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张新颖的《启明》一书为引，深入探讨了人性在时代洪流中的复杂展现。文章围绕“香烟的故事”这一核心事件，通过贾植芳先生被捕前夕杨西光递上一包中华烟的细节，揭示了即使在困境中，人性的微光与良知依然闪耀。作者借由姚大力教授对这一故事的解读，引申出“咯噔一声”的良知呼唤，并结合熊景明女士的经历，强调了坚守个人价值的重要性。文章还描绘了贾植芳先生在逆境中自我犒劳的生活态度，以及作者本人与贾先生的几次相遇，展现了师生情谊和对知识的追求。最后，通过“脱胎未换骨”的典故，升华了贾植芳先生作为新文化精神继承者的形象，强调了在时代变迁中，对真善美的坚持。

🌟 **人性的微光与良知的闪耀**：文章以“香烟的故事”为例，讲述了在严峻的历史背景下，杨西光在不得不逮捕贾植芳先生之际，仍递上一包“中华”牌香烟的细节。这一行为被解读为在体制压力下，人性的微动和良知的闪光，体现了“人皆有所不忍”的深层人性呼唤，即使面对无法选择的困境，也流露出内心的挣扎与愧疚。

💡 **坚守内心价值的重要性**：通过姚大力教授将“香烟的故事”视为“最使人心碎、心醉”的一则，以及他将其作为通识课的教学案例，强调了在专业学术训练之外，倾听内心“咯噔一声”的重要性。这关乎塑造健全人格，持久守护良知，以及大学教育的根本要义，也与熊景明女士在“文革”时期因看到昔日好感男生带头批斗而“哗啦一下”失去所有好感的经历形成对比，突显了个人价值在时代洪流中的抉择与坚守。

💪 **逆境中的生命韧性与自我犒劳**：文章细腻描绘了贾植芳先生在长达十一年的狱中生活以及之后的“监督劳动”期间，通过“自己犒劳自己”的方式来维系生命尊严和精神韧性。他会在挨批斗后，选择购买更贵的香烟或肉食，以此作为一种自我慰藉和反抗，展现了在极端恶劣环境下，生命顽强的生命力以及对个体价值的维护。

📚 **师生情谊与精神传承**：作者通过几次与贾植芳先生的相遇，特别是作为本科生去听其讲座的经历，展现了跨越时空的师生情谊。文章还重点介绍了张新颖所著《启明》一书，该书收录了多篇关于贾植芳先生的文章，作者在先生去世十年后动笔，旨在通过对恶的辨认，更深刻地认识到善的坚韧与勇气，并借用“脱胎未换骨”的意象，将贾先生视为新文化精神的继承者，强调其人格的形成与命运的关联，以及对鲁迅等精神先辈的敬意。

✨ **对“恶”的辨认与“善”的坚守**：文章末尾通过贾先生对“坏人”的明确指认，以及作者的梦境描绘，进一步深化了对“恶”的辨认。这种对“恶”的清晰认知，使得作者更能体会到“善”的坚韧、勇毅和难能可贵。无论是杨西光递出的中华烟，还是贾先生对道貌岸然者的不含糊，都指向了在复杂的人性与时代背景下，对真善美的坚持与追求。

1990年8月，张新颖与贾植芳先生和师母任敏在昆明（右起）。

贾植芳先生的回忆录《狱里狱外》出版在1995年，记忆里我是隔年在南区老头三轮车上买的。那几年的复旦南区，一个毫不起眼的老头，一辆装书的小三轮车，会定期出现在距离南区百米开外的路口。拿出来的，多半是正热议的学术书，或《读书》《文汇读书周报》《中华读书报》预告的人文新书，或几届学生口耳相传的常销好书——无论你文史哲哪个系的硕博士，总有几种书很能惹你掏钱。很快，得了消息的青年教师也时常骑车赶来。那时候，还没有拼手速一说，师生们无非拼谁那天正好没课，谁到得早，谁眼尖，谁生活费这个月宽裕一点。神秘老头的书怎么做到又好又新还打七五折，没人探听得出，最后大家默契地不猜，准时站到路口就是。因看中同一本书而结缘或结怨（不超过一分钟那种）是常见的，也是一样快乐的。“火凤凰文库”第一辑的书目抢眼，巴老的《再思录》之外，恐怕就属《狱里狱外》叫人期待，口口相传，开印就是10000册。可惜那时候买下的很多书，其实还在等二十出头的我生活阅历笨拙地跟上，兴兴头头买，急急忙忙读，对杨西光递给贾先生一包中华牌香烟的故事，一饮而尽却不知滋味。不料最近捧读新书，张新颖学长的《启明》，劈头一重逢，只觉如暗夜闪电，耀目到难以忽视。

