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探讨了当前中国高校普遍存在的“中学化”管理现象，表现为晚自习、手机禁令、严格考勤、门禁制度以及“抬头率”等要求，旨在提升学风和教学质量。然而，这种过度管控引发了学生的反感和无奈，与他们对大学自由的期望形成落差。文章还触及了高校在心理健康管理、就业指导以及“无限责任主体”困境下的管理逻辑，揭示了精细化管理背后可能存在的“没招了”的困境，以及学生在这种体系下的疲于奔命。

📚 **“中学化”管理模式渗透大学校园**：文章指出，许多高校借鉴高中管理模式，实行晚自习、手机禁令、严格考勤、门禁制度和“抬头率”等规定。例如，晚自习常态化、要求学生在课堂上将手机放入指定袋子、通过手机App或人脸识别进行签到打卡，甚至对学生的外宿和请假流程进行严格审批。这种管理旨在提升学风，但却限制了大学生的自主性和自由度，让他们感觉“多了一个手机的高中生活”。

📱 **手机管控与“抬头率”的争议**：手机已成为大学管理的焦点，学校通过“手机入袋”、限制使用等方式试图将学生注意力引回课堂。同时，“抬头率”和前排就座率也被纳入考核指标，以期提高课堂参与度。然而，这种强制性措施被质疑为形式主义，并可能扼杀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主性，尤其是在“水课”或教学内容吸引力不足的情况下。报告指出，过度依赖手机确实会影响学习效果，但禁令并非唯一出路。

⚖️ **高校的“无限责任主体”与规避风险**：文章深入分析了高校管理“中学化”的深层原因：高校正日益成为“无限责任主体”，需要对学生的学业、安全、心理健康等负全责。为了规避责任，学校采取了类似中学的“圈养”式管理，强调“留痕”以保护自身。这导致了心理健康普查的“刻意填报”、休学复学需“健全证明”等繁琐流程，以及家长仍被视为监护人的管理逻辑，剥夺了学生应有的成年人权利。

🎓 **就业压力下的课程“内卷”与管理困境**：为了提高就业率，高校普遍增加了就业指导课和各类培训讲座，并将其排入周末或挤压现有课程时间。这种“曲线救国”的方式，以及家长对就业结果的追责，迫使学校采取“既要又要”的管理策略，例如要求学生签署加课同意书，以规避潜在的投诉和责任。这种管理模式让学生和教师都感到疲惫，教育本身也陷入了指标化的困境。

🤔 **管理“度”的失衡与教育本质的探讨**：文章揭示了高校管理者与学生之间在手机使用、学习方式上的“体感错位”。管理者认为需要加强管控，而学生则渴望自由。文章引用专家观点，认为教育本无法完全指标化，过度精细化的管理和强制性措施往往适得其反。部分受访者认为，高层次学校的管理更显从容，而低层次学校则更侧重管理意识，这反映了不同学校在管理理念和服务意识上的差异。

“多了一个手机的高中生活”

教室静悄悄的，只有头顶明晃晃的灯亮着。大二新学期伊始，就读于福建莆田学院的小洛有些失落。她以为自己终于不用再上晚自习了。

晚上7点，铃声响起，小洛还是如常坐在教室内。她点开班级群内由副班长发起的接龙小程序打卡，完成后，她看到还有9个同学没签到。

每晚时长一个半小时的自习课，常常不到下半场，人就走了大半。有时候，小洛实在不想去，也会到教室打个卡。但是，她从心底里不认同这样做，“如果真想读书，去图书馆也可以，没有必要跑到教室上晚自习。”

晚自习本是高中阶段的“产物”，但现在，它越来越多地与大学联系起来。

原鸣也上过晚自习。她是东北一所大学的大三学生，还在读大一时，学校规定她们每晚6点半至8点半必须到指定的阶梯教室自习，其间“不能带电子设备，否则若被学生会检查的学长发现，就会被记名。”东北的冬日来得早，她始终记得，从自习教室走回宿舍的那条路总是漆黑一片，“又冷得要死。”

画声是湖南某高校的辅导员，据她所知，湖南高校中，除湖南大学和中南大学两所“985”学校不用集中上早晚自习外，其他的一本、二本和民办院校大多数都上，“不上才不正常。”

在画声的学校，大一新生被统一要求在教室上早晚自习：不能迟到早退，不准使用手机，上厕所的时间也有严格规定。“没有人反对，这是传统。”

