习。“父母过高的期望对孩子的成长来说可能是有害的，因为这会导致孩子把所有心思都花在如何提高成绩上。”
阿维克·马利克(AvikMallick)说，“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忽视了教育中最重要的部分，即记住老师所传授的知识，孩子的智力被浪费在了如何不让成绩单上出现红叉，而不是去理解和掌握所学学科的内容。”
正如阿莉娅·王(Alia Wong)在2016年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的，直到最近，“育儿”(parenting)才成为一个被广泛使用的动名词和一种实践。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只是生孩子，然后抚养他们长大。她认为，20世纪90年代，“至少对中产阶级来说，为人父母不仅意味着要充当权威人物，要为孩子提供生活来源和支持，而且意味着要塑造孩子的生活，要为她提供更多的机会，使之具备长期竞争优势，并通过各种建设性的经历来丰富她的生活”。
对那些父母受过高等教育的孩子而言，他们参观博物馆、听音乐会和看舞台剧的频率是其他孩子的两倍，甚至三倍。社会学家保罗·迪马乔(Paul DiMaggio)表示，这一趋势不仅加剧了经济不平等，还导致了社会再生产的恶化，因为一个家庭的“文化资本”是孩子中小学成绩的最佳预测指标。
2019年发生在美国的大学招生舞弊丑闻令人震惊，数十人涉及其中，包括招生工作人员、体育教练、名人家长或普通富裕家长，他们因贿赂考试官员受到刑事指控。该事件清楚地表明，执迷于为孩子铺设一条成功的人生道路不仅会对他们造成伤害，而且增添了滑稽色彩。
许多父母都在不遗余力地为子女创造尽可能多的机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生顺序模式，而这种模式的线性结构只会加大风险。人们普遍认为，如果自己家孩子落后了，如果他们比不上别人家的孩子，那么他们将来可能就无法过好自己的生活。
因为我们是从玩乐阶段到学习阶段，然后再到工作阶段，并且在此过程中没有任何反馈环，所以我们必须自一开始就最大限度地提高学习成绩，否则就会不可避免地甚或不可逆转地落后于其他人。我们要尽可能地进入最好的教育机构，并在那里学习尽可能多的知识，然后没日没夜地工作，直至退休。
03
青少年的烦恼
“亲爱的，她会长大的。”在1955年上映的重磅大片《无因的反叛》(Rebel Without a Cause)中，朱迪的母亲说，“无非是年龄的问题……这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年纪。”
青少年的社会建构和青年的社会建构——这两个术语已经困扰专家几百年——涉及一系列的并列概念：依赖性和独立性、秩序和反叛、确定性和风险性、稳定性和冒险性……“我现在就要答案。”吉姆·斯塔克抗议说，因为他父亲甚至拒绝承认他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我对10年后会发生什么不感兴趣。”
这部里程碑式的影片全面呈现了郊区中产阶级家庭中的代际误解与冲突，同时展示了人生顺序模式的另一关键缺点。自大约10000年前人类开始进入定居社会，青少年时期和成年早期的种种考验和磨难就一直存在。
人这一生必须依次经历四个连续阶段的自然演进理念，加剧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文化冲突，父母眼中的孩子永远长不大，而孩子又迫不及待地想挣脱父母的束缚——真可谓代际冲突的完美配方。
“总有一天，你得决定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在奥斯卡最佳影片《月光男孩》(Moonlight)——第一部以性少数群体议题为题材的影片，也是首部全由黑人演员出演的影片——中，胡安对主人公说，“不要让任何人替你做这个决定。”
在从童年到成年的艰难过渡时期，很多青少年都因源于性别、种族和宗教的身份认同问题而苦恼不已。但按照人生顺序模式的假定，人生只有一条线性路径和一个单一选择，在人生的各个阶段也有且只有唯一对应的身份。
研究表明，父母对孩子施加压力并要求他们遵循社会所期望的人生顺序模式，会把他们置于一种危险境地，导致他们使用和滥用药物或陷入其他困境。