《香烟的故事》这样写道：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五日，星期天，习惯晚上工作、睡得很迟的先生还没有起床，师母推醒了他，说外面有车，接他去高教局开会。上了车，先生掏出大前门，党委书记杨西光马上抢着递给他一包中华。中华牌香烟那时候市场没有供应，杨西光不抽烟，先生事后回想起来才明白，杨西光知道要抓他，特地给他带上一包烟。当晚，先生被宣布逮捕，押入建国西路第三看守所。（《启明》p40）

金理教授在序言《“充实而有光辉”》里，也特为拎出这一则，随即为今天的读者，添上姚大力教授的追光：

二〇二〇年一月六日，《陈寅恪文集》出版四十周年纪念版发布会在复旦光华楼举行，会上姚大力教授即转述了这个故事，并认为“这是复旦留给后人的许多故事里最使人心碎、心醉的一则”。为什么是“心碎”？贾先生此番走出家门，即开始漫长炼狱，再次与妻子相见竟已是十一年之后。而对于杨西光先生而言，他在不得不完成“接送”任务的同时，内心显然承受着巨大折磨。那为什么又是“心醉”？因为即便在如此身不由己、无法选择的情形下，杨西光先生依然流露出人性的微动与闪光，体现于饱含愧疚之情递来的中华烟上。姚大力教授接着说：“当我们顺从有些人以为正确的选择，准备做一件随波逐流的事情时，我们心里有时候会不由自主地‘咯噔’一声。那很可能就是深藏在每个人心底的良知在发出呼唤，孟子称之为‘人皆有所不忍’。”(姚大力：《陈寅恪对今日历史学的意义》)

姚大力教授文章（刊于《南方周末》2020年1月9日）。

金理说他会给每一届上他通识课的学生讲这个故事，提醒（那些与我当年买书年纪相仿的）学子，要经常倾听内心这“咯噔一声”，在专业学术训练之外，塑造健全的人格进而能持久地守护良知，更是在大学接受教育的要义。

因这“咯噔一声”的传续，想起前年读过熊景明女士“哗啦一下”的故事。熊景明在《长辈的故事》“代后记”里，向访谈者钟源讲她二十出头在云南大学念书时，与一个男生的情感经历，从缘起到缘灭，两人没有说过一句话，是个“好玩的故事”：

我是大学文工团舞蹈队队长，有个物理系男生是足球队队长。我到大学图书馆看书时，几次发现他坐在和我彼此能够看见的位置。我演出的时候他一定去看，轮到我出场，坐到前排，没有我的节目走出去。我呢，凡是足球比赛都去看，站在可能被他看到的位置。看到他在运动场练跑，我会站在终点，等他看到我，快速交换一下眼神就走开。两人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都明白对方心中所想。“文革”开始斗老师，一天我走过操场，看到他在批斗会人群里，站起来带头喊口号，很激动的样子。哗啦一下，对他所有的好感都消失了。原来我们心中的某些价值，有那么大作用。（《长辈的故事》，p368）

哗啦一下。一个决定就作下了。

哗啦一下。原来某些价值在前辈心里，就有那么大的作用。

说回香烟的故事。让复旦师生心里“咯噔一声”的那包中华，贾先生带进监狱，自然很快就抽完了，其后发生过很多“能生敢死凛然之气贯穿其中”的事，姑且按下。作者在《启明》里紧接了一段狱外故事。

监狱里关押十一年之后，才判刑；又押回原单位复旦大学的印刷厂“监督劳动”，近十三年。重体力劳动，间以批斗，是日常生活。先生在《上海是个海——我在上海的生活史》中这么写道：“那时候我为自己定了些规矩：平时我抽八分钱一包的‘生产牌’香烟，每次挨批斗以后，我就花一角二分钱买一包‘勇士牌’香烟；我一般只吃几分钱一顿的菜，每次挨批斗之后，我就买一块一毛四分钱的大排或者一毛三分钱的大块肉吃，自己犒劳自己。”（《启明》p41-42）