晚自习的内容通常是自由安排，“玩手机也可以，但人必须去。”小洛说。刚开始，晚自习的考勤由小洛所在学院学生会下属的自律会监督，后来演变成手机打卡接龙——缺席的人会被自律会上报给老师，影响日常表现学分。

一周七天，小洛有三个晚上都被安排了晚自习。没有安排晚自习的日子，每晚11点半之前，她都要拍一张自己在宿舍的照片，再上传到“今日校园”App打卡，否则会被视为晚归。软件通过手机定位获取位置，范围相当精确，“就算离宿舍楼稍微远了一点也没办法打卡。”

有次小洛忘记打卡，被班长提醒补“面签”视频——以宿舍为背景。“每个人每月有两次补面签的机会。”

河南郑州大学，在图书馆自习的大学生（图：视觉中国）

在画声工作的学校，这项工作由每栋宿舍门口的人脸识别闸机完成——这也是多数高校的做法。在《南方人物周刊》探访的一所高校里，宿舍楼入口处都设置了几台闸机，标明“一人一闸，请勿跟随”的字样。“大家什么时候出门、进门，学校都知道。数据每周被汇总成表格，晚归的人会被扣分。”画声说。

许多人在晚归“原因”一栏中填写的是，“在自动售卖机买吃的。”“售卖机就在宿舍楼里面，但过去要通过闸机，一进一出，不到一分钟，也会留下记录。”画声对此也无可奈何。

原鸣的宿舍没有闸机，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晚上可以随意离开宿舍。跟小洛一样，她每晚9点半必须在学校指定的小程序上签到，稍晚一点就会接到学生会的电话提醒，“很尴尬。”

此外，宿舍长还要在每周一、三、五拍摄宿舍照片发到班级群，“给辅导员看，主要是检查有没有违规使用插排，被子叠得像不像‘豆腐块’、床帘有没有拉开。”

因为门禁制度，小洛每逢周末或小长假回家都得请假。根据学校的规定，小洛的父母要编辑好固定格式的短信发给辅导员——写明小洛的离校与返校时间，以及家庭住址。之后，小洛再将短信截图上传至“今日校园”App。至此，一套完整的请假流程才算结束。

大学生的课表也在向高中的节奏靠拢。小洛这个学期一共有13门课，每门课每周平均两小时，一周有四天都是“早八”，一直上到中午12点。“我周围的同学无论什么专业，课都是满的。”

在全国多地高中陆续落实周末双休的时候，大学生的周末却正在悄然消失。小洛说，他的一位高中同学在福建师范大学读书，周一到周六都是满课。

周日晚点名制度让画声无奈，“学生如果不请假，就意味着大学四年很难有一个完整的周末。辅导员更惨，直到退休都不会有完整的周末双休。”晚点名通常持续不超过五分钟，多半是对于人身安全、交通安全、心理安全、反诈安全等进行宣讲。

比周日晚点名制度更严格的，是课堂纪律。“每堂课都要考勤，无一例外。”在画声所在的学校，考勤由班上的纪检委员监督，其后“应到人数和实到人数”被工整地写在黑板右下角。“如果发现班委包庇，我们会连带处罚。”

此外，学校还会派出检查人员，不定期在教学楼内巡逻，到教室数人头。“一旦发现人数与黑板上的考勤不符，就会拍照或视频查人。”

食物和饮料在教室被明令禁止。画声的学生带过一个苹果进教室，只是放在桌上，就被扣了分。“穿洞洞鞋进教室也要被扣分。”学校的考核细则对仪容仪表有明确要求——“拖鞋不能穿，耳钉、指甲等都有规定。”

手机更是课堂上的“违禁品”。画声的同事曾说过，学生上课玩手机属于教学事故。为防患于未然，90%的老师会要求“手机入袋”。

那是一个长方形的袋子，挂在每间教室的黑板旁边或后面的墙上。袋子上的口袋编号依据学号（通常是后两位）排布，谁没交手机一看就知道。有的班级则采用手机盒，“按学号顺序，每人轮值一天管理手机盒。”上下课高峰期间，画声时常看到学生抱着手机盒在人群中穿梭。

类似的举措在各地高校中并不鲜见，但有没有学生遵守是另一回事。比如，广东某高校的教务员亮亮说，校领导要求在教室里放置手机袋，希望学生课前自觉将手机放在里面，“但目前没有学生愿意放进去。”

