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李婧 2025-09-16 17:56 广东
“家庭友好型城市”并非提供无限的福利，而是精准回应家庭的需求。
▲ 一家四口在露营地玩耍。（视觉中国/图）
全文共5796字，阅读大约需要13分钟“家庭友好型城市”并非提供无限的福利，而是精准回应家庭的需求。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 **生育率下降与家庭需求：** 文章指出，中国生育率持续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一孩生育意愿尤为低迷，这与“生不起、养不起”的现实压力密切相关。因此，“家庭友好型城市”的核心在于精准回应家庭在生育、育儿、教育、养老等方面的具体痛点，而非泛泛的福利发放。
💰 **生育津贴与“长幼随学”：** 为了缓解家庭经济压力和育儿负担，各地正优化生育津贴发放流程，实现快速直达个人账户，减轻企业负担。同时，“长幼随学”政策通过解决多子女家庭入学分散的问题，节省家长的时间成本，提升家庭生活质量，间接鼓励生育。
🌍 **全球经验与本土实践：** 文章借鉴了挪威、丹麦等国家在促进性别平等与家庭支持方面的经验，以及新加坡的住房政策和德国、荷兰在空间改造与参与式设计上的创新。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打破部门壁垒、优化“15分钟生活圈”以及培育家庭友好社会共识等建议，以构建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家庭友好型城市。
原创 李婧 2025-09-16 17:56 广东
“家庭友好型城市”并非提供无限的福利，而是精准回应家庭的需求。
▲ 一家四口在露营地玩耍。（视觉中国/图）
文｜南方周末研究员 李婧
南方周末实习生 阚泽宇责任编辑｜戴春晨
清晨7点的早高峰，北京的李女士骑着电动车在中关村的车流中穿梭。她得先送老大去五公里外的小学，再折返三公里送老二到幼儿园，最后赶在9点前打卡上班。这种为子女教育奔波的日常，正在成为千万多子女家庭的生活缩影。
国际知名城市规划学家扬・盖尔在《交往与空间》中指出：“当我们谈论街道活力时，更多指向咖啡馆外的社交人群而非追逐嬉戏的孩童；当规划师计算步行指数时，鲜少将幼儿园到社区公园的安全路径纳入核心参数。”
如他所指，在这场关于城市未来的讨论中，有孩或多孩家庭长期被忽略。当我们将家庭需求置于城市设计的原点，追问“城市需要为家庭提供什么”时，我们将触及包容性增长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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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国家统计局等权威机构发布的调查数据，能大致了解这3年生育率的走势。
总和生育率是指平均每对夫妇生育的子女数，国际上通常以2.1作为人口世代更替的水平，即考虑到死亡风险，平均每对夫妇大约需要生育2.1个孩子，才能让出生与死亡逐渐趋于均衡。
目前，我国这一数据已连续三年低于国际公认的“低生育率陷阱”警戒线1.5。
另一边，2024年年末，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出生人口数据打破了连续七年的下滑态势。954万的出生人口较2023年增加52万，实现了七年来的首次回升。
分区域看，人口最多的省份中，广东、河南、山东、四川、河北、江苏、广西、贵州、浙江、云南位列前十。这10个省份的出生人口总数，占全国出生人口比重高达 58.6%，近乎撑起了全国出生人口的六成天下。
从广东连续七年蝉联“生育第一大省”到上海户籍人口 0.72 的超低生育率，从湖北天门 17% 的出生人口增幅到东北三省持续的人口外流，中国生育版图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图景。
广东人愿意生，但放眼全国，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广东。
部分省份及地区生育的暖意难掩整体的冷峻，一孩生育率仍处于低位。与 2016 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初期相比，2024 年全国一孩占比已下降近 20 个百分点，年轻群体的初育意愿前所未有地低迷。
