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1:40，冯玉洁又发来一条长长的文字消息。
“实在睡不着，不吐不快，说完才能安心地睡。”她说。12分钟前，我们互道晚安，结束了持续三个小时的文字对话。她必须得睡了，七个小时后，还要进村摆摊。
冯玉洁是我私信的几十个人中，最快回复的。约访私信发出几分钟后，她谨慎地出现了，“这个不会暴露吧？虽然快干不下去了，总不想因为这样被查出来。”
似乎并不真的需要解释，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已经自顾自地说下去了。我们两人的文字对话，加起来超过10000字。
她是个“00后”姑娘，生活在县城，辗转两家运营商的营业厅，做营业员。签的合同都是外包，但在当地依然可以称得上是一份“稳定工作”。
在我的采访中，好几个人都是因为求个稳定，选择了这份工作。（参考报道《打营销电话的人：“求求投诉吧”》）
这里级别分明。“楼上坐办公室的”是运营商的正式工，一楼营业厅办业务的是隶属于第三方的外包。外包和外包也不一样，公司团建，只有作为储备干部的店长可以参加，偶尔的奶茶福利，也只会买给销量冠军。
对老板来说，“没有功劳的苦劳都是徒劳”，尤其是当业绩只以新增的数字来衡量时，如果某个月没有新增，就等同于没上过班，哪里还配得上一杯奶茶。
冯玉洁常常因为完不成业绩被“体罚”深蹲，还要拍视频录下来。所以，每天的固定节目是下班找角落自拍，有的时候完成了，还是下意识地录视频。她说，“干了三年，人颠颠的”。
困住冯玉洁的，远不止数字。
还有经常性地“把‘有’说成‘没有’”。比如，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携号转网有指标、有酬金，还会专门开一批号码用来打电话给用户。但网格经理和第三方都叮嘱他们，有人问，要说没有酬金，没有指标，全凭用户自愿办理。
她形容自己的处境“跟古代那些替罪丫鬟似的”，一旦东窗事发，就是“奴才自作主张，歪曲了主子的念头”。
无数的“冯玉洁”，要时刻与内心的道德作斗争。
在营业厅工作，除了要打电话推销通信业务，也要卖手机。市价700元的手机，这里可能卖900元，1200元的手机要卖到1600元。最夸张的一个国产手机，市价1500元，要说值2900元，领导的意思是，“要让人家有讲价的空间”。
市场交易，当然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但来营业厅买手机的，往往是那些什么都不懂的老人，看着他们，你如何抉择？
这个机制可能已经帮大部分人作出了决定。冯玉洁说，如果这个月要求业务员必须卖两台手机，没卖出去扣150元。那么，就会在当月1日，先收150元上来，卖一台手机，返还50元。
做营销电话的选题，让我可以顺着这根电话线，看到电话那头的景象，是无数个像冯玉洁这样的基层员工。
14亿人，已经有18亿个电话号码。但这场庞大游戏的规则，就是永远地追求增长，每个月、每季度、每一年，都要比之前更多。
这数十万人，就在这样的规则中奔跑，疲惫到麻木，就是不能停止。电话的这一端，和那一端，谁比谁更无奈？
周五，晚上八点，冯玉洁发来一张图片，她还在乡下。远处是无边的黑暗，一盏路灯孤独地亮着。她正在摆摊，销售宽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