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9-28 12:00:00
“极端观点容易吸引关注”
南方周末：原生家庭能够影响人的观点，在中国经历了怎样的变化？王占郡（北京中亲联教育研究院院长）：原生家庭这个议题真正走出专业圈、进入公众视野，是在2000年以后。此前，这种观点停留在理论界，是精神分析流派及一些家庭治疗理论中的用语。当时，整体社会文化氛围对“自我”“情感创伤”这类话题还没有那么开放，更多人对心理学的理解还停留在病理与偏见层面。
此后，孩子应该服从传统孝道和等级观念的声量逐渐减弱，承认孩子的独立性，要求给予孩子更大的空间和自主性，保护孩子的主体性的观念逐渐壮大。讨论热潮真正形成的节点，应该是在2010年前后。那时正好是豆瓣、微博等社交平台兴起的阶段，也正好是中国社会从物质转向精神关注的一个过渡期。大约在2015年前后，社会整体对于心理健康的关注达到了一个阶段性的高点。不过，近些年来，谈论原生家庭会对孩子造成伤害，又重新变得越来越有压力。徐凯文（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大儒心理创始人）：我记得，类似“父母皆祸害”这个说法差不多有20年了。它借鉴了一些西方心理学的观点，比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但是，即便是西方的心理学理论，也只是强调原生家庭的影响，而不是说它对人生有决定性的作用。国内一些算不上心理学学者的人，学习了一点西方心理学内容后，对其没有完全消化和理解，把它放大成了原生家庭有罪论、决定论。它是一种自发的民间行为，持有这种观点的心理学博士或是心理医生还是很少见的。不过，这种观点在国内还是很有市场。
南方周末：是什么促使原生家庭决定论声量渐大？徐凯文：心理学当下很热，接下来还会继续成为热点。我们这个时代心理健康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人们会更多地追求精神上的满足，这是心理学大发展的背景。现在又是自媒体时代，一些大V心理学博主或许经历过很多原生家庭的创伤，不太会关注父母带给他们的好的感受，只是灌输他们造成的伤害，然后反复强调这种伤害，也会引起一些跟他们经历类似的人的共鸣，甚至形成某种强化。媒体传播还有个特点，比较极端的观点容易吸引关注，越是科学的、稳妥的观点越不太容易传播。原生家庭有罪论、决定论就属于比较极端的观点，因此易于传播。王继堃（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研究员）：我在临床门诊中，遇到过很多已经做了父母的中年人。一方面，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就缺乏来自原生家庭在心理健康上的滋养，例如有情感忽视；另一方面，他们要面临当下的就业、养育孩子、照顾父母等等压力，社会支持又非常缺乏，因此非常容易崩溃，急需心理辅导和社会支持等。
然而，他们没有找到适合的疗愈和解压方式，常见的解压办法之一是刷短视频。这个时候，有人提出来原生家庭有罪论，就无意识地匹配了很多人宣泄自己愤怒与缓解当下压力的需求。
“为疗愈自己负责”
南方周末：人应当如何处理原生家庭带来的创伤？徐凯文：要把重点放在自己的成长和发展上，而不是纠结于让父母发生改变。也就是说，相信其他人不会左右我们的人生。如果原生家庭非常糟糕，无法改变，那就应该尽快地离开这个环境。我有一位女来访者，被哥哥性侵了很多次，她的选择是在十几岁的时候通过考试离开原生家庭，开始自己的人生。然后，要建立亲密关系。人可以建立自己的家庭，找到自己的爱人，维护好自己的婚姻关系、亲子关系，原生家庭的问题就可以解决。当然，他可能带着原先家庭对他的负面影响，比如说对配偶不信任，老觉得对方不爱自己等等，我们可以一点点地帮助他去作调整，产生新的、矫正性的积极体验。最后，还要斩断伤害的代际传递。我父亲打我，所以我也打我的孩子，从心理学角度说，这是对攻击者和攻击行为的认同。人应当意识到，这会对自己的孩子造成伤害，去寻求新的亲子关系模式和养育模式。王继堃：首先，我们要全面看待影响原生家庭创伤的多种因素。我们不需要为自己受到伤害的因素负责，但是我们需要为疗愈自己而负责。
其次，有一些自我疗愈的方式。例如，用冥想的方式创建一个心灵花园，经常做冥想放松这样的练习。然后，寻找一些兴趣爱好。这些兴趣爱好最好和身体、大自然能产生连接，比如瑜伽、爬山等，有益身心健康。有团体活动性质的爱好也可以，这样能产生团体之间的情感连接，也能够得到人际关系层面的滋养。当然，如果有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促进自我觉察和疗愈，那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南方周末：作为心理治疗师，会如何对经历过原生家庭创伤的来访者进行疗愈？王继堃：首先，我们会共情来访者，跟来访者建立良好的关系，然后了解来访者的需求和咨询的目标。不同的咨询及治疗方式能够帮助实现不同的需求与目标，如个体咨询可以帮助个体自我觉察、探索和成长；改善婚姻关系则需要接受伴侣治疗；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可以首选家庭治疗，必要时还可以配合个体咨询。以个体咨询为例，确定了咨询目标后，我们可以和来访者一起寻找资源，将现实生活稳定化，减少新的伤害和应激因素。稳定化就是说，如果来访者的现实生活中，有一些非常不稳定的因素，比如说他没有收入，家人经常会给他带来新冲突和压力，工作中也持续面临新的重大压力等，就要看看怎样能够让这些不稳定因素少一些。另外，来访者还可以学习一些情绪调节的方式，寻找自己身边的社会支持，发现自己的资源和优势。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来访者做好准备，想去觉察、探索和疗愈自己的童年创伤，我们会和他一起，一点点地去面对和疗愈童年不良事件给自己带来的不良影响。如果来访者的烦恼是和自己的父母相处，我们也会帮助他们学习一些情感调节的方法，让他们明白可以怎样更好地和父母相处。南方周末：还有哪些走出创伤的方式？王占郡：在我看来，西方的心理学体系直接用于中国家庭，效果极其有限。它是基于西方父母与孩子相对平等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一门科学，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强调等级观念和服从权威的场域中，它只能起到局部缓解伤害的作用。在中国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过去，我们的磁场是爱要向上，恨要向下。现在，我们就要号召爱要向下，恨要向上。爱向下，就是让家庭资源尽可能向下一代倾斜。恨向上，就是允许孩子表达对父母的不满，允许他们说“不喜欢你控制我”“不喜欢你打我”“我觉得你那时候伤害了我”。我们要给他们这个权利和资格，允许这样的对话发生。如果原生家庭能为过去的伤害道歉、认错，自然很好，但倘若他们没有这样做，我也不主张在原生家庭的问题上纠缠不休，因为这样于事无补，不解决问题。在看清楚父母的不完美后，我们对自己撒手，也对他们撒手。这并不等于我们认为父母当年做的是对的，或者原谅他们了，而是我们宽恕这个现实了。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转身照顾自己的成长，一点一点地修复伤口，并且去挑战现实生活中的困难。心理学不是唯一的路径，方法多样，属于你自己的就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