根据历年的《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08年中国的一孩生育率曾高达1.0左右，2009年一孩生育率仍然达到0.921。然而，2022年一孩生育率为0.610，2023年骤降至0.509，降幅超过16%。
不止于此，总和生育率仍在1.02的低位徘徊，较2022年、2023年变动微乎其微。
“生不起，养不起”成了诸多适龄生育家庭的感叹。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分析报告指出，一孩生育率下降主要受两大因素影响：一是25-29岁的生育旺盛期人群选择推迟生育，导致该年龄段的生育率逐年下降；二是不婚不育、优生优育的观念在年轻群体中扩散，2024年全国结婚登记数较2021年下降12.3%。
同时，上述分析报告指出，晚婚群体面临更短的生育窗口期，不仅一孩生育推迟，更压缩了多孩生育的可能性，形成 “越晚育越少育”的恶性循环。
值得注意的是，与一孩生育的颓势形成对比的是，在政策激励与文化传统的双重作用下，部分地区展现出较强的多孩生育韧性。
2023年的二孩生育率从2022年的0.315小幅回升至0.371，三孩及以上的生育率则连续两年稳定在0.127。2024年的全国出生人口中，二孩及以上的占比已达48.3%，较2022年提升5.6个百分点。
广西壮族自治区2023年的三孩及以上出生人口占比高达 26.29%，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10 个百分点以上。
这种区域差异在长三角地区更为微妙：江苏省二孩比例达到 25.91%，浙江省则为 33.22%，而安徽省的多孩家庭占比在长三角地区最高，反映出经济发展水平与生育意愿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王萍萍指出，这一变化与各地生育支持政策逐渐落实密切相关，政策红利在多孩家庭中得到更明显地释放。
生育数据的结构性矛盾还体现在年龄维度上。上海市户籍女性平均初育年龄已达31.81岁，平均生育年龄 32.58岁，晚婚晚育成为普遍现象；而广西、贵州等西部省份的生育高峰仍集中在 25-29 岁年龄段，初育年龄比东部发达地区早 2-3 年。
另外，流动人口也正在重塑区域生育格局。广东省 2024 年常住人口增加 74 万，外来人口净流入 27 万，庞大的育龄人口基数成为支撑其高出生人口的重要因素。
上海市的数据更能说明问题：户籍人口三孩率仅 1.7%，而流动人口三孩率达到 6.9%，显示出不同户籍群体在生育行为上的显著差异。这种差异既反映了文化观念的碰撞，也体现了公共服务供给的户籍壁垒对生育决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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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问题是显而易见的。
就业是家庭收入的来源，但许多家庭面临“工作与家庭难平衡”的困境；女性因生育、育儿面临就业歧视，男性因养家压力不敢休育儿假，家庭照顾者因长期脱离职场难以回归；择校难、课外培训贵、学业压力大，让许多家庭不敢生育多子女。
所谓“家庭友好型城市”，并不是发发补贴、修修公园这么简单。它应围绕家庭从组建、生育、育儿到教育、养老的全生命周期，针对不同的家庭结构构建一个“减负担、强保障、优体验”的系统。
在家庭友好型城市的构建中，部分实施精准生育政策的城市出现了“洼地效应”。
从生育津贴直接到账，到“长幼随学”破解教育痛点的实践探索，一场关于“家庭友好型城市”的变革正在重塑城市与人的关系。
郑州的王女士至今记得生老大时申领生育津贴的波折：往社保局跑了三趟才交齐材料，催了单位财务室五遍才拿到钱，等资金到账时，孩子的满月酒都办完了。
生育津贴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还要解决“到账快不快”的问题。
“那笔钱像隔靴搔痒，最需要的时候没赶上。”这种通过单位中转的发放模式，曾让无数妈妈陷入困境。资金要经过企业转手，少则三周多则两月才能到账，碰上企业资金紧张，还可能被拖延。
2024年以来，这样的情况正在改变。全国超六成的统筹地区已经实现生育津贴直达个人账户，重庆、杭州等地通过医保电子凭证核验、住院数据自动对接，把到账时间压缩到了2-3个工作日。
从往返跑腿申请到出院即到账，这种变革的价值远不止“快”这么简单。
一笔生育津贴的即时到账，让权益真正回到妈妈们的手中。跳过企业中间环节，资金直接进入个人账户，也从根本上消除了中间风险。以前垫付产假工资占用企业的流动资金，现在直接到账，减轻企业负担，实现了双赢。