2025年3月，西北政法大学曾召开会议宣布推行学生学风建设行动，“手机入袋”是这项行动的具体做法之一。

这一举措旋即引起舆论热议，同时一些高校开始效仿甚至强化。有网友反映，一些学校为了避免学生上交备用机，要求手机必须“有电量，带手机卡和班级微信群。”

在学校繁多的管理条例中，画声最不能忍受的一项是——要求学生在周日至周四19:00-21:30不得在寝室从事游戏等与学习无关的活动。

碰上与之相对应的检查时，“所有人都要放下手头上的事，拿本书放在桌上装装样子。出于礼貌，学生还会站起来迎接领导和老师，并回答他们的问询。”为了“工作留痕”，每次检查都要拍照，有些老师甚至会带几套衣服，一次性完成多次的任务量。

还没上大学的时候，原鸣想象的大学是自由自在的，“课不会排得太满，有时间做喜欢的事,根据兴趣参加社团和学生会工作，锻炼自己的综合能力。”但她很快发现，“大多数的大学不是这样的。”

“现在感觉就是多了一个手机的高中生活。”小洛如此描述她的大学生活。

2024年9月7日，北京大学举行“开学第一跑”活动，新生们用奔跑迎接大学新生活（图：中新社记者蒋启明）

错位的体感

袁长庚是西南某高校社会学系的副教授。过去几年，他常常感觉课堂就像结冰的水面，“我在台上讲课，台下没有任何反馈。”他的许多同事也有相似的体感。“我们常开玩笑说，希望学生在课堂上激烈地反对我，但无论是正面刺激还是反面刺激，学生都无动于衷。”作为授课老师，大家的处理方式是“忍下来”。

袁长庚上大学是在本世纪初，彼时课堂上的互动和师生关系，跟今天的大学大相径庭。“一代人的状态发生了变化，它不是单一成因能解释的。经历过应试教育的学生，许多经验（无论是来自家庭的还是社会的）在步入大学时已基本定型，而大学失去了应试教育的指挥棒，被迫承担起社会化的责任。”在袁长庚看来，种种原因叠加使大学成了最难管的地方。

在大学工作逾15年，应杰也感受到了变化。他在南方一所“211”院校担任辅导员，平时不仅负责考勤管理，也要顾及学生的课堂考评表现。相较刚工作那时候，应杰认为，现在学生的注意力越来越偏向于手机，“上课开小差，‘抬头率’也不高。”

“抬头率”低正是诸多大学急于改变的现状。

“学校抓学风建设的初衷，是想让学生把注意力、精力都放到课堂上，学生不应在课堂上玩手机、聊天。作为一个大学，有责任有义务把孩子培养好，输送到社会上，他能立得住，我们要尽到责任。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抓课堂纪律，主要还是为了提高教学质量。”西北政法大学党委书记赵万东此前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解释道。

浙江杭州，浙江大学的学生在课室上课（图：视觉中国）

2023年8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一份涵盖全球多个国家的报告，有力地论证了学生随身携带电子设备——主要是手机——对教学效果的负面影响。这份报告肯定了互联网为偏远地区教育作出的贡献，但也指出，学校允许使用手机的话，孩子们在课堂上的反应会变慢，表现会退步。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曾在其《焦虑的孩子》一书中详细阐明了学生随身携带个人设备的危害：学生们的智能手机上安装了各种旨在吸引年轻人注意力的应用程序，它们通过不断的消息通知将学生的注意力从课堂转移到虚拟世界。这才是对学习和人际关系最具破坏性的因素。

一个样本是——2012年，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山地中学为了应对本地居高不下的青少年自杀率，开始打造零手机校园。几年后，山地中学的“校园风气焕然一新”，“学生成绩也有大幅提升。”

“抬头率”不仅约束着学生，也是考核老师的重要指标。

孙悦是在2024年第一次意识到“抬头率”的重要性。她是西北一所大学的辅导员。当时，因为全国高校学科评估专家入校，学校对“抬头率”抓得非常严格，另一个重要指标是课堂的前排就座率。

那阵子，无论是老师、辅导员，还是学院领导，都很紧张。孙悦说：“不断给学生开班会，强调学科评估期间上课该注意的表现，还会去教室巡课。”而如果一个班级的“抬头率”较低，往往会对任课老师进行通报批评。因为，在学校的管理逻辑里，“课堂的问题就是老师的问题，学生的问题就是辅导员的问题。”

