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祥数字科技集团总裁钱国祥及其8名员工因公司彩票业务“爱投平台”卷入刑事案件，案件历时一年半，开庭时间三度延迟。该案涉及互联网售彩政策的复杂性，平台方辩称仅提供软件服务，最多属违规而非犯罪。湖南、江西两地公安曾就管辖权产生争议，后被最高检督办，旨在纠正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等问题。目前，钱国祥等人处于取保候审状态，案件的最终走向仍不明朗。

💰 **平台运营模式与争议**：爱投平台主要为彩票店铺提供线上管理工具与支付接口，店主吸引彩民成为平台用户，彩民在线上支付，店主线下出票，平台收取手续费。该模式被指涉嫌非法售彩，但平台方辩称仅提供软件服务，最多属违规。

⚖️ **多地公安介入与管辖权争议**：湖南辰溪县公安和江西修水县公安先后对同一平台启动刑事侦查，并在管辖权上产生争议。此案最终被最高检督办，以纠正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违规异地执法等问题。

📜 **政策背景与法律认定**：案件背景涉及互联网售彩政策的收紧，2015年国家已全面叫停互联网售彩，相关公告将“互联网销售的彩票”列入“非法彩票”范畴。最终，辰溪县检察院将指控罪名变更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 **司法程序波折与企业保护**：案件审理过程一波三折，开庭时间三度延迟，涉及跨省管辖权协调。苏州检察机关从保护民营企业的角度介入，推动了案件的审查和处理，钱国祥等涉案人员最终得以取保候审。

❓ **案件进展与未来展望**：目前，钱国祥等4人涉嫌帮信罪案的一审开庭时间仍未确定，案件的最终定性和处理仍待法院审理。辩护人希望将案件移送到企业所在地苏州管辖。

 

华祥数字科技集团办公区。（受访者|供图）

一次持续一年半的刑事追诉，还远未到结束的关口。

开庭时间三度延迟后，2025年8月5日，钱国祥又接到湖南辰溪县人民法院的复议决定书。法院表示，案件承办人因故需更换，合议庭需要重新组建。

作为苏州华祥数字科技集团（下称“华祥集团”）总裁，钱国祥和8名员工因子公司旗下的彩票业务卷入刑案。2024年初，他们在北京、苏州、杭州等地先后被捕，被送往辰溪。  

之前，这家平台已平稳运营近5年，主要为彩票店铺提供线上管理工具与支付接口。店主吸引彩民成为平台用户后，彩民可在相应的彩票店充值与投注。

互联网售彩的政策背景让这起案件变得复杂。早在2015年，国家已全面叫停互联网售彩，随后12部委公告更将“互联网销售的彩票”列入“非法彩票”范畴。不过，爱投平台方辩称自身仅提供软件服务，并非售彩，其商业行为最多违规，而非触犯刑法。

湖南辰溪县公安侦办时，江西修水县公安机关也对同一平台启动刑事侦查。

但两地公安没有料到，就在他们协商管辖权之际，企业所在地苏州检察机关从半路“杀出”，后者是从保护民营企业的角度介入的。

湖南公安要抓、江西公安要争、江苏的检察机关要护——一场网络售彩案背后的司法角力开启：该案最终成为最高检督办的多起涉企趋利性执法案件之一。而根据最高检有关报告，检察机关督办这类案件要“坚决纠正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法等问题。”

目前，钱国祥和他的员工都处于取保候审状态。

 总裁失联

“2024年1月30日7点36分”。钱国祥至今仍能精准到分地记住这一时间点。这是风水先生算出适合他办公室乔迁的“良辰吉时”。

但在本应拉响礼炮、挪动桌椅的时刻，一向准时的“钱总”仍未出现在集团楼下。这位掌管23家公司、麾下有上千名员工的总裁失联了。

等候已久的集团副总周清云开始四处打听。“钱总”的家属不知情，“钱总”司机的电话无人接听。周清云他们起初怀疑“钱总”可能是出了车祸，但公安部门的朋友告诉他，从“钱总”家到集团的那段路没有交通事故发生。