卡伦治疗中心医疗服务副总裁兼医疗总监约瑟夫·加贝利博士(Dr. Joseph Garbely)表示：“对正在发育的大脑施加压力可能会改变神经回路。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这种生物学变化会让青少年面临更严重的心理健康障碍风险，以及药物使用和滥用的风险。”顺带一提，卡伦治疗中心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是一家非营利组织，致力于帮助年轻人戒除药物上瘾。
在人生顺序模式下，父母最担心的是他们青春期的孩子会变成“彼得·潘”，即社交上不成熟的成年人。这个术语源自心理学家丹·凯利1983年出版的《彼得·潘综合征：那些长不大的男人》(The Peter Pan Syndrome: Men Who HaveNever Grown Up)，后被普及并流行开来。虽然这种情况并没有被美国精神病学协会认定为精神障碍，但已经引起父母和治疗专家的广泛关注。
这种流行综合征的症状包括不愿意或没有能力承担与成年人相关的责任、缺乏自信和极度自私。在电影中，经典的彼得·潘场景一般涉及一名女性和她不成熟的男朋友，后者通常以不愿意“安定”下来的大男孩形象出现。
2000年上映的《失恋排行榜》(High Fidelity)可以说是这类影片的经典之作。“我现在明白了，我从未真正对劳拉做出过承诺。”他承认道，“我总是一只脚踩在门外，这让我无法做很多事情，比如思考我自己的未来或者……不做任何承诺，保有选择的余地，这对我来说或许更有意义。然而实际上，这就是一种慢性自杀。”
行为表现比较幼稚的成年人通常会被冠以一个丑陋的术语，即“跨年龄癖”(transageism)。这个词可以追溯到古代神话里的“永恒少年”(puer aeternus)或“永恒少女”(puellaaeterna)，也就是永远都长不大的、永远都年轻的“童神”。
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其出版于1962年的小说《岛》(Island)中，把阿道夫·希特勒比作长不大的彼得·潘，导致“整个世界不得不为小阿道夫的迟钝和晚熟付出惨重的代价”。心理学家最近开发了一些量表，来衡量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患有彼得·潘综合征。
04
中年危机
“我的半生已经过去，却一无所获。什么也没有。”在2004年上映的热门影片《杯酒人生》(Sideways)中，迈尔斯对杰克说，“我是摩天大楼窗户上的一枚指纹。我是卫生纸上的大便污迹，连同数百万吨未经处理的污水一起涌向大海。”
迈尔斯是郁郁不得志的老师，也是充满抱负的小说家，杰克是已过盛年、即将结婚的演员。他们两人结伴，决定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葡萄酒之乡进行为期一周的公路旅行。对40岁的人而言，生活中除了无聊和绝望，别无其他。
“中年（30～70岁，其中核心段为40～60岁）是人类成长过程中最不受重视的一个时期。”心理学家奥维尔·吉尔伯特·布里姆(Orville Gilbert Brim)说，他是麦克阿瑟基金会资助的一项扩展研究的负责人。大多数心理学研究都聚焦于童年、青春期或老年。
与伴侣或配偶吵架、困在没有出路的工作中或看着父母一天天衰老是最显著的压力因素。“中年人之所以会面对这些压力因素，实际上是因为相比于中年以前或中年以后的生活，他们对当前的生活有着更大的掌控力。”
麦克阿瑟基金会赞助研究的项目的团队成员戴维·阿尔梅达(David Almeida)观察道，“人们在描述这些压力时，通常会从应对挑战的角度来谈。”
加拿大工业经济学家埃利奥特·雅克(Elliott Jaques)在1965年创造了“中年危机”一词。在与中年危机相关的众多症状中，对生活的不满、自我质疑和对人生方向的困惑是与人生顺序模式最直接相关的症状。
“这就是全部吗”或 “我是失败者吗”这类问题皆被认为是中年危机最明显的征兆。劳动经济学家也加入了研究行列，着力考察工作和幸福之间的关系。
通过研究自我满意度的国际调查数据，他们发现了一条“幸福曲线”，即人们对生活的感受在40多岁或50岁出头时会降至最低点。有趣的是，这种影响在平均预期寿命更长的富裕国家尤为明显。
通过研究27个欧洲国家的数据，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的戴维·布兰奇弗劳尔(David Blanchflower)和英国华威大学的安德鲁·奥斯瓦尔德(Andrew Oswald)发现，与近30岁或60岁出头的人相比，近50岁的人服用抗抑郁药的比例几乎翻了一番。