大二那年，原鸣的学校也经历了学科评估。为了应对检查，她们整整两个月被禁止在课堂上使用手机。“无论是辅导员还是任课老师都会一再强调：不管老师讲什么，你都得抬头看着他。没办法，学校的监控摄像头也会看着大家。”

为了确保前排就座率，小洛的一些任课老师每次上课都会要求学生坐满前排，“老师解释说学校领导有时会通过监控查看前排坐的人多不多，以及学生是否在抬头听讲。”

这样的要求或许在小范围初见成效。2025年9月中旬，在《南方人物周刊》探访的高校中，课堂的前三四排都坐满了人。尽管教室内没有摆放“手机袋”，两栋教学楼内的大部分课堂“抬头率”都极高，只有少数几个同学低头玩手机。

但对于面向成年人的高校来说，管控手机的使用能有多大效果也是个问题，人总是要独立的，总不能永远指望有人管着你。

小洛只在一些她觉得“很水”的课上玩手机。个别老师会在课堂上讲一些与课程无关的话，“说女生都不应该化妆，还常常讲自己在校车上不被让座的经历，斥责学生没礼貌。”

画声对“水课”的定义更为直接：“老师照着PPT念，语音语调都没有起伏。”她听过不少学生抱怨这无异于浪费时间。“真正应该提高的是老师的教学水平，好比郭德纲上台，我们都不会玩手机吧。唯一拿手机的情况就是拍照录像。”在画声看来，随着人工智能的普及，学校禁手机的做法并不可取，“有时候，课上PPT放得太快，来不及记，学生可以拍照回去复习；遇到一些不懂的知识点或名词概念，也可以及时查。”

人工智能对学生学习的辅助作用或许有待商榷。但可以肯定的是，学校、老师与学生在手机如何使用这件事的体感上发生了错位，却不得不维持着尴尬的困局。

湖北恩施学院，一位学生用手机记录老师讲课的内容（图：视觉中国）

作为无限责任主体的大学

因为住校外，程琦很少上晚自习。她就读于陕西某所一本院校，今年刚上大一。入学前，所有同学被要求填写一份心理测试表。程琦拿了一个很高的分数，但她实际上患抑郁症五年，“我知道按真实情况答的话，会成为重点关注对象，很不自在。”她也担心自己的病情被同学发现，成为同学孤立自己的“把柄”。她高中时就是因此被孤立的。

那次测试后不久，程琦还是向辅导员摊牌了，“如果想住校外的话，必须有病历证明，我就给辅导员看了自己的病历单。”

做了多年辅导员，孙悦最直观的感受是，有心理问题的学生越来越多了。“跟社会环境、就业压力有关，也跟学生的成长环境有关。”在我们的采访中，许多受访者都提及这一点。比如画声说，“这年头，只要情绪低落的时候去医院检查，填个量表，就会说你有抑郁症。”

同是辅导员的应杰与孙悦有着相似的感受，“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是辅导员工作很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我们工作压力最大的来源。”

在应杰工作的学校，大一新生也要接受心理健康普查，结果被划分为不同等级——“一些学生需要心理咨询中心的介入，我们也会进一步谈话；结果构成危机的（学生）需要联系家长，协助他们就医。这些都有一套严格的操作规范。”

当一个辅导员拿到学生的抑郁症诊断书，这意味着，他拿到了一张“豁免金牌”。“一旦学生在学校发生事情，如果老师手里没有这位学生之前就诊的病史或服药记录，那他是涉嫌渎职失职的，说明他对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没做到位，关心也不够。所以，我们现在做事非常小心，并且层层加码。”孙悦说。

刚工作没多久，孙悦的一位学生跳楼，她“整个人都是懵的”。“一旦出现重大事故，辅导员要写情况说明，把事情的时间线捋清楚，在这个过程中，你的工作环节是否有疏漏，一目了然。”在那起事件中，孙悦说是聊天记录和电话记录“帮”了自己。

福建厦门大学，大学生在球场踢球（图：视觉中国）

为了避免学生出现安全事故，许多学校对有心理疾病的学生都高度关注。在极昼工作室有关高校心理咨询师伦理困境的报道中，一位被诊断为中度抑郁的女生曾被学院领导要求：要么找家长陪读，要么不出校门并签一份“免责协议”，否则就劝退。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亮亮工作的学校。一位由于心理问题申请休学的学生想要复学，不仅需要三甲医院开具的证明，同时还需要通过校医院的评估，“证明你是一个完全健全的人。”但在亮亮看来，心理健康与否其实有着难以界定的标准。而那位学生，恰巧卡在校医院评估的环节。

