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深夜，一些美国大公司同时发出紧急通知：所有持有H-1B签证的外籍员工必须立刻返美。

各种工作群里一片慌乱，有人刚到家还没来得及吃父亲做的卤肉，有人放弃备战数月的柏林马拉松赛，有人临时缺席亲友的婚礼，还有人在中转机场直接掉头。

机票价格每分钟都在变化，返美的程序员、设计师、金融从业者们奔向登机口——他们害怕失去的不是一次假期，而是职业生涯。

H-1B签证是美国引进高技能人才的主要签证途径，每年只有8.5万个名额，中签率不到20%。拿到它的人往往自嘲为“H-1B奴隶”：抽中反而意味着必须紧紧依附雇主，不能随意辞职，也不敢得罪上司。一旦身份中断，就要被迫离境。

仅仅24小时后，美官方澄清新规只针对首次申请者，已持有者根本无需返美。

这场闹剧被许多人称作一次“服从测试”，也让无数在美华人重新审视：自己在美国追逐的，究竟是机会，还是随时可能被剥夺的一场幻梦？

烽火戏“牛马”

28岁的郭宁看到上司的消息时正在台北街头吃冰。她原计划从西雅图飞台北，再转机回上海。为了这趟假期，她规划了三四个月，准备好好“回血充电”。

“爸妈本来就一直担心我，让我待不下去就回国，这新闻出来以后，我第一次跟爸妈坦白，自己心理状态很差。”

回到酒店后边订票边哭，但理智告诉她，工作还是要保住。郭宁是美国一家顶级互联网公司的程序员，15岁读美高，接着上大学、工作，这样的起点让她无法随意放弃。

最终，她在政令生效前一小时落地西雅图。刚打开手机，发现白宫已澄清：新规只针对首次申请者，不影响已持有者。她苦笑，自己像是被耍弄了，经历了一次“服从测试”。

李洁也在国内休假。接到公司通知时，她正和父母吃饭。足足犹豫了一个小时——最终，还是咬牙订了高价机票。“三年前，我投了500多份简历才拿到现在这份工作，不敢让这一切付诸东流。”返美航班上，她几乎没合眼，一直在想：公司到底会不会替员工承担这10万美元的成本？

李航坐了16个小时的飞机，又换乘8个小时的高铁，回昆明参加表妹的婚礼。忙碌间隙低头刷了下手机，发现政策生效时间就在24小时后。

李航不停地查询信息，甚至用ChatGPT分析了一通，结论都是“建议立刻返美”。昆明没有直飞的机票，李航联系同事、家人迅速帮他找国内各地能够在24小时内抵达美国任何一个城市的航班。

北京晚上七点半的航班，票价3万；从昆明中转北京然后飞旧金山的航班票价2万，几分钟后跳到了2.4万，来不及多想，李航抓紧订票，但很快又发现了1万左右香港飞往美国的航班，他又赶紧把2万多的票退了。

新订的航班需要先飞到深圳，再从深圳到香港，担心赶不上，又同时买了深圳飞武汉、武汉再飞香港、香港再飞洛杉矶的航班。拖着行李会拖累赶路的进度，李航只带了一个背包，开始了24小时极限返美。

在社交媒体上，H-1B持有者把这场荒诞的返美潮称作“烽火戏牛马”。24小时里，数以百计的年轻人被迫奔赴机场，背后是一种清晰的恐惧：在美国，他们只是随时可以被替代的外来者。

“不敢裸辞，不敢得罪老板”

让横跨中美之间打工人揪心的H-1B签证，是美国在1990年设立的工作签证类别，目的是引进海外的高技能人才，填补美国在科技、工程、金融等领域的人才缺口。

每年，美国政府为这一签证设置的名额只有8.5万个，其中包括与硕博学历挂钩的“高学历配额”。由于申请人数远远超过限额，美国移民局采取电脑随机抽签，近年来中签率常常不足20%。

拿到H-1B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签证最长可持有六年，必须有雇主担保才能生效，一旦失业持有人通常只有两三个月的“宽限期”，否则就必须离境。很多人毕业后要拼命挤进愿意提供担保的公司，再在抽签中依靠运气，而中签后也只能小心翼翼，既不敢裸辞，更不敢得罪上司、老板。

更大的不确定性来自美国多变的移民政策。奥巴马时期，H-1B的拒签率不足10%；而在特朗普上任后的几年里，拒签率一度飙升至20%以上。伴随着“美国优先”的口号，美国国内关于移民和就业的讨论不断升温，H-1B签证作为焦点话题也被推到风口浪尖。