周清云最后动用“技术手段”，通过手机定位发现，“钱总”在朝上海方向移动，后来得知，他在上海被送上前往湖南的列车。

2025年7月9日，钱国祥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天早上六点多，他起床后就给司机发了信息，司机不久回复他“到了”。他推开家门，刚走到车旁边，就被警察控制住。彼时才发现，司机早已被铐在另一辆商务车上。

华祥集团有四大板块业务：彩票、摩托车、政府安全和游戏。

周清云发现钱国祥的行踪异常后，立即致电各条业务线负责人，问到底是哪条业务线出了问题。但他发现，财务负责人也联系不上了。9点左右，负责公共事务的穆奕从北京打来电话，“北京的员工说，‘公司来了几十个警察’。”穆奕说，肯定和爱投这条业务线有关系，他要去看看。

爱投是指华祥集团的彩票业务，旗下聚集“火红信使”“口袋牛店”等相关App，主要运营人员都在北京。

简单而言，爱投业务的模式是，有线下售彩资质的彩票店主入驻平台后，向彩民推广店铺专属二维码。每家彩票店独立运营，彩民通过扫码进入店铺绑定后，就成为店主的“私域流量”。彩民在线上支付，店主接单后在线下出票。App运营者则从店主处收取每单1角钱左右的手续费，此外店铺每年还需缴纳200元的年审费。

起诉书显示，这一模式平稳运营近5年后，2023年5月，有用户投诉爱投平台涉嫌非法售彩。财政部发起了爱投产品是否涉及互联网售彩的违规行为调查，交由江苏省相关部门办理。江苏省财政厅联合公安、市监、网信办、民政等多部门对他们进行了约两个月的调查。穆奕和多名华祥集团员工回忆，调查结束后，爱投安全落地，未收到任何整改建议或处罚通知。

没有想到的是，在联合调查结束不久后，距离苏州1200公里外的湖南辰溪县公安开始对他们立案侦查。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早晨，穆奕给周清云打过电话，下楼拉开车门、准备前往北京分公司时，被6名警察冲上去摁住。除了他和钱国祥，公司分管财务的副总和3名业务主管也逐渐失联，这些人的经历大同小异：在自家门口被警察控制，当日被送上开往湖南辰溪的列车。

警察很快也在周清云面前现身。他记得，对方出示了一张搜查令，随后将涉案物品扣押。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同一件事：爱投业务的关联人员被指涉嫌非法经营罪。

彩民报案

一切缘起于2023年9月19日的一次报案。

相关案件材料显示，当天，彩民A到湖南辰溪县公安局报案，称自己在爱投系App上购买体育彩票，但对方出的票与自己下注信息不符。A怀疑店主根本没有出票，私下“吃票”了。

所谓“吃票”，即在收取彩民钱款后，彩票店主或代销者未据实在彩票机上打印彩票，将部分票款据为己有。若彩民中奖，小奖可以由店主或代销者兑付，大奖则可能引起店主或代销者跑路。  

A的怀疑不无道理。无论线上线下，店主“吃票”是彩票行业的痼疾 。

立案后，辰溪警方开始顺藤摸瓜。据了解，共有9名爱投平台方人员和14名店主方人员涉案，在2024年1月至6月期间于北京、苏州和杭州等地分别被抓获。

南方周末记者获取的一份爱投平台店主判决书显示，一位店主使用他人彩票代销证在爱投平台上注册店铺，经营期间“吃票”金额上百万元，最终以赌博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同时，爱投平台是否属于利用互联网销售彩票，也备受侦查机关质疑。这与波折起伏的互联网售彩政策离不开关系。