虽然在类人猿身上也发现了类似的与年龄相关的幸福度下降问题，但人生顺序模式只是想当然地认为，我们会顺利度过中年并进入退休阶段。这是因为如果我们已经成功地进入成年阶段，那么我们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心理与脑科学荣誉教授苏珊·克劳斯·惠特伯恩(Susan Krauss Whitbourne)发现，那些在职业生涯早期就更换工作的人，他们通常觉得自己的工作效率更高，并认为自己会给后代留下一些东西。
“人在二三十岁时换工作，往往对中年有益。”她指出，“因为这时候他们没有感觉到人生困境。”美国康奈尔大学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伊莱恩·韦辛顿(Elaine Wethington)表示，该研究及其他研究有力地表明，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人生的各个阶段，可能会对正经历中年危机的美国人（占比25%）有所帮助。
在中国，长达40年的强劲经济增长让9亿人摆脱贫困，并陆续步入中产阶级行列。如今，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中年危机已经成为热门话题。在父母、工作和社会期望的叠加压力下，无论是已婚夫妇还是那些决定继续保持单身的人，显然都受到了影响。
陈丹燕是这类题材图书的畅销书作家，在其所著的小说《白雪公主的简历》中，李平一生都在从事木偶戏表演，几十年来一直扮演“白雪公主”的角色。“女人50岁是一个坎。”
陈丹燕说，“社会告诉你这是一个十字路口，你的身体也会强调这一点。50岁以上的女人都有体会，孩子即将上大学，父母一天天变老……应对生活中的变化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对待它们的方式就是顺其自然。”
她认为，童话故事能够以简洁明了的语言传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年龄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我想这就是许多中年女性的状态——不再年轻但也不算老。”
她指出，“她们总是以一种消极的方式看待事物，而且变得非常多疑和愤世嫉俗。”在她看来，“成为女巫不仅意味着你拥有了白雪公主所没有的自由，还意味着你拥有了白雪公主所不具备的能力”。
05
孤独的时代
“呃，80岁是什么感觉？”在1981年上映的家庭剧情片《金色池塘》(On Golden Pond)中，比利问诺曼，诺曼是比利爸爸的未婚妻的父亲。
“糟糕程度是40岁时的两倍。”诺曼回答说。这位已经退休的大学教授并不感到孤独，他的妻子陪在身边，他们夏天会帮忙照看一个小男孩。得益于与这个13岁孩子一起参加的冒险活动，妻子和女儿感觉他在衰老和行为举止方面的情况都有所改善。
很遗憾，诺曼的经历并不常见。到60岁时，近18%的美国人独自一人生活；到75岁时，这个比例上升到25%；到89岁时，则为42%。大多数70岁及以上的人都退休了，这意味着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社交机会大大减少；如果子女离他们远，那么情况更甚。
数字化住宿平台爱彼迎(Airbnb)发布的报告显示，在提供租赁房源的业主中，60岁及以上的年龄群体越来越多且增速最快，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渴望避开孤独。
“长期孤独造成的痛苦和伤害是非常真实的，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斯蒂芬妮·卡乔波(StephanieCacioppo)说，“作为社交性物种，我们有责任帮助孤独的孩子、父母、邻居乃至陌生人，而且要以我们对待自己的方式来对待他们。治疗孤独是人类的集体责任。”
缺乏社交性联系除了会产生心理影响，还会造成生物学上的影响。“孤独是其他疾病的催化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基因组学核心实验室负责人史蒂夫·科尔(Steve Cole)说，“从生物学上讲，孤独会加快动脉斑块的堆积，帮助癌细胞生长和扩散，并引发大脑炎症，进而导致阿尔茨海默病。”