亮亮感慨，“许多行政工作都是奔着规避最终责任去的，很多繁琐的流程都强调留痕。”

“人不可控，但工作流程可控。所以，事事留痕相当于是对自己的保护。”孙悦以请假为例，“比如学生周末或假期外宿，必须履行请假手续，如果出市或出省甚至要家长出具同意书。现在的高校系统不认为学生是一个成年人，父母作为监护人仍然需要为他们负责。”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曾在一篇评论中分析，如今大学管理的“中学化”，表面原因是教师所说的学生自律性差、缺乏责任心，而更深层次原因则是大学与中学一样，正日益成为“无限责任主体”。大学生学业成绩出问题、外出发生安全问题，家长都要找学校，要求追究学校的责任。为避免担责，学校也就无奈采取与中学类似的“圈养”管理方式。

作为被管理的一方，学生也非常清醒。“我们都知道，如果（心理健康普查）表的得分不高，就会被学校重点关注，被辅导员谈话，也可能影响自己的学业和评奖评优，所以大家都会刻意往好的方向填。”原鸣说。

2025年3月24日，河南许昌学院，大学生在校园内的樱花树下表演文艺节目（图：视觉中国）

“人人在这个游戏里疲于奔命”

把握管理的“度”是每个辅导员都会面临的课题。

法学专业毕业的应杰会依据法律来管理，“首先不能侵犯学生的自由和基本人权，在此基础之上，学校的很多管理其实是基于学生的发展而来的，只要符合学校的基本纪律，针对学生的学风管理（课堂纪律、学分等）应该由任课老师把握，而非辅导员和学生干部。”

应杰并不认可“学生自制力变得愈来愈差”的观点。“现在的学生比以往层次更加多元复杂，他们的压力也更大。一部分人甚至是更卷的，他们不得不比以前的学生更努力，才能争取到有限的社会资源。”

应杰不同意大学管理正日趋中学化的说法，不过他表示当下的校园管理确实更为精细——这种精细的程度也各有不同，水平更好的学校，在这方面往往也会显得更加从容。

在北京某所“985”院校的课堂上，《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发现，在可容纳50人的教室里，学生们面前整齐划一地摆放着笔记本电脑或平板电脑。当课件出现重点内容时，所有人都默契地举起手机拍照，再将照片同步至笔记文档内——就像演唱会一样。多数人的电子设备会同时打开好几个不同功能的窗口，以便“干自己的事”。

一位同学告诉《南方人物周刊》，你上课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的话就自己玩手机、写作业什么的，没有人管。

老师们对此并非不知情，“有些老师也会拿这个开玩笑，说只有他一个人在讲台上面对着空气讲话，没有人理他。”但同学们还是维持原样，“大家笑一下就过去了。”

这位同学觉得自己的学校“管得挺松”。这不仅是她的真实体感，也是对比出来的结果。“我有一个朋友在天津上学，去年有一段时间在评双一流高校，他们那边的几所学校都开始抓得特别严，像‘抬头率’、收手机，还有晚自习，都是那段时间搞出来的。这些都是形式主义，已经上大学了，就应该开开心心过四年。”

孙悦有类似的观察，她曾在某“985”学校、某“211”学校以及某省属一本院校工作过。在她看来，层次越高的学校，学生越难管。与之对应的是，层次越高的学校，教工团队的服务意识越强；层次越低的学校，教工团队的管理意识越强。

尽管管理制度严密，孙悦也深刻地意识到，“每个辅导员对它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与她的同事不同，当她带的学生升入大二后，她减少了查寝的次数，批假也相对宽松。“大家都成长了。这就像小孩学走路，第一步要走好，从严往松里带（学生）也好带。”

许多受访者都表示，新冠疫情是高校精细化管理的一个明显的催化剂。“疫情中，我们养成了一种思维习惯，就是更好地把握学生动态是有价值的，能降低风险。刚开始大家可能很难适应，但我现在带的这批学生高中时经历了疫情，已经比较习惯于封闭化的管理模式。遇到个别不配合的，我们也只能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如果还是不配合，只能做好留痕。”应杰说。

这种精细化的管理模式当然也有其弊端。在应杰看来，“很多学校现在设置了门禁系统，这样一来，它们的管理责任也变大了。假如以前，学生在校内丢了手机，可能推断被校外的社会人员拿走的，不会将矛头对准学校。精细化的管理有时候并不会降低学校的安全风险和责任，反而会增加更多的义务。”