2010年，财政部发布《互联网销售彩票管理暂行办法》，认可互联网作为一种彩票销售形式存在。

企业闻风而动，新浪、网易等门户网站和淘宝、京东、当当等电商平台均推出彩票业务。钱国祥也在当年涉足彩票行业，创办了苏州奖多多科技有限公司，并上线“奖多多彩票网”，其业务涵盖中国体彩与福彩的在线交易与专业资讯。

2012年9月，网售彩票试点落地。财政部同意国家体育总局体彩管理中心委托中国竞彩网和500彩票网开展网售体彩业务。互联网彩票业迅速发展，长期跟踪彩票市场的机构彩通咨询发布的《2014年互联网彩票市场分析报告》显示，那一年，中国互联网彩票销售规模达850亿元。而国家体彩中心和国家福彩中心同年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彩票销量为3823.68亿元，这意味着5张彩票中就有1张来自互联网。

但风口很快收紧。2015年1月15日，财政部、民政部和国家体育总局联合下发《关于开展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彩票行为自查自纠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此后财政部再未开放过网络售彩的授权，但媒体调查显示，仍有上百家彩票网站在运行。直至2018年8月，财政部、民政部、国家体育总局等12个部委发布公告，坚决禁止擅自网售彩票行为。 一个月后，相关部门又对《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作了部分修改，“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的福利彩票、体育彩票”被列入“非法彩票”之列。

互联网彩票销售业务遭明令禁止后，钱国祥立即关停奖多多彩票网。这之后，他发现北京奥客公司的“爱投业务”有利可图，随后将该公司收购。

在多名华祥集团员工看来，爱投平台更像是一个居间服务商，为店铺提供管理工具，为彩民提供彩票资讯，不直接参与购彩交易，同时对二者之间的资金往来进行监管。穆奕表示，他们曾邀请多位监管部门和法律人士评估这一业务模式，均表示爱投的业务模式“没有问题”，何况在2023年江苏省财政厅调查后“什么处罚都没有”。

即便彩票业务线涉案，周清云当时也持乐观态度，认为案件情况不严重，37天后涉案人员就能取保候审。

但在2024年3月8日走出看守所的，只有穆奕与一名技术人员。

穆奕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办理取保候审的前一天，有警察提讯时告诉他“江西在办理这个案子”。 

华祥数字科技集团外景。（南方周末记者陈怡帆|图）

迟了一步

离开看守所后，穆奕从集团财务处得知，就在他被取保两天前，江西公安于2024年3月6日冻结了集团下属10家公司的银行账户，其中6家公司与爱投业务无关。

不仅公司账户被封，穆奕发现，自己和妻子个人银行卡也遭冻结。去银行查询时，工作人员告诉他，“冻结单位是江西修水县公安经侦。”

2024年3月10日，湖南辰溪县公安局以非法所得的名义扣押了钱国祥的3000万元。除了抓捕当天冻结的4个公司账户外，辰溪公安又于3月26日冻结了公司2个账户。

穆奕去了一趟江西修水县，其间得知，修水公安其实早于辰溪公安对他们立案侦查，案由是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江西公安曾向上级机关请示过该案的管辖问题，上级机关指定江西省公安机关管辖。南方周末记者获取的多份材料印证了这一点。

但江西公安迟了一步。辰溪公安不仅更早开始行动，还于2024年4月8日将钱国祥、王立智等4人涉嫌“9·19非法经营案”移送辰溪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一位接近本案的人士透露，这是因为指定管辖的文件快要下达，当地公安机关迅速作出反应。

 周清云表示，他们起初觉得只是一条业务线出了点状况，以为很快就能结束。但随着案件久拖不决，公司经营情况越来越严峻。华祥集团出事的消息也在苏州市工业园区逐渐传开。

2024年4月中下旬，苏州市工业园区政府主动找上门来。彼时，园区政法委副书记召集园区公检法等机关开了一次协调会议。周清云回忆，他在会上汇报了情况，“希望案件归案件，但不要冻结不相关的银行账户，希望我们钱总能取保候审。”