过去两年，美国政府更是频频提出提高申请费用、改变抽签机制的计划，强调要优先选择高薪、高技能、对国家利益更有利的申请人。

这些变化让本就脆弱的身份保障更加不稳，也让很多外籍年轻人感觉自己像是被随时可能抛弃的“临时工”。

29岁的刘颖其中的典型。她从国内建筑学本科毕业，前往美国读研究生，毕业后想留在美国发展。求职之路比想象中艰难——投了200份简历，最终一家位于佛罗里达的房地产公司愿意帮她申请签证，她才得以留下。

刚入职，公司却反悔：“先用OPT身份干一年，再谈H-1B。”刘颖没选择只能接受。不过幸运的是，在后来的H-1B签证抽选中，她第一次就抽中。

但在公司里，她明显感受到身份带来的不平等。“和我一起入职的美国人，学历和经历都不如我，但头衔更高，工资也比我高。”

她不敢找老板理论，因为公司清楚，H-1B持有者最没有议价空间，“你走了，就意味着必须离开美国”。佛罗里达州被视作特朗普的“大本营”，刘颖的处境并不特殊。这里的社会环境随着移民政策收紧，使很多外籍员工常年处于不安之中。

刘颖试过找新机会，次次石沉大海。看到新规，她反而有点解脱：“可能是时候回国了”。她在社交平台发帖，袒露了自己想回杭州的想法。

在私信里，有人“警告”她：姐，别回来，土木建筑国内现在更找不到工作了。

困在移民系统里的中国打工人

H-1B最多只能停留6年，本质上是一种临时工作签证，而不是可以无限续签的独立身份。到期后，持有人要么成功转绿卡，要么离境。

美国移民法虽然留下了一些例外，但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如果没有进入绿卡程序，就意味着6年倒计时一到就要离开美国，甚至要在境外停满一年后才能重新申请。

这正是H-1B被形容为“制度性困局”的原因：它给了打工人留下的可能，同时设下一道时间门槛，把持有人逼到非绿卡不可的窄道上。

任何环节的延误、雇主的变动，都可能让之前的努力顷刻化为乌有。

互联网公司的大规模裁员一旦发生，因为绿卡办理和企业的绑定，一些公司会暂停办理绿卡。入职一年多后，郭宁也收到了“被优化”的通知。

郭宁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身份恐慌中，因为按照规定，H-1B持有者必须一直有企业雇佣。她学来了一份“奇技淫巧”：停薪留职，延缓自己的离职时间，保证自己不是真的失业。

她疯狂地投了800多份简历，但给她面试机会的企业屈指可数。四个多月后，她找到了下家。没想到年初，新公司又因为裁员，暂停绿卡办理。

成功回美的李洁也感受到了赴美工作的中国人的窘境。“有些低薪岗位放出来，本地人都挤破头抢。”相比之下，雇佣H-1B还要额外支付律师费和申请费，现在还要加上10万美元，“对企业来说更不划算”。

新规之外，美国国土安全部还在9月23日发布公告，拟引入“加权抽签机制”，优先考虑高技能、高薪资申请人。分析普遍认为，美国移民制度正在加速“精英化”。对很多普通留学生来说，留下的机会会越来越少。

离开？还是留下？

自嘲为“土木牛马”的刘颖觉得自己拿绿卡的可能性极低。

“我属于家里可以兜底的。”如果回杭州，房车不愁，还有父母照顾。她担忧的是工作，身边拿了美国注册建筑师的朋友，回国后每天加班到12点，税前工资只有7500。“去”与“留”对她来说成了两难抉择，选任何一项都要做出牺牲。

今年30岁的张珊在纽约一家金融公司工作，这是她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刚开始年薪只有6万美元，现在已经到30万美元。公司环境相对友好，也让她比许多同行有底气“观望”。

行政令消息传出时，她正和男友在香港，准备去日本旅行。等她下飞机，手机里全是老板的消息：“赶快回来。”五年前全球流行病旅行禁令时，她在国内休假，最后在政策生效前两小时落地美国。那之后，她五年没回过家。

这一次，她心态却变了：“大不了就不回去了。”

久别重返国内，她感受到巨大的反差：三块钱的蜜雪冰城，切好的水果外卖随叫随到，夜晚十点街头仍有人跳广场舞。“在纽约，常常遇到流浪汉骚扰，甚至街区治安很差。”和男友达成共识后，他们决定以后每年至少回来一次。

在湾区的华人程序员们也常开玩笑：“等拿到绿卡，就可以辞职去开奶茶店。”

绿卡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身份，更像是一种“想象中无法触及的自由”。

但张珊已经进入到绿卡申请阶段，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辞职，错过现在的排期，就相当于完全放弃，“没有特殊的情况，还是不能意气用事”。

郭宁在美国待了13年，亲友都默认她已经是个“美国人”了。但现在她觉得有点无所适从，“在美国了这么多年，缴纳了这么多税金，但依然是个外人，一个随时随地可以被抛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