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当时我设计了第一届三联人文城市奖的奖杯。“奖杯”这个词，本身就很古老、很传统。我们当然还可以用这个说法，但我当时心里很清楚：我不想去做那种典型的奖杯。

传统的奖杯意味着一个大东西，金属的、很重的。大家一想就会想到世界杯的奖杯，那几乎是最经典的奖杯形象。

但在人文城市奖里，我觉得这样的形象并不合适。人文，说到底是“人”，是人和人、人与城市、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它应该是柔和的、近人的，而不是疏离和压迫的。所以当时我心里很坚定的一点，就是不用金属，不用任何特别重的材料。

这些年我们也看到很多另类的奖杯，用砖的、用石头的，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重，大家好像觉得分量要靠重量来体现。但我希望它更有亲和力，让人一拿在手里就觉得飘飘然，这种“轻”，本身就是一种态度，有点“反奖杯”“反纪念碑”的意味。

于是，木头成了很自然的选择。木头轻、温润，天生就近人。

那为什么是“三块板”？三联嘛，本身就是“三”。我当时想，那干脆就用三块木板，把它们插合在一起，让它能站立起来。三块板拼合在一起，不仅在结构上成立，也在象征上成立：它对应着三联，也对应着人与人、人与城市、人与环境这三种基本的关系。

当时它反映的，就是这样一个态度：不要厚重和威严。直到今天，这个基本态度也没有变。

2020年张永和为首届三联人文城市奖设计奖杯

十九世纪，弯曲实木的技术已经成熟。到十九世纪中，有个奥地利人托奈，他主要在法国工作，设计了那把著名的“托奈14号椅”，专门给咖啡馆用的。用弯曲的圆截面实木做椅背和椅腿，看上去既传统又现代。1850年代的作品，直到今天世界各地的咖啡馆还在用。

后来有了胶合木，一种极有潜力的合成木材。它不挑木材，有节的、不直的木头都能用，通过胶合反而获得了新的质量。它稳定、不易变形，受力性能更好，还能防水、防虫。

我没专门研究过奖杯设计，但对家具设计的关注从来没停止过。我现在坐的这把折叠椅子，就是用胶合木做的板材，上面开了一个洞，方便人手去提。它当然不是最有名的那些经典椅子，但胜在非常实用。

芬兰家具家设计师库卡波罗就用胶合木做过很多椅子，他靠的是设计比例和角度，让人一坐上去就觉得合适。甚至有时候，他会制造出一种轻微的曲度的错觉，但实际上板子一点弯曲都没有。

我一直希望能盖一栋用正交胶合木（CLT）的房子。正交这个概念本身没什么新鲜的，但现在的技术已经能把木材正交交错叠加，做成很厚的板材，直接当承重墙、当楼板来用。

胶合木的纤维方向不是单一的，因此特别适合弯曲。甚至可以说，胶合木如果不用来弯曲，其实就是浪费，因为其他实木也不是说绝对不能弯，但韧性不如胶合木，容易开裂；而胶合木是一层一层粘起来的，纤维方向交错，它可以弯而不折。

于是做新奖杯的时候，我就想，不如把胶合木弯起来试试。开始的时候先画了一些草图，在事务所里做了几个模型。结果一旦弯了，它自然就带来了全新的形态，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直板的样子了。

所以这次的奖杯，形象一下子活泼了很多。其实就是在试验如何弯曲胶合木的过程中，自然而然试来的结果。它跟老的奖杯完全不同。

原来是三块直板，插在一起，是一个静止的结构；这一次是三根弯曲的木条，它们旋转在一起，产生了一种“运动感”。“三联”的“三”还在，但这次出现的是三根弯曲的木条，它们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了。

更有意思的是，这三根木条其实是完全一样。我没有去设计三种不同的形状，而是用同样的元素，通过旋转，让它们在关系上产生差别。结果人们看到它时，第一反应并不会觉得三条是一样的，而是觉得它们各有姿态。这很符合工程思维：不需要刻意制造复杂的差异，而是通过关系变化，生成新的形象。

我当时开玩笑说，这次的设计可以叫“解放三联”。第一届的三块板是“锁”在一起的，而这一次，它们被“打散”了，被解放出来，获得了自由和运动。与此同时，它和旧奖杯仍然有着血缘关系——还是木头的，还是轻的，还是“反纪念碑”的。

如果探求奖杯的表意，它的背后是不是也意味着“解放人”？我倒不至于想那么大，不至于解放全人类（笑）。但这确实触及到一个问题：建筑师常常被人看作艺术家，有些建筑师确实也非常艺术。但我更在意的，往往不是某个新形象让我激动，而是这个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可能。

一个形态出来，我不会觉得它本身多么了不起，但我会立刻想：还能不能再往前一步？能不能再有新的可能？这个过程，本身比结果更让我着迷。

如果再过几年，奖杯可能还需要一个新的版本。如果还是我来做，也未必还会用木头。到那时候，也许会有新的材料出现，这道题就会变得更有意思。比如说3D打印，重量不一定轻，但它本身就帮助了我们从传统工艺中突围。