这种双赢模式的覆盖范围越来越广。国家医保局的官网信息显示，截至目前，江西、浙江、天津、贵州全省（市）以及河南、山东等部分统筹地区已开展将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同步纳入生育保险的实践探索。
这意味着，生育津贴不再是“正规”就业人群的专属福利，越来越多处于不同就业状态的女性都能享受到这份保障。
山东、湖北、广东等地则采取了不同做法，规定灵活就业人员无需缴纳生育保险费，虽不能享受生育津贴待遇，但可以获得生育医疗待遇，保障了最基本的生育医疗需求。
1月1日起，成都市也将领取失业金期间的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由失业保险经办机构代缴生育保险费，所需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个人无需缴费。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保局等17部门曾在相关指导意见中明确要求，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含生育保险费），保障其生育权益，所需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列支。
目前，各地正按照国家规定积极贯彻落实这一要求，越来越多失业期间生育的女性有望得到生育保险的有力支持。经济支持来得又快又稳，家庭应对生育成本的底气足了，女性在工作与育儿之间才能更从容地找到平衡。
生而后育，哪些政策给多孩家庭的育儿松绑？
“长幼随学”便是解决前文北京李女士所面临困境的一种办法。
▲ 孩子们正在上校车。（视觉中国/图）
在学区划分比较固定的城市里，一般实行“就近入学”的政策，但多子女家庭常常面临“子女分处多校”的难题。全国政协的调研显示，有近三成多子女家庭因为孩子上学的地方太分散，父母一方不得不减少工作时间，平均每天要多花1.5～2小时在路上。
2024年秋季开学，与李女士有着相似问题的杭州林女士的生活迎来了转机。杭州上城区推出“长幼随学”政策，她顺利地给弟弟办了转学，让姐弟俩在同一所学校读书。“现在早上送一次就够了，傍晚接孩子时，总能看到姐姐牵着弟弟的手出来，那画面比省下来的两小时更珍贵。”
让兄弟姐妹一起长大的政策，正在浙江、安徽、江西等地慢慢推广开来，而它的推行，恰恰是对生育津贴等经济支持政策的有效补充。
那么，长幼随学一定要“幼随长”吗？针对家长的这一实际需求，作为浙江省最早探索“长幼随学”政策的先行区域，杭州市上城区教育局在政策正式实施前，开展了深入调研和可行性论证，创新性地制定了三条实施路径：“幼随长”“长随幼”及“长幼同调”，实现了辖区内中小学、幼儿园的全覆盖，为不同家庭提供了灵活多样的选择方案，切实减轻了家长的接送负担。
据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发布的2024年57城市民待遇榜单，杭州的教育得分排名位列全国第八，小学生师比达17.4，中学生师比达11.8，均处于全国领先水平。这一优质、均衡的教育生态，为长幼随学政策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坚实的师资保障。
杭州上城区教育局的数据显示，该政策实施后，辖区内二孩、三孩的生育登记数较政策前有一定增长。更显著的变化是家长时间成本的节约。采访得知，子女同校后，受访家长平均每天节省接送时间约1～2小时 。
这种“非金钱补贴”的政策工具，通过改善家庭生活质量间接提升了生育意愿。当家庭在时间成本上的压力得到缓解，经济补贴才能更充分地发挥作用。
杭州上城区“长幼随学”的实践表明：在经济发达地区，当家庭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时间成本和服务质量对生育决策的影响可能超过现金补贴。这种用服务换生育的模式，为高成本城市探索生育支持政策提供了新思路。
除了杭州，从各地的实践来看，长幼随学政策入学更灵活、公平性更有保障、办事更方便。部分城市的入学登记系统实现了省级数据共享，把入学、转学的审核时间压缩到了两周以内，家长只要带户口簿等核心证件就行，不用再跑断腿。
这些政策的深层价值，在于让教育公平不只是机会均等，更能包容不同家庭的实际需求。
总的来看，生育津贴与长幼随学政策的配合达到“1+1＞2”的效果，来自经济与时间两个方面的相互配合。生育津贴及时到账，缓解了产后家庭的经济压力；子女同校，减少了无效的奔波。
这两样加起来，让家庭能把省下来的钱和时间用在更需要的地方。
除了孩子，许多家庭还面临“上有老，下有小”的双重照护压力。中青年既要育儿，又要照顾老人，精力和经济负担沉重。