南方周末记者获取的一份会议方案显示，2024年6月4日，苏州工业园区一司法系统副职领导带队前往湖南辰溪县，同当地司法人员开会讨论华祥集团有关事项。

其间，穆奕等人也向12309中国检察网、苏州市检察院和江西省公安厅督察总队等单位不断申诉反映。

努力产生了效果。 相关司法材料显示，2024年7月5日，钱国祥得以在苏州被监视居住，同案的三人也被取保候审。

2024年8月初，穆奕和同事们前往苏州市人民检察院沟通情况。他记得检察官告诉他，层层上报后，他们的案件成为最高检督办的24起涉企趋利性执法司法重点案件之一，现在总数已由24起增加到31起。南方周末记者通过多个信源印证了这一信息。

根据最高检有关报告，检察机关督办这类案件的职责是，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加强对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的监督，坚决纠正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法等问题。

修水“拒”案

走出苏州市人民检察院时，穆奕明显感觉到，大家的状态轻松不少。不过，2024年9月12日前后，穆奕又先后接到辰溪和修水两地公安的电话，修水公安告知案件最终由他们来办理，将于9月15日在苏州对钱国祥等人做一次笔录，要求他们提前到场。

当天一早，穆奕先陪同钱国祥到苏州工业园区公安分局湖西派出所。他印象中，当时湖南辰溪民警拿出了问询手续，相比之下，江西修水那边完全没有手续，湖西派出所的民警就把江西的公安民警拦住，明确表示“案件已经在检察院阶段，你们来办理移交是违规行为，你们不走，我们会申请督查”。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2024年9月16日，修水公安人员回到江西后，没有再推进交接工作。此后，辰溪公安多次联系修水公安，要求办理案件移交工作。

没有想到的是，此时的修水公安对于办理该案的态度有所变化。

其间，修水公安一度到辰溪看案卷。辰溪县公安后来针对穆奕投诉的一份回函亦证实这一点。但双方仍未就案卷移送流程达成共识。

南方周末记者从多个信源获悉，在案件二次退补已超期、双方僵持不下时，为了便于向江西修水公安移送案件，2024年9月13日，辰溪公安局曾建议同级检察院对钱国祥等人撤回审查起诉。

2024年10月11日，辰溪县公安局和检察院工作人员驱车五百多公里，分别前往修水县公安局和检察院沟通案件移送问题。辰溪公安甚至带上了案件卷宗等材料。修水县公安仍未接收案件。2025年8月28日，辰溪县公安局工作人员向南方周末记者提供了政工处电话，但号码为空号。

南方周末记者从一位接近修水县公安人士处得知，拒收的其中一个原因在于“移送的材料不完整”。记者获取的一份材料也印证了这一点。

2025年5月，穆奕接到江西修水公安的电话，对方表示经过商讨，不再办理爱投的案件，但是并未告知是否撤案。

2025年7月3日下午2点，南方周末记者来到江西修水县公安局，致电“爱投案”相关办案民警黄某后，黄某让记者直接和政工部门对接。随后，记者向门卫处的值班民警表明来意，对方汇报后转达政工部门的意见，表示拒绝接受采访。

变更罪名

案件落在了湖南辰溪。2025年5月26日，辰溪县人民检察院以钱国祥、江瑜宝等4人涉嫌帮信罪向辰溪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起诉书显示，2024年4月8日，辰溪县公安侦查终结，以4人涉嫌非法经营罪向县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因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辰溪县人民检察院分别于2024年的5月9日和8月17日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后因案情复杂，辰溪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延长审查起诉期限一次。

但在最终起诉时，辰溪县人民检察院变更了指控罪名。

辰溪县人民检察院认为，钱国祥等4人明知国家禁止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彩票，仍研发运营信息网络平台供他人销售彩票，在经营过程中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平台实施犯罪，仍提供网络存储等技术支持及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应当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追究刑责。