很多自然的材料，其实早就“不自然”了。就拿胶合木来说，它已经是经过处理的工程木，可是在审美和质感上，你看到的仍然是“自然材料”。这和一些新材料的状态很像。比如纺织领域，最近这些年的人造纤维发展得非常快。摸上去比棉还舒服，而且更耐用，不容易折，也不怕水。它看起来像原来的棉，却同时又更挺括。

那样的话就要问：为什么我们还要执着于“全棉”“全天然”，非要用丝、麻这些？其实科学带来的新材料，本身就是积极的可能性。它们既延续了传统的质感，又拓展了更多新性能。

这几年，人文城市奖的主题在不断变化。第一届是“重建联结”，那是疫情的时候，大家都隔离着，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断掉了，我们特别需要谈“联结”；第二届是“流动的公共”，强调公共空间和人的流动性；今年是“故事剧场”。

我觉得这些主题，背后都在回应一个问题：为什么今天的城市会变得千篇一律？

城市的千篇一律，归根到底是经济模式的千篇一律，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发展建设逻辑在全国都是一样的，反映在建筑上，就使得房子在外观上变不出太多花样，或者是没什么道理的“愣变”。

现在有很多所谓比较复杂形体的房子，其实常常里头的空间也不复杂，也不奇特，它完全是个大雕塑了。但这跟建筑真正最终追求的东西不太一样。

不是说不应该追求城市的多样性。只是说，这个多样性可能不在于建筑形状的不同，而是可以具体到城市的物理空间中。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现在是不是又可以收窄街道？汽车少了，人口降低了，大马路显得空了。那为什么不把街“缩”回来？土地可以更好地利用。

再比如四合院。过去是私家的，但能不能设想一些相对公共的院落空间重新在中国城市里出现？

当追求密度，追求容积率，一旦不是终极目标了，可能就会出来一些可能性。像香港，我就很好奇，香港是追求容积率的一个急先锋，当时带来整个中国好像都觉得想当然就是容积率。慢慢这个需要没有了，就会出现大量空置房。

深圳是个很典型的例子。它的写字楼空置率，现在是百分之五十以上。一个楼里一半的空间是空的，这在过去不可想象。哪怕是上海，情况也不乐观，也要百分之三十几空置。

所以说，新楼其实一个都不用再盖了。真正要面对的问题是，怎么把这些空着的办公楼改造成住宅。办公楼是胖的方盒子，住宅是薄的板楼，两者完全不同，这是一道特别难的设计题。但深圳已经有人开始做了。这个变化本身就很有意思——从追求容积率到重新利用存量，这个转折其实挺关键的。

实际上我是希望能够让设计从房地产的简单的规律里面解放出来。这需要有对生活、对城市空间有很多的想象。

我在学校里也做过一个小实验。我们在香港大学的这栋楼，原来没有公共空间，十层楼，除了过道，就是教室和工作室。这个情况其实很普遍的，不是说这栋楼特殊，恰恰这栋楼一点都不特殊。

可是现在的生活重视人之间的交往，重视公共生活，所以得想法创造一个公共空间。后来我把学院办公室给抠出来一块儿，把它改成小公共空间，放几张桌子，加台咖啡机。家具还没全到，但空间一开出来，整栋楼气氛立刻变了。如果你要来了个客人，想坐坐、聊聊，就有合适的地方了。

盖一栋新的、有各种可持续发展技术的所谓“绿色建筑”，还不如改老房子对环境的破坏还少。因为新房子还要是调动很多资源：材料、运输……对环境的压力肯定比改造老房子大。

但这里也有矛盾。老房子要继续用，就要加固、更新设施，这些往往比新建还贵。那怎么办？其实问题不在于“贵不贵”，而在于钱怎么花。

我有个切身的体会。我在北京的家，当初在建筑师建议下，开发商决定装地源热泵。那时候还不普及，投入比普通空调、暖气高很多，算下来要十年才能回本。那会儿大家都说太长了，太傻了。可开发商还是做了。现在十年早过去了，回本了，生活质量也完全不一样。要是当时因为觉得贵就放弃，今天肯定会后悔。

最省钱的办法是啥都不做，只要做，就要花钱。关键是，你是为了追求一个新外表去花钱，还是看得更远一些，也让生活变得更好？

这又说回到今年三联人文城市奖的主题，“故事剧场”，这里有真正对生活场景的想象。

建筑和城市的工作，从来就不是一次性的，更像是没有终点的练习。很多事情，最重要的是把它做下去，一届一届延续，就像盖房子，一栋一栋地盖。在这个重复的练习里，人们才会慢慢想明白一些原来没想通的事。那种“马上就想通了”的说法，其实是个神话。只有做得多了，经验积累起来，才会真正明白。

三联人文城市奖也是一样，今天把这个奖杯放在一起看，其实也挺有意思。它们像是一个系列，反映了物质世界里因为人的参与，而不断发生的“进化”。对一个城市的理解，对人的理解，都需要时间，没有捷径。所以就接着做。

运营编辑：叶晨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