湖北武汉，大学生参加军训（图：视觉中国）

对于责任范围不断扩大的高校而言，免责成为一个重要课题，想免责就要划清责任归属，想划清责任归属就要尽可能让工作标准化且留痕——在一环扣一环的需求倒逼下，管理的触手自然延伸至校园生活的每一条毛细血管。

孙悦常常觉得矛盾，“学生的课已经排得满满当当，办个活动的时间都没有，还怎么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2025年春夏学期，孙悦的一项工作是给学生们上“大学生就业指导课”，“许多高校现在很重视就业，但都没有给学生实习的时间。”孙悦说，他们学院的学生到了大四还要在学校上课。

亮亮所在的大学也新增了就业指导课，以及各种讲座培训。“为了提高就业率，学校就想让学生上更多衔接就业的课，看看是不是能帮助他们就业。但学生的课已经封顶，他们就采取曲线救国的方式，把一个课延展出三个方向，说是自选，实际上要求大家都要选。”这种安排在亮亮看来，仍是一种免责的心态，“如果家长责难怎么孩子还找不到工作，学校至少可以说‘该上的都上了’。”

课程太多，只好排在周末。学校又怕被投诉，让所有学生签加课的同意书，“这也是一种规避责任的方法。”

孙悦还是想了许久怎么给学生上就业指导课。研究生毕业后，她就进入大学工作，没有其他行业的求职经历。“我只能实话实说，老师无能为力，这是一个适者生存的时代，再困难，优秀的人总是可以拔尖。”工作以来，孙悦总是在这样的时刻情绪最低落——“一边觉得教育不应该这样子，一边又得这样做。”

每次接到教学投诉、学生反映哪几门课无用时，亮亮都有种深深的无力感。“也不能怪学生，有些老师讲课太烂了，我也听不下去。”但她并不能改变什么，“培养方案是学院规定的，没办法说改就改。无论多么不满意也得上。”

比起就业率，学生的毕业率是更让亮亮头疼的事。身为教务，亮亮经常要在毕业季到来之前“捞人”，但有部分学生“捞都捞不起来”。

“各个学院每年的毕业率需要在平台上报，如果毕业率低于某个点，会影响这个专业的招生和经费。”工作越久，亮亮越觉得大学就像一座酒店。“我们的招生不是由师资力量决定的，而是上级规定的‘床位’决定的，假如我们现在有700个床位，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招700个学生，如果700个人里面有学生毕不了业，那么学校就少一个招生名额，上级拨款相应也会减少。”

2025年6月4日，河南郑州，毕业在即的大学生在校园内摆摊售卖二手闲置物品（图：视觉中国）

“当大学为了回应管理的要求，设立一系列制度和措施时，它便与学生心中‘大学是松散自由的’印象形成鲜明的对比。结果是，学生进入大学后迅速地失望、冷却，失去探索的兴趣。收手机是想把学生从某种状态逼出来，但往往是适得其反的，我想没有任何一个措施会成功。”袁长庚始终认为，“大学今天被纳入一个管理的指标体系中，但教育这件事是没办法指标化的。”

“对学校的管理者而言，他们非常清楚如何运用杠杆调动学生的精力和时间。比如一位辅导员可以将学生是否参加某个活动作为成绩评定的一部分。学生玩命地卷绩点，但他们对这件事是彻头彻尾的不认可。人人在这个游戏里疲于奔命，但如果你问大家有没有成就感，没人有确定的答案。”袁长庚说。

社交媒体成为不少高校教工和学生的情绪宣泄口。讽刺的是，学生的社交媒体也包含在一些大学的管理范畴内。程琦入学之初就被学校要求填写一份不同社交媒体账号的收集表格，她为此特意注册了一个新的抖音账号。

“上了大学就轻松了，这是真的吗？”画声曾佯装高中生在社交平台发帖。她后来收到许多否定的评论，“（这些评论提到）还有很多闻所未闻、匪夷所思的严苛校规。”

在袁长庚看来，高校这种日趋普遍的管理精细化，背后可能反映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说得通俗一点，很多大学对现在的学生该怎么管，已经没招了，基本上只能通过强制性，或者可量化的方式去运作。”

（应受访者要求，小洛、原鸣、画声、应杰、孙悦、亮亮、程琦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