上海和江苏南通对长护险的探索与实践值得借鉴。两地构建“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养老体系，减轻了家庭养老的压力，同时可以营造代际互助的氛围。
政策与生育、教育支持相互配合，形成了覆盖家庭全周期的保障链。城市治理的温度，往往就体现在政策的配套性上。
根据相关信息梳理，我国各城市均有因地制宜的政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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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政策协同形成长效机制，还需要借鉴全球经验。放眼世界，很多城市在建设家庭友好型城市方面已经走得很远，它们的经验能给我们不少启发。
这些城市的做法，早已超越了单一政策的层面，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治理思路，值得借鉴。
北欧国家是这方面的佼佼者，它们用“高福利+强平等”的模式树立了标杆。在挪威，新爸爸们必须休满14周的产假，这个假期还不能转给妈妈。政府甚至会向育儿家庭表明，不休满假期，就拿不到全额育儿补贴。这种“强制平等”的设计，让挪威女性就业率达到75%的同时，生育率还能稳居欧洲前列。
在丹麦，每个2-6岁的孩子都能进普惠托育机构，费用不超过家庭收入的15%，妈妈们不用担心“带娃就会失业”。这种将性别平等与家庭支持深度融合的制度设计，对我国平衡职场与家庭关系具有重要启示。
如果你想和父母住得近一点，新加坡的组屋政策特别值得一提。它通过“住房+社区”的设计，巧妙地推动了代际互助。政府发放最高4万新元的购房补贴，组屋的底层往往被改造成育儿中心和老年活动站，奶奶送完孙子上幼儿园，转身就能去隔壁跳广场舞。
这种空间上的亲近，让代际互助从道德倡导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65岁以上老人参与孙辈照料的比例超过五成，大大减轻了核心家庭的育儿压力。
德国的柔性更新和荷兰的参与式设计，给我们提供了空间治理的好例子。柏林夏洛滕堡区把上世纪的老公寓改造成“育儿友好单元”：换了隔音窗户挡住街道噪声，加了嵌入式储物柜放下婴儿车，楼下的小广场还加装了安全护栏。最贴心的是，政府视情况补贴30%的改造费用，让低收入家庭也能负担得起。
荷兰代尔夫特的“儿童丝带”计划更有创意，城市用彩色胶带在地面标出“安全路线”，从家到学校的沿途，车道被压缩，人行道被拓宽，还嵌了沙坑和攀爬墙。孩子们可以沿着丝带自己上学，家长站在阳台就能看到他们的身影。这些做法表明，通过精细化改造，存量空间也能大幅提升家庭友好度。
借鉴全球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建设家庭友好型城市还需要破解不少难题。
目前，在中西部一些地区，生育津贴发放还在用纸质材料，效率不高；流动人口家庭想享受“长幼随学”，常常会被户籍卡住；热点城市的学位资源紧张，让政策执行起来有点“僧多粥少”的感觉。要破解这些难题，需要更系统的思维。
在制度层面，得打破职能部门之间的壁垒。医疗、教育、住建这些部门的数据要能互通，让家庭不用在不同部门之间重复证明“我是我”。北京的学位统筹机制、厦门的托位储备制度，都是资源弹性调配的好尝试，值得推广。实现跨部门协同，才能避免政策碎片化，形成治理合力。
在空间层面，要让“15分钟生活圈”更适合家庭生活。温哥华要求新建社区必须在800米内配套托育、学校、医疗设施，从源头减少通勤的麻烦；我国部分城市采用“一米高度”来设计儿童友好的公共空间，这些都说明通过精细化改造，现有的空间也能大幅提升家庭友好度。
在文化层面，要慢慢培育家庭友好的社会共识。这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共同努力，营造尊重家庭、支持生育的文化氛围。
一座真正的家庭友好型城市，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它不仅关乎人口数据的变化，更关乎每个普通人对幸福的朴素向往。它并非提供无限的福利，而是精准回应家庭的需求。
在低生育成为全球性挑战的背景下，家庭在“生、育、养、教、住、业”中的现实痛点亟须破解。即便人口红利消失，也能让年轻夫妇敢生、能养，让孩子们在笑声中长大，这样的城市，无论在何种竞争中，都注定能保持长久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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