生活在危险社区的人对孤独及其副作用的感受更为强烈。“早前在对高犯罪社区的老年居民（主要是非洲裔美国人）进行调研时，我发现他们渴望参与到社会之中，但要想参与其中，面临着种种困难和障碍。”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社会学家埃琳娜·波塔科洛尼(Elena Portacolone)说。
虽然每个年龄段的人都会产生孤独感，但随着人们退出社交生活，人生顺序模式会加剧这种心理感受。
在一项研究中， 1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退休后开始感到孤独。一名参与调研的受访者表示：“退休对整个生活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冲击。就让我们走出来，看看其他人在做什么。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加入他们的行列。（谢天谢地，现在有了互联网。）”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称，“那些因配偶或伴侣去世、朋友或家人分离、退休、行动不便或缺乏交通工具而突然产生孤独感的人”，尤其可能出现健康状况恶化的情况。
这个问题已是如此普遍，以至于《会计杂志》(Journal ofAccountancy)认为有必要针对从事财务规划工作的注册会计师刊发一篇论文，即《退休后孤独的财务与人力成本》(The Financial and Human Cost of Loneliness inRetirement)。
“直到最近，社交孤立和孤独还被认为是影响退休满意度的纯定性因素。它们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美国退休人员协会2017年的一项研究显示，由于孤独和社交孤立，每年增加的医疗保健费用多达67亿美元。
衡量退休对孤独感的影响的有效方法是对比法，即对自愿退休人员和非自愿退休人员进行比较。在《应用老年学杂志》 (Journal of Applied Gerontology)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一组研究人员使用了健康与退休研究项目2014年的数据，样本涵盖2000余名美国退休人员。
他们的关键结论是，非自愿退休人员（占退休人员总人数的近三分之一）比自愿退休人员的孤独感更强烈。此外，他们还发现“社会支持可能会减轻非自愿退休的负面影响”，暗指孤独感源于与同事之间关系的切断。
另一组研究人员利用相同的数据源，探讨向完全退休过渡的速度与个人孤独感之间的关系。他们总结说：“研究结果显示，重要的并不是退休的过渡类型（渐进式退休或完全退休），而是人们的感知，即他们认为退休是可选的还是被迫的。”
综合来看，这两项研究有力地表明，退休对个人来说不仅是工作中社交关系的解体，而且会增加孤独感。当人们被迫放弃工作时，他们会很不开心。
“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老年。”活到98岁的现代主义建筑师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曾断言，“我现在和50年前没什么两样。非要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乐趣更多了。”
从生物学上讲，退休远不具有必然性；在某种程度上，它本身成了一种要求和人生目标。显然，有些职业更适合在人们通常认为的“退休年龄”之后从事。但政客、财务顾问和房地产开发商已经说服我们，人生的最后这个阶段是值得向往和憧憬的。
06
代际冲突
除了在不同的时间节点给人造成多重心理压力，人生顺序模式还有其他多种负面影响，其中最糟糕的莫过于加剧代际摩擦和紧张关系，因为它生硬地把人们划入不同的年龄组。
青少年越来越多地挑战父母在性别、种族认同和人际关系方面的固有观念，青年将气候变化和不景气的劳动力市场归咎于老一辈人，在职的成年人不愿意为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和医疗保健费用埋单（最新的调查统计结果显示，退休人员人数已经超过在职人员），以及退休人员对年轻一代的自私和不成熟大加斥责。
