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皇太后刘娥崩逝，已登基11年的宋仁宗才摆脱傀儡状态，开始亲政。
这一年的年底，他采取了一项行动。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十三载：
“戊申，出宫人二百。上时屡出宫人，吕夷简曰：‘此圣朝美事。然民间物贵，恐出宫或有失所者，亦宜念之。’上因曰：‘曩者太后临朝，臣僚戚属多进女口入宫，今已悉还其家矣。’”
他一次性将200名宫女放出宫。出宫的宫女可以嫁人，开始平民生活。为什么这么做？
一般而言，出宫的原因可以是为了节省宫禁开支，也可以作为帝王禳灾的一种手段，或者打着解除宫女“幽闭”的名义。宋仁宗令宫女出宫的理由是哪个，史书上并未记录。但明道二年，天下旱、蝗不断，所以明面的理由很可能是禳灾。
西汉大儒董仲舒说过：“天地之所为，阴阳之所起也……大旱者，阳灭阴也 。”按照这种天人感应理论，大旱显然是阳气过盛所导致，而男属阳，女属阴，那是不是意味着宫禁内的阴气太弱，需要征召更多宫女呢？并不是。传统的解释是，把那些皇帝不宠幸的怨女放出宫门，与讨不到老婆的旷夫会形成阴阳平衡，所以无论是旱是涝，所有灾害一体适用。阴阳理论解释的弹性极大。
刘娥崩逝后，宋仁宗经常放宫女出宫，只是这一次规模宏大。吕夷简见宋仁宗频繁出宫人，就上言：“放出宫人当然是圣朝美事，但现在民间物价很高，臣恐怕她们离开宫禁会有人流离失所。”
之所以将“出宫人”唤作“圣朝美事”，是因为在传统的叙事中，这是皇帝因应天灾、节制欲望的表现。理论上如此，但现实却是，这些宫人没有拿到足够的遣散费，又缺乏职业技能，在普遍贫困而又竞争激烈的民间，很可能陷入生存困境。
在这里，吕夷简没有讲那些顺应天道的浮泛大词，而是从现实角度，让宋仁宗顾及宫人们的生存权利。
宋仁宗的回应也很实在。他没提“节省禁掖浮费”，更没说“出宫人以弭灾变”或“解除幽闭”，而是直截了当说这个决策也是对前朝的纠偏：“刘太后临朝时，那些近臣、外戚弄了很多女人进入后宫，我现在做的就是让她们各回各家。”
这句话，在一年后宋仁宗的选后诏书中，又正式说了一遍。
宋仁宗当时的后宫中共有多少宫女，其中又有多大比例是刘娥的近臣、外戚所引进，这些都没有明确的记录，已经是一笔糊涂账。但从宋仁宗与吕夷简的对话可知，出宫人是仁宗主动为之，这意味着这个懦弱的皇帝已经开始在重整宫禁的性秩序，他不想自己的床第生活还被刘娥的幽魂所笼罩。
宋太祖后宫人数不足四百人
出宫人在宋朝早已有之。
开国君主宋太祖就曾在开宝五年(公元972年)五月十六日，因为“久雨”，而对宰臣们说：“霖雨不止，朕日夜焦劳，不知所措，这难道是时政有缺所导致的吗？”
赵普是个非常机智的人，他说：“陛下临御以来，忧勤庶务，有弊必去，闻善必行，至于苦雨为灾，乃是臣等失职。”宋太祖说：“朕又思之，恐后宫幽闭者众。昨天朕令内侍统计了一下后宫，一共三百八十余人，告谕她们：愿意归家的人，可以把具体情况上报。一共有一百五十多人愿出宫，朕赏赐给了她们白金、帷幄等很多钱物。”
这则公案透露出，在宋太祖崩前四年，宫女宗数为三百八十多人，出宫一百五十多人——约占五分之二，留在宫中的还有二百三十人左右。如果宋太祖没有说谎，则很多宫女厌倦禁闭中生活，愿意出宫。
在这次出宫事件过了109年之后，即元丰四年（1081年）七月，被后世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奉宋神宗诏命，专修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国史。四个月后，曾巩呈上为宋太祖本纪所作的序言，盛赞赵匡胤的文治武功，其中列举了汉高祖不及宋太祖的十个地方，其中第九条为：“太祖后宫二百，问愿归者，复去四之一。汉祖溷于衽席，女祸及宗，不及九。”
