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什么是长久固定的，一切都在流动：工作、关系、价值观甚至自我。”
《想一个人死去》剧照这已经是小克的第四份工作。第一份是老家的英语老师，但“双减”之后，教培行业很快黄了。她去了深圳大厂，又因厌倦密集工作选择裸辞，一个人去欧洲旅行三个月。回国后，她进了上海的外企，但晋升中的钩心斗角再次让她想离开。在别人看来，小克的职业生涯几乎毫无规划。但对小克而言，换工作更多是追求体验而非晋升，她说自己已经放弃了对收入的焦虑，只想先过好自己的生活，“等养不活自己再说”。小克毕业后的四年是不少年轻人的职场缩影。稳定的职业、长期的关系、清晰的身份，这些被父母一代人视为人生支柱的关键词，如今正在变得稀有。有的人已经放弃追求，而另一部分人还在为这些无法得到的确定性感到焦虑。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把这种状态称为“液态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既有的规则与标准正快速液态化，多元化和去中心化成为“大趋势”。没有什么是长久固定的，一切都在流动：工作、关系、价值观甚至自我。这样的流动带来自由，也带来不安。
《我，到点下班》剧照与液态相对应的是上一代人更加熟悉的“固态社会”，那里秩序稳定、规则明确、轨道清晰。鲍曼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就好像一艘轮船上的乘客，坚信被选中的船员们能够带领他们驶向目的地，为此他们严格遵守船上制定的每一条规则。能让他们发牢骚的原因，只有船长过于不重视乘客的舒适，或者开往目的地的速度太慢。但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我们却来到了更轻盈的“液态社会”，企业和组织都变得更灵活和扁平化，也不再承担长期责任。我们登上了一艘自动驾驶的轮船，驾驶舱空无一人，安全驾驶的规则消失了，没人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船会开向何方。“液态社会”赋予了每个人更多的自由，但也意味着，个人需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更多的责任。这种结构性变化在切实改变我们对自我的看法。“液态社会”对自我最直观的影响因素是职业身份的漂泊。
《疯狂星期一》剧照在传统的工业社会，一旦确定了工作类型和职业规划，其余的人生安排也围绕着这一基准水到渠成，它决定了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这也是人们看重“成家立业”的原因。而在今天，工作的变动越来越多地成为常态。除了经济因素，外界对于“好工作”的定义也总在变化：是旱涝保收的国企工作、高收入高强度的大厂工作、工作生活更加平衡的外企工作，还是随心所欲的“自由职业”？灵活的劳动力市场给予了我们自主选择的机会。但我们是追求工作的成就感、趣味、收入，还是要实现自我价值，多样的选择也可能伴随着无法满足欲望的焦虑和前途未卜的不安。失去职业身份确定性的我们，会用其他标签来定义自己。消费就是手段之一。我的一位朋友很早就是Chiikawa系列的粉丝，当我问她为什么抢购了如此多的小兔子时，她发给我一段卡通形象乌萨奇在怪叫的视频，告诉我这种不受规则约束、不内耗的性格，就是她的理想。从我们购买的衣服，设计的发型发色，到排队购买的Chiikawa和LABUBU，都是在获得一份确定性，来达成自己想要的身份。《二十不惑2》剧照另一种填补身份焦虑的方式，则是依赖社交媒体与更多的人建立联系，但这种即时的互动却削弱了真实的人际关系。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精心塑造了自己的形象，有了各种各样的“点赞之交”，但只要我们想，我们可以随时删除、拉黑另一个人的联系方式，老死不相往来。除此之外，现实社会中，每个人流动的身份，也会让真实生活里的亲密关系变得松散。比如年轻人如果没有稳定的职业，会更容易焦虑，更不愿也不容易进入和维持一段亲密关系。鲍曼指出，在一个看似更加自由的世界里，自由可能反而会成为一种负担。我们的身份永远是“未完成”的，我们要在无休止的选择中证明自己的价值，担心自己一旦停下脚步，就会被淘汰。
《悠长假期》剧照我们需要认清的是，我们已经无法回到“固态社会”的航道，流动并不意味着个人的失败，而是时代的底色。鲍曼也没有给“液态社会”中的我们一份清晰的行动指南。他提示我们要保持清醒和批判，不要完全顺从流动性中追逐消费带来的即时满足。消费主义在消灭我们的无聊与空白，让我们恐惧独处，但恰恰是独处才能让我们冷静思考“我要成为谁”。在终身职业、家庭这些传统的锚点逐渐消失之时，我们或许可以努力去追求一些更加厚重的东西，可以是一项长期的兴趣，维持一段更真诚的关系或者更稳定的情感联结。这都会在漂泊的日常中，支撑我们内心的安稳。（参考资料：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郭楠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齐格蒙特·鲍曼、彼得·哈夫纳：《将熟悉变为陌生：与齐格蒙特·鲍曼对谈》，王立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点赞”“在看”，让更多人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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