处境越坏，越要活得好，是谓“自己犒劳自己”。

作者第一次见贾先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读本科的时候，北大王力教授来复旦讲座，贾先生是东道主，陪坐讲席上，一道抽着烟。“大教室人多，我坐得不够靠前，却特意看了一下，贾先生抽的烟，是黄盒子的凤凰。”（p42）。我第一次见贾先生，也在本科，时间已默然越过了八十年代的山丘。我们90级还有点特殊，顶着复旦大学新生的名、学籍在册整一个四季后，才走进邯郸路220号的校门，从一年级读起。疯了一样地四处听各种讲座，彻夜散步或卧谈，翘课泡图书馆，写诗排戏买打口碟谈恋爱或发誓不结婚，寻找价值也抛弃价值。总之，在大体如此的心态之下，我们几个同学跑去国顺路第九宿舍贾先生家，请贾先生来给我们讲一次现代文学，或任何什么。到讲座那天，男生（如果我没有记错，是嘉兴文科状元小陆）把贾先生书房的藤椅扛到教室，放上讲台。贾先生坐着，看上去是舒服的，也越发显瘦小，一口难懂的山西话，没有人听得明白。但又有什么关系呢？顶着暖暖的夕光，我们安静又开心地把贾先生送回国顺路，像是完成了一桩不知是什么，也不知对谁许下的承诺。

《启明》是本文章集，从副题“杂记我的复旦老师们”可知内容主旨，二十二篇文章，大多不长，短的才两千余字；记贾植芳、章培恒、夏仲翼、骆玉明、陈思和、李振声三代六位中文系的教授们，写贾先生的有五篇，占了四分之一强。写作的时间散漫而绵长，贾先生那五篇跨度尤其大，《个人命运和时代悲歌》最早，写在1992年作者及门求学时期，《香烟的故事》最近，成于2018年4月26日。“先生去世十年，我没有写过一篇怀念文章。十年里，只梦见先生三次。”第三个梦最新，几十字白描，笔力如读鲁迅；梦的来源也是一桩真事。

第三个梦是最近做的，也许是因为读了宋明炜文章的缘故。宋明炜回忆起他是“小小宋”的时代，有一天陪先生在第九宿舍区散步，迎面碰到一个老教授，亲热地问候，贾老怎样怎样。分开后，宋明炜听到先生说：坏人。我比明炜在先生身边时间长，先生说谁谁是坏人的神情和声音，没有含糊的余地，给我至深的震惊感。我的这个梦前面模糊，最后却是清晰坚定的：先生指着一张脸，这张脸转来转去，转过去的时候是谄笑，转过来的时候刻了两个字，“岸然”，字上还涂了金。先生说：坏人。（《启明》p44）

我猜想，作者在贾先生去世十年后终于动笔，是十周年同门扫墓、点一支烟祭奠归来的触发，也或许是生活的阅历促动；杨西光的一包中华也好，贾先生对道貌岸然的不含糊也罢，经由对恶的辨认，更认出善的坚韧、勇毅和难得。

《启明》，张新颖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

最后，我想说说书里的五个字，“脱胎未换骨”——这是贾植芳先生八十岁自寿联的上句，出现在第一篇《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里。文章写于2004年8月，其时贾先生八十九岁，作者从如何跟随贾先生读书讲起，七千字不到的篇幅，一件事挨着一件事，有一两件，敢说惊心，比如1996年底作者陪护贾先生住院，起先是闲说医院，贾先生越说越激动，逢人骂，话语在作者听来，完全是在骂监狱里的种种……

结尾，作者写道：

去年，在八十八岁的寿宴上，贾先生很动情地说，我十三岁离家，家庭观念淡，朋友观念深。先生叛离家庭，为追求而东奔西走，浪迹江湖，从精神上讲，是五四新文化的儿子。这条精神血脉形成了贾先生的人格，也影响了他的命运。

胡风集团案刚平反不久，有一天陈思和老师去贾先生家，碰上先生的很多朋友聚会，神色庄重。等他们散后，先生问陈老师：今天是什么日子？

原来那天是鲁迅的生日。

先生说，他们一些朋友，在五十年代，每逢鲁迅的生日都会聚在一起。

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灾难，他们刚刚获得自由，首先就恢复了这样一个近似仪式的传统习惯。

贾先生属龙，这个属相和他的性格与命运是否有什么关系，我不清楚；但先生的龙属相使我自然想到新文化英雄陈独秀的两句诗，是他多遭磨难、一九三七年出狱后所写：“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

贾先生的“脱胎未换骨”，不就是一脉相承？（《启明》p16-17）

琢磨着“脱胎未换骨”的上联是哪五个字。想起家里存有郑重先生送我的一幅字，“认错不低头”——“飞雪同道留念 认错不低头 风雨凄凄 与子同舟 戊戌冬至 郑重”，还请好朋友李天扬帮忙装裱了给我。2018年，郑老写下这幅字的书房，和贾先生的家，同在一条国顺路上，一个靠东，一个靠西，相距最多一千米。

2025年9月11日，教师节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