这里提到的数据，和宋太祖与宰相赵普等人的谈话记录有比较大的差异。前者是宫女两百，出宫五十；后者是宫女三百八，出宫一百五。曾巩修国史要依据宋太祖的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和实录等，但这些内容都是可以随时篡改的。
因曾巩作为史馆修撰，按说要查阅《太祖实录》和（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国史》，他不太可能凭空诌出“后宫二百，去四之一”这样的话。可如果在《太祖实录》与《三朝国史》中有类似的记录，为什么更晚些的史官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却没有提及此一数据，而只援引开宝五年三百八十多个宫女的记录？《太祖实录》现已佚失，但李焘在世时是可以看到的。
《太祖实录》因特殊的政治原因，曾在太宗、真宗朝先后四修，成书三部。原则上，官史必然为皇帝隐恶扬善，敏感议题的回避与篡改很难避免。
但无论依据哪个数字，依官史记录，宋太祖朝的后宫人数应在四百人之下。
宋太宗宫嫔不足三百人
宋太宗朝仍维持大致相等的后宫体量，这一点是从淳化四年（公元993年）七月的一次朝议获知的。在此之前，雍邱县尉武程上疏，请宋太宗缩减后宫妃嫔。宋太宗于是和宰臣有了如下对话：
“武程是边远小臣，不知宫闱中的事情。朕的后宫不过三百人，她们都因有具体的职务而不能出宫，卿等对此应该也清楚。朕以济世为心，视妻妾似脱屣尔，只恨未能离世绝俗，追踪羡门、王乔（道教神仙），我肯定不会学秦皇、汉武，作离宫別馆，把良家女子藏在里面，让后世万代讥讽。”当时的宰相李昉说：“陛下躬履纯俭，中外所知，臣等的家人都曾进宫参见，完全了解宫闱之简约。武程微贱，上这种愚昧无知的奏疏，应该把他罢黜以示惩罚。”宋太宗说：“朕何尝以言罪人，只是觉得武程不知内情罢了。”（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四，七月庚戌条。 ）
“视妻妾似脱屣尔”，宋太宗这些彰显男子气概的话语充满对女性的歧视，也为我们理解宋朝后宫性秩序提供一种视角。
如果这个记录没有经过粉饰，则宋太宗宫嫔不足三百人。
宋朝在建制上多承继唐代典章，宫禁规则亦然。但相较有唐一代，大宋初代皇帝在宫嫔规模上明显节制得多。宋太祖、宋太宗的后宫规模是非常不同寻常的。
唐朝的宫女通常有多少人呢？以唐玄宗为例，后世最熟悉的可能是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提供的数据——“后宫佳丽三千人”。在古汉语中，“三千”经常泛指数目众多，譬如“五刑之属三千”并非实指五刑刚好有三千种受罚种类。所以认为唐玄宗大概有三千个宫女是不对的。
比较靠谱的说法是，唐玄宗的宫嫔为4万人左右，《旧唐书》和《新唐书》提供的都是这个数据——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八十四之《宦官传》称：“玄宗在位既久，崇重宫禁……开元、天宝中，长安大内、大明、兴庆三宫，皇子十宅院，皇孙百孙院。东都大内、上阳两宫，大率宫女四万人。”宋朝的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二百七之《宦者传上》亦云：“开元、天宝中，宫嫔大率至四万。”
不过，这个四万宫嫔，包括唐玄宗皇子皇孙府院的宫女。
唐玄宗并非唐朝皇帝特例，早在唐太宗时就已经“无用宫人动有数万”（董诰等《全唐文》卷一百四十二），而到了黄巢起义的晚唐，沦陷的长安城内，没有逃跑转而迎拜新王的宫女即有“数千”。（刘昫等《旧唐书》卷二百二十五之《黄巢传》。）
经过五代十国之乱，赵匡胤黄袍加身。他何以组建了一个远远小于唐朝的后宫，官史上并没有太明确的说明。这和皇帝是否好色似没有必然关系，如上所述唐太宗时得不到宠幸且没有正事可干的“无用宫人”就有“数万”，三四百人事实上完全可以满足君主的性欲念。后宫团队百倍级别的差异，可能更与领袖奢靡程度相关。
