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清茂教授2025年9月3日辞世，享年九十二，有德者高其寿。
郑教授，东华大学中文系年轻同事们都称他“郑公”，学生们则喊他“爷爷”。那时候，爷爷六十几岁，不算很老；但是，皑如山上雪的银发，却仿佛在召唤年少的学生们：“喊我爷爷呀！”
其实，郑公被学生称为“爷爷”，有段温情的因缘。东华大学刚在台湾花莲诞生不久，1996年，郑清茂、杨牧、王文进与我，四位教授受邀创办中文系；郑公是创系主任。前两三届的学生们，将这个系想象成和乐的大家族。郑公就称为“爷爷”，诗人杨牧担任人文社会学院院长，忙于公务，学生不常见到他，就称为“外公”。王教授虽是大男人，却挺着个肚子，常见满脸笑容，就称为“慈母”。我，不怒而威，就称为“严父”。
爷爷、外公、慈母、严父同心协力，这个系、这个家族于焉诞生了，开始茁长繁衍。郑公、杨牧都是长期旅居任教美国大学的教授，经常交游于欧、美、日的汉学界，学兼古今中西，视域广及玄黄；而王、颜二子虽半生安土重迁，却非守旧不化、坐井闭窟的陋士。授命在天，成事在人，我们就在这新时代，以新思维创建了东华中文系。课程保持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再加上新社会、新文化、新语文所新创的文学，洗净传统中文系的酱缸气，熔接中国文学古今新旧久已断裂的血脉。当时，欣欣然自信为可实现理想的盛事。
郑公性本温厚宽和，无意、无必、无固、无我，而常与人为善。他领导这个系的时候，已过耳顺之年，广阅人生，深体人性，更得通达的智慧。共事几年，我的观察体会，郑公完全不嗜权力的滋味，系务不论大小，从不专权独断，皆询众议而决。郑公长我十五岁，可以为师，可以为友；对我这个小老弟，郑公尊重如平辈。系务即使仓促不及开会，也必电话咨询：“崑阳呀，这事，你能不能提供些意见。”他这样尊重咨询我，当然也必同样尊重咨询更年轻的教授；然后整合众议，经由评估，做出最适当的决策。因此在他任上，全系和谐，未尝发生言语、行动的冲突。从郑公的行政风格，我常见贤而反观不贤：为什么总是有人抓到小如汽车驾驶的权力，就干得天怒人怨，众叛亲离？无他，私心自用而已。我因此就想到老子说：“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郑公似乎天生的老子，当然也是历练而来的老子。读书、历练所得何物？不过就是待人处事的智慧而已。
一个群体开创之初，除了客观建法立制之外，更务本的是开创主体精神文化，形成一种和乐共事的氛围。东华中文系开创之初，郑公不争而常怀辞让，杨牧、王文进都有六朝名士之风，不务利害。我虽然为学、处事严格，胸怀却也云淡风轻。创系之初，四老没有各怀私利，各成对立的山头，因此这个家族就形成一片“不争而辞让”的文化氛围。有任务各自主动承担，有权利分配则相互辞让，不争经费、不争排课、不争升等。
1996年，郑公六十三岁，从美国麻州大学亚洲语文学系提前退休，同时也辞掉台大日文系专任教授，应东华大学创校校长牟宗灿教授及人文社会学院院长王靖献（杨牧）教授的邀聘，转至东华大学创办中文系，并兼系主任。一直到2003年，七十岁，在同事与学生依依不舍、衷心祝福中荣退，与夫人冯秋鸿女士迁到桃园定居。东华大学七年，在他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并非停留最久的一站，却是最铭感于心的一站，因为创办了一个融合古典与现代的中文系，满载同事及学生的敬爱，洒脱地离去。我可以感受到，郑公身虽离去，心却留在东华，当作自己一生教育、学术事业最终的归宿。因此他将一万多册藏书捐给东华图书馆，至今犹以专柜典藏。他一生博涉群籍，兼通中日、古典与现代文学，其阅读、治学的轨迹就蕴含在那一柜柜亲沾手泽的图书中。
郑公生长在嘉义县民雄乡牛斗山村的贫农家庭。夫人曾生动描述他的童年，六七岁就得每天在晨曦未现时，赶着牛羊上山；牛羊自由吃草，他也捧着一本书自在阅读，这已不自觉地表现出“读书种子”的天性。山中无钟表，他就在山顶插一根竹竿，经过几天测试，在贴地的竿影上画个记号；当竿影缩短到记号处，就必须赶着牛羊下山回家而去上学了。这孩子从哪儿懂得日晷计时？或许远古时期，发现日晷计时的人，就是郑公这一类天生的聪明人，命中注定不会牧牛放羊过完一辈子。