爱投业务的技术负责人王立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从2019年起，他们没有做过任何的市场推广，全靠彩票圈内传播。截至2024年案发前，爱投平台上有超过四万家的认证店铺，其中长期活跃店铺有9150家（指：注册逾半年，且近半年连续接单/注册不足半年，但月月接单的店铺）。

这一期间，随着店铺数量增长，平台采取了不少监管措施打击“吃票”。2020年，爱投平台上线“传票功能”，允许用户要求店主上传彩票票据。

起诉书显示，爱投平台运营一年后虽新增传票功能，但将上传彩票功能项设置为默认不上传，即彩民下单时如不勾选，店主不需要上传彩票。

王立智解释，默认不强制上传的原因在于一些用户习惯在微信或线下取票，重复上传浪费资源，另外他们自身技术能力有限，因系统存储与流量压力大，曾在世界杯期间引发平台宕机。

他们设置了专人专岗负责人工抽检，即根据彩民的投诉不固定地抽查店铺的出票情况。  

但抽检存在漏洞。辰溪县人民检察院指控称，店主方可以自行对接单进行标记，标记为出票失败或从彩民处获得取票码即可避免被抽检。对于一单有多张票的情况，店主只需上传部分票据即可通过抽检。

王立智承认，因为平台并未与体彩和福彩打通数据，只能通过平台自身获得的信息来监管，“如果是两彩中心，能清楚知道彩民交了多少钱，出票多少张。但我们平台只是经营管理工具，资金和实票交易发生在店铺与彩民之间，平台无法掌握核心数据，因此无法像中心那样做到全链路追溯。”

南方周末记者梳理发现，近几年，因在互联网平台进行彩票交易遭刑事追诉的店主或平台并非个案。

早在十年前，业界就有这样的判断：互联网售彩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但这一带有国家管控和‘专卖’性质的行业功能不是简单的电商模式就可以实现的。”中国彩票行业沙龙创始人苏国京表示，互联网彩票具有一定的成瘾性，再加上未成年人购彩，线上购彩引发的诈骗等负面问题，全球范围内都难以进行有效管控。因此，尽管趋势明显，却始终没有实质性的推进。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中国彩票事业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陈海平举例称，一些境外非法彩票网站冒用合法彩票的名义开展业务。这类平台有两种惯用欺诈手法：一是“部分出票”，譬如彩民充值100元购买彩票，平台可能只代买了10元的票，网页上却虚假展示为全部购入，彩民无法辨别真假；二是“截胡奖金”，即当彩民购买彩票中奖后，平台直接兑走奖金，不予兑付或者拉黑购彩者，感觉有风险时关闭网页玩消失。

“一旦彩民发现被骗，往往无处追责，最终将矛头指向政府。然而，由于政府既未参与，又未收到资金。这不仅导致彩民资金流失，也对国家彩票的信誉造成损害。”陈海平说。

尽管存在购彩被骗风险，政策也在收紧，但互联网技术和用户习惯却迅速发展，彩民们对线上购彩有迫切的现实需求。

目前，国内没有任何互联网平台接入到体彩或福彩系统。苏国京认为，现有互联网中出现的一票多卖和“吃票”等问题，属于“非法彩票”或彩票销售渠道管理和规范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和弊端。

在他看来，若想彻底解决互联网中涉及彩票的种种乱象，唯一办法就是通过人大立法去解决。他强调，互联网售彩是把双刃剑，带来销量和便捷的同时，也必然带来博弈成瘾和其他负面影响，“如何让二者达到平衡是需要进一步论证和商榷的”。

目前，钱国祥等4人涉嫌帮信罪案的一审开庭时间多次延迟，至今仍未开庭。

按照2025年3月5日实施的《公安机关跨省涉企犯罪案件管辖规定》，针对网络犯罪等受害人不特定或地域分散的案件，由企业所在地公安机关管辖。辩护人希望，将案件移送到苏州管辖。

2025年8月28日，辰溪县人民法院回复南方周末称，案件具体问题需和承办法官联系。但截至发稿，合议庭组成人员还未完全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