略微夸张一点儿讲，代际冲突对21世纪的影响就如同两次世界大战对20世纪的影响，而造成这一冲突的主要原因是快速转变的人口年龄结构。
近年发表的一篇名为“理解和管理代际冲突”(Understanding and Managing IntergenerationalConflict)的研究文章认为，父母和青少年之间及退休人员和在职人员之间的经典冲突，在工作场所中几代人相互影响的大背景下，已经黯然失色。
一名研究人员表示：“许多组织的高层领导者来自另一代人，他们更倾向于面对面交流和固定的工作时长，然而很多年轻的专业人士在成长过程中所接受的理念是更聪明地工作，而不是更努力地工作。”
另一名研究人员指出：“在有些情况下，我不得不与某些（年长的）人发生正面冲突。在我看来，他们总是沾沾自喜又自鸣得意。”有一些差异可以归因于更广泛的社会发展趋势，比如世俗化：“无论信仰的是什么宗教，老一辈人都拥有强烈的宗教价值观。但我们现在看，就年轻一代而言，有多少人上过主日学校？”
在身份政治时代，代际关系处理起来可能会更加复杂和棘手。“老一辈人的身份认同是由工作来定义的，年轻一代则是由很多不同的东西定义的。
比如，我是注册财务规划师，但同时也是自行车运动员、铁人三项选手、教练和父亲，我是孩子们的教练，我是一名丈夫。所有这些都与我相关。”
科技也受到指责，被认为是造成误解和人际互动复杂化的原因。“社会对我们（老一辈人）的影响其实并不大……他们（年轻一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是的……有时候他们会偏离我们的轨道，我认为原因在于社会压力，即‘24小时待命’心态带给我们的压力。”
另外，科技也使得交流和沟通变得更加困难。“我每周都会遇到一些年轻人，可以说他们没有一丁点儿沟通能力，因为他们的沟通技能是通过推特(Twitter)学的，交谈中夹杂着缩略词和紧缩句。所以，如果让我和一个20多岁的人交流，时间稍微长一点儿，我可能都做不到。”
但与气候变化等生存问题可能引发的代际纷争相比，这些问题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热衷于消费的婴儿潮一代给千禧一代留下了堆积如山的债务和日趋恶化的环境。”专注于气候紧急状态的网站ClimateOne.org宣称。
毕竟，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随着经济的飞速增长、郊区的大规模扩张及超级油轮和大型喷气式客机等创新产品的问世，我父母那代人及我自己这代人都对石油着了迷。
这种紧张关系的一个极端表现便是布鲁斯·吉布尼(Bruce Gibney)2017年出版的颇具煽动性的著作——《反社会的一代：婴儿潮一代是如何背叛美国的》(A Generation of Sociopaths: How the BabyBoomers Betrayed America)。
作为X一代的成员和在线支付服务商PayPal的早期投资者，吉布尼预计，婴儿潮一代在“气候变化对他们的生活造成重大影响前就已经去世”。因此，“现在该是他们离场的时候了”。在他看来，这是一个经典的委托-代理困境，即在一个问题上，利害关系较小的一方是做决定的一方，受其决定影响最大的是另外一方。
2013年，联合国呼吁代际团结，以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在世界各地和各种文化中处处可见尽心培养后代的做法。”联合国秘书长在关于该主题的报告中写道，“这是一种人类共享的普世价值观。”
这一表述很难反驳，但它很清楚地揭示了一个内在偏见，也就是只从一个角度看待代际团结，即着眼年轻世代和未来世代。
与此同时，联合国继续通过其专设机构不遗余力地推行僵化的、以年龄为基础的“三位一体”体系——普及教育、基于工资的就业和强制退休，而这最终破坏了联合国自己宣扬的代际正义和代际平等。各国政府和企业亦是如此。
内容｜摘选自《多代社会：重新思考事业、 家庭和未来规划》，[西] 莫洛·F.纪廉 著，张培青 / 陈召强 译，中信出版社，2024-6
策展｜参考答案阅览室
合作｜微信联系 lyydemi（请注明来意）
以上内容由参考答案阅览室策展推荐。
👇和5万+同路人，一起深度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