郑公曾自述一生满是“偶然”。出生在贫穷的农村，就是偶然。第一次听到父亲念了一首古典诗“云淡风轻近午天”（程颢《偶成》），也是偶然，却深印在记忆中，或许就此埋下一颗文学的种子，也隐然若现文学的才情。1952年，他同时考上台大中文系、师范学院教育系、行政专科学校司法行政科。家贫，原已选择公费的师范学院，却因巧遇中学英文老师，带着他去见台大中文系主任台静农教授，甚得赏识，劝他读台大中文系。没钱注册、吃饭，再想办法，成绩优异可申请工读生，这也是偶然。大学时期，东方书局创办《东方少年》杂志，需求文稿。当时不少文稿都是翻译、改写日文。郑公在日据时期读到小学五年级，日文基础不错。任职《国语日报》的洪炎秋先生就介绍他为《东方少年》撰稿，开始练习翻译日文，也赚取稿费，解决生活问题，这也是偶然。从此，郑公就与日本文学结上不解之缘，曾经为毛子水、董作宾、胡适几位大学者翻译日文资料。后来，留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方学系，获得文学博士，因陈世骧教授推荐到柏克莱大学东方学系担任助理教授，主讲中国现代文学、日本汉学、明朝复古运动。博士毕业后，应聘到麻州大学亚洲语文学系专任副教授兼系主任。这一连串的际遇，都是偶然，不是刻意追求而得。串联所有偶然，就成为郑公一生的必然。
“偶然”的际遇是无法自主预期、掌控的命运，然而，偶然的际遇却都如此正向而美好，其实因，是由于郑公天生才性的表现，普得惜才师长的赏爱。他从中学开始就创作散文小说，大学时期翻译许多日本文学，表现出让人激赏的文学才华。而更重要的是他的性情温厚宽和，对个人的利害得失，从来与人无争；又不忮不求，凡事随缘而顺成，能有就好，何必强求更好才是好。我与郑公同事七年，从不曾见过他红着脸皮、粗着脖子、跳着脚、扯着嗓子，与人争吵。郑公天性就登老庄之堂；而刚烈如我，虽专业老庄，尽心修持，却犹坐廊庑之间。
郑公自谦是学术的“边际人”“杂而不精，一事无成”。其实人文之学本以博通文史哲为尚，然而在这人文学术过度狭窄专业化的时代，让我特别怀想郑公这样博涉广见，高怀通识的学者。我所了解，郑公对中国古典与现代文学、日本文学与汉学、中日比较文学、西方汉学都有很深厚的学养，每有创解，只是原著较少，译著较多。原著主要有硕士论文《中国桑树神话传说研究》、博士论文《永井荷风与中国文学传统》、《中国文学在日本》、《王次回诗集校注》；翻译日本汉学，有贝冢茂树《甲骨学概说》，小西甚一《日本文学史》，更重要的是吉川幸次郎《推移的悲哀——古诗十九首的主题》《元杂剧研究》《宋诗概说》《元明诗概说》等，很得吉川先生的赞赏。至于日本文学，早期翻译原田康子的畅销小说《挽歌》《轮唱》，森鸥外《鱼玄机：森鸥外历史小说选》等。他的译著评价甚高，屡获大奖。七十岁退休之后，没有闲着，译注松尾芭蕉《奥之细道》、作者不明的《平家物语》，皆费数年而竣工。完成这两部日本古典文学的译注，郑公已站在当代翻译文学的高峰。他曾自谦没有成为专门的翻译家。其实，以郑公质量俱高的译著，誉为翻译大家，谁曰不宜。
异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功力与学问不仅在本文能译得信雅达，同时也在随文注释的详确。这两部日本古典文学名著，《奥之细道》是十七世纪大诗人、被尊为“俳圣”的松尾芭蕉，记游日本北陆奥州、羽州的“俳句”经典之作，文体特殊。《平家物语》与《源氏物语》并称日本物语两大经典之作，乃是以平安朝末期的战争为主题的长篇历史小说。这两部经典作品都内含繁富的日本与中国古典文化、历史、地理与文学知识，详确的随文注释难度极高，而郑公却几于完善地做到了。尤其《奥之细道》，采用清简淡雅的文言文汉译，我初读时，真为郑公的译笔大发惊叹。我们可以选读第二章《启程》，可见一斑：
弥生下旬之七日，曙色朦胧中，残月微茫下，不二峰隐约可望，然上野、谷中之花稍，何时重见，思之怆然。知交而睦者，昨宵即来相聚，今晨乘舟相送。至名为千住之处，弃船上岸。遥想前途三千里，胸口为之郁塞。浮生梦幻耳，奈何而洒离别之泪。
春将去也。
枉教鸟啼婉转，
鱼目含泪。
且以此句为此行之破题，唯上路而踟蹰不前。众人并肩立于路上，盖欲目送至背影隐没而后已。
前序、后记都是文言散体，叙事抒情，译笔清简淡雅，真有明清小品的风格。中间四、六、四这三句，十四个汉字音节，乃俳句的正文。俳句在日文中，一般都是十七音节，汉译则有不同音节形式的选择。这十四音节乃是郑公几经推敲，所选定最适当的汉译音节形式。第一句“春将去也”点出晚春季节，是俳句规格必要的“季语”；接着“枉教鸟啼婉转，鱼目含泪”二句，以鸟啼鱼泣的意象，抒发岁月不居、春意消歇的伤感，很有唐诗小绝句的韵味。即使不对读原文，也知其信、达，仅就译笔文辞，就让人惊叹其如此之“雅”；而随文注释更见郑公对中日古典文化、历史、地理、文学之博识精通。《奥之细道》的汉译，郑公之后，能超越者目前还未出生。
人间万事终不免烟消云散。当年东华中文系大家族，外公杨牧、爷爷郑清茂都已辞世；而严父、慈母也早已年过古稀，退休离校。因缘聚散，有若是者焉，为之怅惘。然而，怀想郑公，兼及杨牧，斯人已远，典范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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