宋仁宗宫嫔高达五六千人
宋太祖、宋太宗的小后宫模式，到了宋真宗朝开始有了增长。
关于真宗朝后宫人数，有两个线索。其一是宋仁宗朝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辅臣孙沔《上仁宗论宫禁五事》中提到：“宫政的设置，以内职为先，内尚书、侍御、司记、典言等达到120人，臣以为就足够了。所以先朝的侍史不超过500人，俸禄也限制在1200贯以下。”
这里的“先朝”指宋真宗朝，结合上下文，“侍史”指的应是内尚书、侍御等执掌宫掖之政的内职，不可认为宋真宗朝只有五百个宫嫔。
在宫政内职之外，宋真宗朝又有多少宫嫔呢？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结合另一线索考察：
宋真宗朝亦有多次出宫人的记录，其中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五月庚子出宫184人，次年农历五月二十五日又出宫120人。
前一次出宫的理由已佚失，后一次出宫的诏令尚有留存，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崇儒七，大意是：宫禁之中，职位素定，各司其职，都按照祖宗规矩来。朕很久没有采选宫女了，《周礼》所谓“九御”妃嫔的人数，长期都有缺额。考虑到即便如此也“违于物性”，朕内心颇为挂怀。最近我得空问了后宫的情况，出于“至仁”的考虑，决定给资遣放120名宫人。
“违于物性”，在这里指的应是宫女长期得不到君主宠幸，性欲无法满足，即所谓“幽闭”。一年时间内，放出三百余宫人，这发生在宋真宗崩前六年，此时刘娥已经逐渐掌握幕后实权，而真宗身体变坏，所以在放宫人的同时，似乎也没有新的宫女采选入宫了。
回顾宋真宗做皇子时曾让僚属进献“蜀妇人”（刘娥就凭此获宠）的激情燃烧岁月，不得不慨叹时间是把杀猪刀。
在宋朝官史中，我们会看到放宫人的记录，却甚少有采选多少宫女入宫的数据。这当然是因为，前者常与“仁政”挂钩，而后者是帝王“骄奢淫逸”的表现。
真宗朝初期，宫嫔人数应较太祖、太宗朝倍增，但晚年又有裁减。我们无法统计宋仁宗亲政后的宫嫔数量，但他在大规模肃清刘娥禁掖遗产的运动中也不过一次放出二百宫人，比宋太祖（一百五十多人出宫）并没有多出太多，可推知大概率仍属数百人规模的小后宫模式。
仁宗即位时年方十三，又接受刘娥性控制，此后宫女的采选数量按说也不会太多，且入宫程序应受刘娥与郭皇后很大影响——司马光所谓“后宫多为太后所禁遏，不得进”。
但在刘娥崩逝后仅仅七八年时间，宋仁宗就将宫嫔数量翻了几番，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辅臣孙沔在《上仁宗论宫禁五事》中提供的数据是：“现在的侍史人数比先朝多出十倍，已不止二三千人，俸禄也提高了十倍，有人甚至高达二十万贯。宫嫔们的养女——‘私身’，数量更超过宫嫔。”
“私身”也是宫女的一部分，她们存在的目的，不仅在于服侍宫嫔，更被作为宫嫔培植自身实力的一种手段。宫嫔会将“私身”敬献给皇帝，一旦“私身”怀孕生子，宫嫔们的地位也会水涨船高。“私身”在受宠之前，可被看作最底层的宫婢。
按照孙沔的说法，如果算上“私身”，到了庆历元年，宋仁宗的宫嫔人数已高达五六千人。大宋开国八十年，至此方进入大后宫模式。
此前不会有人预期到，那个最恪守礼制，也最谦让无争的赵祯，竟然是掀起采选宫女狂飙、扩充后宫体量的第一人。
也正是这同一个宋仁宗，让大宋禁掖成为宫嫔公开内斗的角力场，他握有莫大权柄却时常手足无措，以至于宠妃甚至皇后，都恍如立于危墙之下。
和宋徽宗一样，宋仁宗是北宋皇帝中最为骄奢淫逸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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